“我就是这块土壤里边的一粒种子，最后我得回到这块土壤。”
30年间，她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游历了世界五大洲之后，再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命运似乎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画了一个圈，但是一个信念让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弱女子的命运，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她的信念面前，所有的人都会被点燃。她把自己视为草根，她把信念称为公民社会。
1998年7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在广西桂林七星公园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凉亭中，克林顿与中国7位环保人士座谈。最后发言的是“地球村”的创建者廖晓义，她的第一句话就让克林顿为之侧目：“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耗大量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中国不能重复你们的错误，比如说太多的私家车、空调、一次性制品。”她的话音刚落，克林顿下意识地拧开手中的笔，在证实手中的笔不是一次性产品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又伏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
廖晓义阐述第二点：“现在中国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环境法规少，而在于执法不力。执法不力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以社区为基础的监督执法机制。”见克林顿点头，廖晓义三转话题：“美国对中国环保方面的经济支持远远落后于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不久中国在环境方面将会有大的变革。如果美国不愿放弃这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环境的机会，你们现在就必须有所行动了。”
克林顿即刻表态：“我同意。美国国会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予充分援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回国后，将把你所说的话传达给更多的人。”
坐在前排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带头鼓起掌来，这是整个圆桌会议唯一的一次鼓掌。
演讲结束，廖晓义将她主编的《儿童环保行为规范》递给克林顿。美国总统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本图文并茂的画册，大加赞赏，并欣然题词：“致北京‘地球村’，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做出的出色工作——比尔·克林顿”。
那天，克林顿在七星岩的青山秀水间作完访华的最后一次讲演，大步走下讲坛，突然间大声呼喊廖晓义的英文名字：“雪瑞……雪瑞……”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雪瑞，再一次谢谢你。”过了一会儿，美方邀请廖晓义等7人与总统乘船同游漓江。事后，一名随团访华的美国记者风趣地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被一位东方女性的才华、学识和睿智倾倒了……”
回首那段时光，廖晓义认为这是她的幸运
在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有一座3000年悠久历史的城市：重庆。重庆位于四川盆地，四周环山，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被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所环绕。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因此重庆被称为“山城”。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致使重庆多雾，年均雾日104天。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年均雾日只有94天，而“远东雾都”的日本东京也只有55天！因此，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重庆春夏之交又多雨，夜雨尤甚，因此又有“巴山夜雨”之说。
坐拥大江大河，加上地处盆地，重庆气候以多雾、潮湿、炎热居多。为祛湿起见，重庆人便钟情于麻辣火锅：以热抗热，以热除湿，以热驱寒，求得一身爽快，乐在其中。这里的火锅在餐饮规模、民俗风情、文化积淀等方面均属全国一流，重庆又被誉为中国“火锅之都”。酷爱火锅的重庆人，性格变得火辣、爽快、坚韧、顽强。
同时，由于千百年来处于大山大川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让重庆人又练就了一种勇猛、彪悍和大义凛然的性格。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则是红岩精神，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胜利前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从渣滓洞到白公馆，震撼人心的狱中斗争、城市地下党的活动以及农村的武装斗争，向我们诠释了红岩精神的坚毅不屈！以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为代表的红岩志士在山城即将解放前夕从容就义，无怨无悔……
卢光特是那场生死较量中的幸存者。他1921年出生在川东巫溪县，初中毕业后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在川东起义中幸免于难，后来成为江姐的上级。按川东临委的指示，发动多次起义……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他乘坐第一艘江轮渡江，代表地下党与刘邓大军的前线指挥员接头，迎接解放军入城，从此结束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全国解放后，卢光特被调往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并于1953年与14岁就参加革命的才女廖宣敏结为连理。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廖宣敏家在南川农村，从小就想读书。因家贫，而且那时没有女孩上学的传统，廖宣敏只能借着给哥哥送饭的机会，到学堂偷着听课。后来，她开始绝食，要求上学。她妈妈吓坏了，只好送她去读书。廖宣敏读书极刻苦，成绩也尤为突出，还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以至于她们中学老师想要培养她做“丁玲第二”。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廖宣敏毅然放弃学业，中断了文学青年梦，带着满腔的革命理想和激情，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被安排到西南妇联工作。有一次，廖宣敏下乡调查，瞒着领导，不顾自己正怀有身孕，竟一个人爬过二郎山！后来领导知道了，哭笑不得。
女儿生下后，廖宣敏给她取了个有些男孩儿味道的名字：廖晓义，希望女儿可以明晓革命道义。这个在娘胎里上了一次二郎山的女孩儿，从此就注定了要强的性格。刚刚懂事儿，就要看管两个弟弟，还要做家务，却从不抱怨。那时，爸爸天天不回家；妈妈呢，一旦回家，总要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读。
有一天，廖宣敏凌晨三点就起来看书。廖晓义慢慢爬起来，问她在看什么书，廖宣敏让她快睡觉，小孩子不要多问。但廖晓义非要知道不可，廖宣敏便告诉女儿说：“这是外国人写的书，叫《资本论》……”
廖晓义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她家住在长安汽车厂厂区，那个地方属于城乡结合部，背后是一片山。她经常抱着弟弟，和小伙伴们到山里玩耍。那里有一大片菜地，地里种着茄子、辣椒，周围还有些树木，很安静。她无法想到，这样美好的日子是那么短暂，伴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结束了！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由于中共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造成了严重后果。
卢光特是这55万人中的一员。作为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他只因为写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与麻雀》的文章，遂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老家进行劳动改造。对丈夫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廖宣敏措手不及，内心充满了矛盾。最后，她心中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热情占据上风，作出了和卢光特离婚的决定。
看到整天都在忙工作、忙革命的妹妹带着三个孩子太难，廖宣敏的哥哥便把廖晓义接到他家里。从3岁到8岁，廖晓义每天都跟着外婆到菜地玩。外婆栽种着各种蔬菜，她就蹦跳着玩耍。广阔的田野、花草树木、涓涓细流，让她觉得大自然真美！
该上学了，廖宣敏便把女儿从外婆家接回来。每天早上起来，廖宣敏照样阅读《资本论》；到了6点钟，就把三个孩子叫醒，喊着一二三四，做早操。对于孩子们的学习，廖宣敏一直严格要求，从不放松。
廖晓义印象最深的是她8岁那年，廖宣敏让她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她咬着笔杆晃来晃去，始终没有头绪，于是就对着正在烧饭的妈妈说：“下次再写吧。”廖宣敏不让步，坚决要女儿写完日记。或许，廖晓义永远都不会想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养成了写笔记、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今天都没放弃！她说，感谢妈妈让她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让她学会了观察和思考，并且保持着内心世界的充实。
由于妈妈太忙，10岁的廖晓义就开始“当家”。她要洗衣服、买菜、做饭，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弟弟的学习。她姨妈、舅舅经常会送过来一些玉米糊糊、大米，还有地瓜，廖晓义早已知道关心别人：她自己少吃，让妈妈和弟弟多吃点。
每天上学，廖晓义都要走很远的路，翻过她家门前那座山，还要爬上那道坎。放学回来她喜欢去种茄子、辣椒，用铁丝搓树叶回来烧火。她家门前不远，有一个大操场，旁边有个游泳池、人工溜冰场和小篮球场。廖晓义喜欢和男生一起打篮球，很享受那种激烈的身体对抗，刮风下雨也不间断。
留给廖晓义少年时代幸福回忆的，还有坐渡船。那时候，廖宣敏经常要坐渡船到市里学习。到了周末，廖晓义就到妈妈那儿去，要坐渡船过嘉陵江。有一次，廖晓义加入少先队了，特别高兴。她穿着一条红色背带裤，系着红领巾，看见妈妈在江的对面等她，激动不已。她坐在渡船上，心底乐开了花。山城倒影映在水面上，好美呀，看都看不够。她摇晃着小脑袋，一会儿看水；一会儿看山，一会儿看妈妈，一会儿看船工掌舵、扳桡、执篙、拉纤，和着川江号子激流在险滩中，一往直前。这种乐观和进取精神，在廖晓义幼小的心灵里激荡着一股豪情！
然而，幸福时光因“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戛然而止。1966年，廖晓义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就在这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学校一直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中。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达到了1600多万人，1/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1971年，17岁的廖晓义踏上了远去云南的火车，成为当时全国16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她被分到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修配厂生产橡胶凝固槽，工作是钳工，给钻床打洞。起初，还很有兴趣，觉得挺新鲜，但天天都如此，难免枯燥。于是，空闲时她就给《云南日报》投稿。经常是半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散文、诗歌，又联合几个知识青年一起搞了个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些年轻人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廖晓义在云南一待就是3年。每天都接触泥土、阳光，接触工人、农民，接触一些最本真、最质朴的人，还负责给厂里职工讲授《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这一切都让廖晓义觉得满足。机会总是眷顾生活中的强者。1974年，在廖晓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悄然到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开始重新招生。但这时招生办法不再是考试录取，而是进行推荐。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经过推荐后直接进入大学，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虽然此时的廖晓义仍然是“右派分子”的女儿，但由于在插队期间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她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学习。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能圆大学梦，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学习、读书，廖晓义欣喜至极！那时，上课内容多样化：学农、学工、学军，丰富多彩。学农时，会拿着锄头，又背着赤脚医生的药箱在田坎上走；学军时，借来军装穿上，拿着枪，很神气。廖晓义还借来一个相机，到山野上照相。因为不考试，这给廖晓义很多自由阅读和玩的空间，让她浓郁的激情和革命理想得以完整保留，若干年后，这些珍贵的品质大放异彩。
她觉得长大了，能够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这一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显示出独特的气息。尤其是在年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个全新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教育界，最重大的事件当属高考的全面恢复。尽管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然而全国性高考的正式恢复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涌向刚刚重开大门的大学。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