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点乡的燎原社干部，以前去乡里区里开会都是坐在前排，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现在不行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灯光很暗的地方，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谁都怕别人那种仿佛自己身上带着致命病毒的异样眼神。所以燎原社干部一接到开会通知就害怕，开会坐门口，不等散会就先走。
后来，在一位省委领导视察前，县委布置每一个机关干部一个晚上必须写三张大字报来揭发包产到户，一夜之间，满城尽是大字报，空气肃杀。一面墙上有关于戴洁天的一幅漫画：一个青面獠牙，头上长角，披着虎皮，后露狼尾，手持利剑的怪物，样子非常可怕。许多人说他是混进温州革命队伍里头的反革命。
有一位干部也写大字报，却秉笔直言，认为包产到户不该算戴洁天一个人的账。结果捅了马蜂窝，许多大字报大骂这位干部是戴洁天的干将，是马前卒，整得那位干部十分狼狈，以后再没有人敢为戴洁天说话。
省委领导到了永嘉一看，大为震惊，指示严厉处理。县里组织人开会批判戴洁天，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分田单干。之后又大挖他的历史问题，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计划、步骤、集团。
然而，戴洁天有温州人的倔强，他认为自己没错，建立责任制是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一遍遍地在心中暗诵着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相信党和人民会“实事求是最终了解我”。人无私便无畏，于是他的态度在某些有心人的眼中便成了“麻木不仁”或者“顽固不化”。
其实，1956年试验包产到户的除了永嘉外，还有安徽芜湖、四川江津等地。但是在一个县范围内进行如此有组织、有计划、成系统的试验，并形成一系列的经验和结论，实属少见。那么，与之相应，对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处理之严厉也是少见的。
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燎原社的大胆尝试走到了终点。戴洁天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这段历程，戴洁天以愤懑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心声：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众矢集孤的，千锤铸大冤！心瘁志难夺，身单胆未寒。夜阑望北斗，几度击栏杆。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
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1958年的永嘉县，许多人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其中就有陈小梅——戴洁天的爱人。在严酷的风雨中，许多人面前都摆着两种可以预见结局的选择。陈小梅也是如此。
当时，永嘉县划为右派、反革命的干部大概有100来人，基本上都离婚了。为了生存，“大难临头各自飞”似乎成了常态。作为“天”字号“大右派”、“反革命”的爱人，陈小梅面对着无形却重逾泰山的压力。单位领导旁敲侧击地对她说这种状况很难维持下去，宣传部长是一个女同志，追着问陈小梅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家里的一些亲戚也做她的工作，要她离婚，一来免得被生活的重担和旁人歧视的眼神压垮，二来也免得连累亲朋。
陈小梅却难以割舍早已融入血脉的情感。两人初相见仿佛就在昨天，相识、相知、相爱的一幕幕如电影般一遍遍地闪过她的脑海。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上天赐予的缘分。1954年，戴洁天是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陈小梅刚满21岁，是县里的文化干部。两人就是在燎原社初相识。
初相见便是惊艳。50多年后，一说起这段往事，戴洁天的第一个记忆还是陈小梅的两条大辫子，一直垂到腰间。其实，陈小梅的外号就叫“长辫子”。当时的陈小梅天真、活泼。她早在见到戴洁天之前，就知道他是永嘉县唯一的大学生，而且有下笔成章的才名。陈小梅一见之后，深为折服，于是郎才女貌的故事自自然然地发生了。
两个年轻人相识在燎原，相爱在燎原，结婚也在燎原。如今，戴家还保存着他们那张结婚照，黑白照片上有岁月赋予的无尽沧桑，照片上书生意气的年轻人和长辫子的姑娘却分外青春、浪漫。残酷而公正的历史同时也赋予了这张照片一种坚贞与忠诚，一种对于爱情和理想的执著。戴洁天曾以简练的笔触写过四个字“爱在燎原”，这其中既有对这一世深情的描述，也包含着他与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实践之间那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1958年，大难临头，陈小梅心中却张扬着不被祝福的爱，她还分辨不出戴洁天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错，但她相信戴洁天“是个好人”，她狠不下心来独善其身。此时，陈小梅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她的母亲。陈母坚定地说：“绝对不要离婚，一个人掉到河里去了，你再拿一根竹竿戳下去，这样做不行、不好。一旦离婚，一戳下去，他就没有奔头了，没有希望了。”
其实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了戴洁天。在戴洁天对之抱有无限情感的农村，人们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同情。这一年3月，戴洁天以戴罪之身，被派到另一个乡村工作。在那里，从村干部到村民，大家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与他交往，虽没有特别的殷勤，却也绝没有歧视。这让戴洁天疲惫沮丧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还帮助建设了全县第一座大型沼气池组，实现了沼气发电。有人建议在那里开个现场会，传授经验。可是，当县里一查此事与戴洁天有关，马上压了下来。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县里突然深夜电召戴洁天回城。第二天一早，民警送来了法院判决书。那上面的语言风刀霜剑般将戴洁天打入了另册：“被告自混入革命队伍以来，坚持反动立场，特别是在1956年利用职权便利，在三溪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县委已两次向被告提出批评，而被告拒不接受……”
戴洁天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管制劳动三年。“双开除”（开除政籍、团籍）和“两顶帽”（右派、反革命）如钢丝拧成的锁链将戴洁天牢牢捆绑，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支持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剥夺党内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也被划为右派。
此后，永嘉县规定，凡是燎原社的干部，今后一律不准提拔，到过燎原社的干部要记上一笔账。直到20年后，当小岗村的人们开始了类似的实践，包产到户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戴洁天和燎原社的人们才走出了历史的遗憾。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判决时间比送达时间早了20天，已过上诉期限，戴洁天沉重地按下指印，然后被两位民警押送回老家瑞安去执行三年的管制劳动。临走之前，明令不许带走任何书籍文件。戴洁天连传家宝——孙诒让的手书都没带，却趁民警不备，把已经整理好的包产到户的一些原始材料塞到被子里头带走。因为那是他的心血，实在丢不下。
那一天，陈小梅不敢相送，也不愿用悲凉的哭泣让戴洁天柔肠寸断。倒是只有4岁的女儿一路跟在父亲后面，一边蹒跚地追随戴洁天的脚步，一边哭泣，还不停地问：“爸爸你去哪里，爸爸你去哪里？”
直到戴洁天上了轮船，船至江心，还可以听到女儿的哭声和叫声。戴洁天不忍回头看，只能目视前方，却全然意识不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这个家庭被生生地拆散了。
民警将戴洁天押到瑞安县白门乡，再由民兵押赴下川村。下川村连夜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他是“混入革命队伍，恩将仇报破坏合作化的阶级敌人”，“只许老老实实种田，不许乱说乱动”。如果晚上偷看一下书报，有人会说“阶级敌人窥测方向”。
回到瑞安老家的戴洁天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他被取消了一切与城市有关的待遇，比如工资、福利等，没有一分钱的生活补贴。因为当时农村劳动实行工分制，工分制又注重政治评分。以戴洁天的政治问题他只能评4分半，比妇女半劳力还低半分。戴洁天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折磨。
戴洁天每天都是很早摸着黑起身劳作，擦着黑回家。劳作期间，其他人会偷偷躲到稻草堆里休息一会。他却从来不敢，因为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如果他也钻稻草堆，那就出了不得了的大事，人们会以为他这个“阶级敌人”在搞什么阴谋。他只能在防范的眼神里，日复一日、一刻不停地劳动着。
刚开始戴洁天只是感觉到腿酸脚痛，到了后来腿都麻木了，感觉不是自己的了。睡觉的时候，要用双手把腿搬到床上去。戴洁天非常劳累疲倦，有时候他吃着饭，端着饭碗就睡着了。
那个时候，陪伴着戴洁天的宝贝，除了秘密藏匿起来的包产到户资料，还有一条扁担，它陪伴戴洁天劳动了22年，是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农民的见证。他曾千万次地用它进行繁重的劳动，也曾偷偷倚着它歇歇腿脚。
0除了肢体的痛苦，还有肠胃对戴洁天的折磨。因为工分低，口粮少，他只能靠采集一些诸如饲料、野荷茎和别人扔的蕉耦来充饥。戴洁天曾经在畜牧场看到煮得热腾腾的猪食，竟垂涎三尺。后来，陈小梅托人带给他5斤粮票。他在深夜向食堂管理员请求以粮票换10斤粗糠。那位食堂管理员看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没要他的粮票，给他了一袋粗糠。直到如今，说起那段往事，戴洁天总是用“雪中送炭”来形容那个好人。
戴洁天的勤劳让他渐渐融入了人们中间，人们从这个老老实实、勤劳工作的“读书人”身上，感觉不到“阶级敌人”、“坏人”这些词所包含的险恶味道。人们同情戴洁天的艰难和困窘，也发现他的健康状况的确没法在饥饿中长期坚持高强度的劳作，于是将他调去畜牧场，负责养猪养兔。但是没过多久，一位前来检查的领导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向公社提意见，右派、反革命怎么可以当饲养员？于是戴洁天又被赶回了田地。
历史的天空布满阴霾，戴洁天一家的辛酸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个案。在岁月的阴影里，瓯江上的渡船见证了一段不离不弃的感情。
戴洁天有时会坐夜里的轮船到家里去看看陈小梅和孩子们，不敢跟邻居甚至亲友见面，后来他形容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而陈小梅每次突然看到戴洁天，就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高兴得不得了。
陈小梅有时候也偷偷坐船去看戴洁天。看到他脏得不得了，当饲养员的时候，被子里全是跳蚤，不敢盖身上。但陈小梅只要有时间，还是安排好孩子们，披星戴月偷偷去看他。瓯江的风陪伴着陈小梅的探夫路，一次一次，风也因她的期待而急切，因她的关怀而温暖。陈小梅给了戴洁天很大的支持，戴洁天在最艰难的日子能够挺过来，能够熬下去，对于渡船的期待是一个重要原因。瓯江上的渡船仿佛载的不仅仅是陈小梅，而是生活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
1963年，就在往返瓯江的过程中，他们有了最后一个孩子。陈小梅在医院里生产，戴洁天抽个空，向队长请了半天假去看她。陈小梅当时已经生下孩子好几天了。戴洁天到了陈小梅的病房门口，想喘口气再进去，结果一坐下来，疲劳至极的他就睡着了，结果被陈小梅数落了一顿。这也让陈小梅更加心疼丈夫，她为小儿子取名陈坚，就是希望戴洁天坚持、坚强。
除了妻子的不离不弃，让戴洁天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来自于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他在60年代初曾再见到原县委书记李桂茂，说起往事，李桂茂不胜欷歔。而戴洁天则因为多年深入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越发认定自己当年的作为是正确的，中国农村“迫切需要责任制”，当年的探索对于中国农村是有价值的。李桂茂则让戴洁天耐心等待，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一天。
其实，李桂茂当时还保存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总结》，即使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挂牌揪斗，仍将这份总结交给爱人，转移到她的工作单位秘藏起来。李云河虽然从县委副书记变成了食堂“工作人员”，却仍利用空闲时间写了10万多字的文章，论证包产到户的可行性。
对戴洁天来说，22年的扁担生涯里，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着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支持着他。
53年之后，那些记录包产到户材料的纸张已渐渐发黄，字迹也不那么清晰了。多年来，戴洁天一直随身保存着这些材料，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53年里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们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