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又听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颇具文学色彩的演讲：“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让我们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由此成为了中关村新时代的关键词。
1978年，计算所已经成立整整22年，规模已经扩展到1500人。从这座研究所走出去了很多人，他们在上海、西安、武汉、成都和沈阳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队伍。
那时候，国外的学者逐渐开始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计算所，不断有国外的先进技术讲座举办。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得以了解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这一时期，学外语的风气大大高涨，大家都在争取出国做访问学者，开阔眼界，学术气氛迅速活跃了起来。
柳传志记得，那时陈景润和他在一个办公楼，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作为典型被特别树立起来，他是在生活上极度不注意小节、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样树立起来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气，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身边人的状态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饱满，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资料。计算所开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谓新成果就是机械。柳传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如磁记录器、输入输出设备之类，柳传志是做磁记录器电子线路部分的。
计算所的主要研制任务仍然是“国家任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去过问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机上铆足了劲儿。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在着手的为期8年的“757工程”，已经是旧体制下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计划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现实却让计算所的人员陷入苦闷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一直依靠国家拨款的中国科学院，9万员工，每年3亿支出，而科研成果却很少能付诸实践，或者说转换成那时的人们还很陌生的“经济效益”。战争已经远离，军事工业还能继续存在吗？是生产线转向民用还是成为历史的弃儿？大家都在等待着答案。
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府就要颁布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下一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资金没了，不单意味着全所的员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着大家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
柳传志属于敏感的人，他开始琢磨这些事。
他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个形象的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大伙儿聚在一起讨论说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条件差。柳传志想了想，觉得这句俗话说得好啊，操手术刀的大夫，还比我们有贡献呢，人家还能救人命呢，我们给国家创造什么了，技术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成不了大气候。
柳传志想调工作了。他回忆说：“不单单是上面说的原因，而且当时我看磁记录的研究方式，很难跟得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个人前途没出路。1984年，中关村已经有人开始办企业了，科学院又在号召，我当然就特别想做这件事。”
是的，柳传志不是第一个创业者，更不是最后一个。先行者出现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转了一圈。他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创造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的中关村，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但创造的价值却不值一提。陈春先觉得，中关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开办。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陈春先是中科院第一个辞职的研究员，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7个年轻人，借债500万，加上一间旧车库——和硅谷学生创业之路如出一辙。
“下海”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大街上，“两通两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师创办。他们当中走得最早的，比柳传志提前了至少12个月，而且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去这三家公司的人多数属于中专生，还不是技术骨干，但待遇比所里的技术骨干好了很多。计算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时候科学院又明确地下达文件，说要在五年之内把应用型研究所的经费逐渐削减为零，让研究所靠市场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开始行动了。他召集大伙儿，想办一个公司闯闯看。当时柳传志已经调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回来了。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对资本、资本家完全没有概念。学工科出身的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但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经济领域，而且银行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亲在银行工作。
40岁那年，柳传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了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资本。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与DNA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育有儿女四人，老大叫传善，后改名传志。柳传志说，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父亲是个有块云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气秉性最像父亲。虽然我和父亲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则确实让我特别受用，比如说像诚信，说了话一定要做到。他是一个说了话一定要算数的人，这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产生影响，就是把信誉看得特别重。”
“现在有人觉得我40岁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是63岁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轻多了。”柳传志提到了父子二人双双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错的差事，但我决意要闯荡了。我不甘心在那儿。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父子俩达成了共识。按理说，63岁该退休了，但国家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改革为我们两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机会。在改革面前，我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折腾一番。40岁下海，我还年轻。”
从现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联想成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而且还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然而，在当时的改革浪潮中，这样的称谓并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义的，它有时意味着“骗子一条街”。人们这样描述一些企业，“一些不满于现状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书生投身商海，拿着形形色色的计算机零件哄骗顾客”。
20万元翻开传奇故事的第一页
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去南方看看。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给我们的不单单是“珠海经济特区好”这句简单明了的题词，也不单单是自那之后广为流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更重要的是，在他离开广东后的几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这一年被后人定义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1984年。这一年，王石的公司开始了它的原始积累；张瑞敏调入了一家濒邻倒闭的电器厂，海尔正在日渐成形；刚刚创立的健力宝，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机遇一举成功……
这一年的世界历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苹果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这一天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这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无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成功商业运作；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中国也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24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联想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话题重点还是在用20万元人民币翻开的联想传奇故事。
联想，准确说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的具体日期，没有明确的史实资料记录。有人说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员工聚集在一起，召开了联想发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会议”，柳传志是其中最年轻的。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这一天，所里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于这一天获得批准。
公司的筹备过程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已经铁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选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做了一件适当的事。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的话语让当时的老百姓激动不已。“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辞去公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在期待着以自己的智慧和资金，在这个躁动、纷争、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终于，这阵风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关村。这里当时已经聚集了70所大学和至少200家科研机构，集中了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
从计算所西大门往东走，你会看到一个用砖块堆起来的深灰色的房子。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面有个窗户。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更没有电脑，即使是摆设的那些家具，也是别人扔掉的破东西，修理好了以后再搬进来。
这间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忆说这儿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全公司11个人，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其实，创业之初的联想根本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利用。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需专款专用，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他们。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咬了咬牙，把这些年来出租所里大型计算机的收入悉数贡献，一共20万。这是全部的家当，是按照1小时1元慢慢累积起来的20万。
在现在来看，似乎20这个数注定了和联想的光辉历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积，20万元的初始资金，成立20年之际收购IBM全球PC业务……历史的偶然性，用同一个数字让我们诉说着这个民族企业的辉煌。
联想创办之初最大的优势在于，曾茂朝不想束缚属下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下放了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一是人事权，计算所办的公司算是处级，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乱派人，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财务支配，计算所投入20万元，公司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决定；第三条是经营决策权，计算所对公司业务不予干涉。柳传志说，计算所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就给了这三条政策。
柳传志当时也不明白该怎么干，但这三条他都很满意。多少年后他回想起来的时候，感慨地说，这三条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1986年、1987年总结什么叫民营企业的时候，中关村总结说符合四个“自”就是民营企业——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柳传志一一数下来，说：“我们这不就是吗，20万初始投入，后面大量的钱靠自筹。”
民营和国营的区别何在呢？在那个年代，国家计划内的企业和非计划内的完全不同，计划内的企业国家就要给你指标，年年拨钱，但同时也捆着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民营就什么都不给你，自己负责自己。柳传志决意永远往民营那堆儿里混，他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再后来，公司就自称是股份制企业，然而用柳传志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性质完全是民营”。
曾茂朝对柳传志和王树和说，你们创办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记得，当时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