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双眼失明一级残疾的43岁农民，曾被一次次失败打击得一蹶不振；他以22年的卖蛋历程，改变了家庭困顿的生活，映射出了“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的哲理。
早晨5点钟，张喜平从酣睡中醒来。他侧耳静听屋外，呼呼的晨风拍打着窗棂上的玻璃，叭叭作响，但没有雨滴跌落地面的声音。张喜平笑了。这对于自己应该是个好天气，进城卖鸡蛋的人可能会减少，今天又会卖个好价钱。
这时窗外仍伸手不见五指，张喜平眼前也是漆黑一片。他双目失明。虽然从出生到现在43年来，他不知光明为何物，但清楚身边的衣服、墙角的鸡蛋笼、家里的大门和通往西安城内的大路的位置方向。张喜平说，作为一个先天性残疾人，自己明白异于常人生存的艰辛和在商海之中泅渡时如何把握自己的价值坐标。
“他的眼睛这辈子是看不见了”
1964年6月17日，张喜平出生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马王村。他有两个哥哥。他的出生让父亲长叹一声：“咋又是一个问我要房要媳妇的光头呀。”
出生第三天，外婆来看新添的外孙，无意间发现张喜平双眼“不对劲”，“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纱，对伸到眼前的大人手指，眼睑都没有一点儿躲避的反应。”一家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外婆终于憋不住地自言自语道：“娃的眼睛怕是有问题吧？”
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等西安城内大小知名医院辗转一圈后，诊断结论都是：先天性白内障。医生郑重其事地告诉张喜平家人：“他的眼睛这辈子是看不见了。”全家人闻言都哭出声来。尚在襁褓的张喜平不经意地露出微笑。父母难过地摇晃着他的身体：“可怜的娃呀，以后的日子你可咋过呀！”
治疗仍在继续。中药、气功、针灸全试过了。母亲甚至听信偏方，早晨收集草叶上的露珠，给儿子张喜平擦拭眼球，但都无济于事。
张喜平5岁时的一天，母亲领着他去街上“看”社火表演，不经意指着墙上的黑板报问他那上面都有啥。张喜平随口答道：有字，还是红色的。母亲在黑板报上一通搜寻后，惊喜地喊：“喜平，你能看见了？”
家人苦苦哀求医生，让张喜平接受了手术治疗，结果如同医生所言，张喜平眼前仍是连一点儿光感都没有。出院那天，全家人抱着张喜平步行回家，从喧嚣的城市到寂静的农村，一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母亲再一次蹲下来问儿子：“喜平，你那天真的看到字了？为啥手术后又看不到了？”张喜平低头揉搓着衣襟，低声回答：“我啥也看不见，我想看见，想像别的小孩一样。”事后父母发现张喜平常常使劲用双手揉拭双眼，直至眼眶红肿。他说等自己把眼前的黑暗都擦掉了，就知道这世界是怎样的五彩斑斓和如何一片光明。
父母也知道，其实张喜平当初并没看到黑板上的字，仅是乱猜而已，希望父母能为自己继续治疗。可时至今日，张喜平眼前仍与光明隔绝。他说，自己不知白天与黑夜有什么不同，不知父母兄弟姐妹女儿长得什么样子，甚至连自己的模样都永远不能知晓。他说，想象中自己的双眼应该是为光明哭干眼泪的黑洞。
“活着就不会去吃闲饭”
到了入学年龄，听到同伴一路笑声地去学校，他多么羡慕啊，可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他这个盲孩子。张喜平缠着父母为自己买来书包文具，尾随大家跑进校园。教室里传来此起彼伏的朗诵和歌声。张喜平就趴在窗下，洗耳恭听，随声附和。
教室的秩序开始失控。“小瞎子也来上学了”的起哄声传进他的耳朵。为了继续上课，老师不得不“轰”走张喜平这个不速的“搅局者”。可转过身喜平又溜进学校，躲在窗下偷听。下课时，校园内又因张喜平的到来哗然一片。老师走近他，摸着他的头叹息道：“孩子，让你爸妈把你送到盲人学校去吧，这里的学校不适合你学习，毕竟你和大家不一样。”
老师的这个提议让张喜平父母十分为难，到处打听也寻不着一所盲人学校，再则父母不明白让儿子通过这种常规学校教育对日后生活有什么帮助，因而对张喜平谎称那为盲人开设的学校还没成立。但张喜平仍然执拗地去学校旁听上课，读完了小学。毕业时，老师又摸着他的头叹息道：“喜平，你可要为你的以后作打算呀。要去学习可以混口饭吃的手艺。”
而父母也在为他们这个先天眼疾的儿子谋划着将来的求生之路：村里有人提议让张喜平学算卦。父母不同意，认为干啥也不能去骗人，何况，干这事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又有人提议为张喜平在城内租间小房子，让他上街向行人讨钱。这个“馊主意”让张喜平听后首先就恼了，他说自己活着就不会去吃闲饭……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发现张喜平常常会尾随送葬队伍，听乐手们的吹拉弹唱。他还从镇上商店里买来笛子，傍晚黎明时，在村外庄稼地旁呜呜呀呀地吹奏。村里的会计——会弹奏乐器的贾春义，成了张喜平的指导老师。见儿子真要学艺，父亲从全家生活费中硬挤出30元钱买来一把二胡。可学了没多久，贾春义老师被借调至外乡工作。离开老师的当晚，张喜平漫无目的的将二胡胡乱地拉奏了一夜。他说自己当时心乱如麻，但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看见乐曲的简谱。
一封来自宝鸡市盲哑学校的信件让张喜平又重燃入学希望。信上称，学校开设有按摩专业，可使张喜平这样的残疾学生学到一技之长。收信当天，张喜平喜不自胜。他说，那是自己懂事后最为开心的时刻。他在屋里屋外搜集自己的衣物，还翻出父母亲当年为自己缝制的书包，用绳子捆起一床破被褥，扛在肩头，对父亲说：“爸，送我去吧，我真的想上学！”
父亲说不急，母亲要接过他的行装。张喜平不肯，生怕父母变卦，自己上学一事又要“黄”了。父亲告诉他，学校的信中称，学生毕业不包分配，还是要回到原籍。这样你空有一身技艺，可又能往哪里使？没有工作单位，给病人按摩之后，咋样收钱，谁敢收钱，这是在当时“犯大错误”的做法，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样做是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别是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工作不包分配，又没有官员亲戚为自己的前途开道，一场努力最终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父亲还为难地说道，入学后的学费器械费全是自备，这笔费用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也拿不出来。
张喜平懵了，呆立原地，不知所措，头脑一片空白。他说，自己只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压向自己头顶。母亲忙扶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张喜平，手抚他胸口安慰道：“娃呀，难受就哭出声来，不敢憋出毛病来，家里人都知道你脾气倔。”父亲走过来，取下他的行李，嘴里挤出一句：“你爸无能呀，对不住你了。”
事后张喜平才知道，是父亲打听到宝鸡市聋哑学校的招生信息，暗地里求人写信咨询。张喜平说，自己懂得家里人口众多，生活困难。他不会怪罪什么人。也是在那时，他才真正理解了一个残疾人生活在贫困农村家庭，必将面对一个又一个无奈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痛苦抉择。这也许就是宿命。张喜平说，那场经历后，自己面对任何困苦也流不出眼泪了，他说自己的眼泪早已哭干，唯余坚强。那一年他15岁，但他已长大了。现在回想起来，张喜平依然遗憾自己当初没能上学，知识的贫乏使他日后连连吃亏。
“你拿啥偿还队里的欠款”
张喜平幼年时家里有九口人，爷爷奶奶年老体弱又常年患病卧床不起，他兄弟三人，还有两个妹妹，母亲终日被家务缠身，真正能在生产队挣来工分的，只有父亲一个人算是全劳力。
家里的收入可想而知。张喜平印象中家里总是缺钱，每次兄妹上学、爷爷奶奶病重需要就诊买药、亲友中的婚丧嫁娶，都是父母最头疼的时候。
而应急的唯一措施就是先向村里关系要好的邻居告借：一元两元，要有口头还款协议；五元十元，就要有二三十分钟的可行性还款计划报告作铺垫；二三十元以上就得写借条；上了一百元，没有担保人，那是绝对借不到钱的。
每次借钱，父母都会在屋内屋外相互推诿好长时间，屡次举债，已使他们羞于启齿。可最后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在自家院内徘徊好久后再硬着头皮走出家门，低着头在街道上磨蹭着双腿，心里火烧火燎，但双腿如同灌铅，抬不起来，脑海中反复编撰着借款前的“台词”。遇到街上熟人，立刻感到如同去做贼被发现般的蒙羞，不敢抬头搭话。既想早一点儿见到人家，可距离人家家门越近脚步却不由自主地细碎起来。张喜平深有感触地说，借钱是个人见人怕的事，家家都想借钱，但都怕钱借出去后不能保证按时回收，反让自己作难。
结果可想而知，往往借钱者叔长哥短地先是点头哈腰赔笑脸地夸人家院子干净人也精神孩子听话父母体健连猪也肥了许多，接着又是敬烟点火连坐也不敢地兜着圏子，尔后才不轻不重地说自己最近手头紧张，但又不凑巧地遇着一件推脱不了的事情，必须马上办理，然后信誓旦旦地声明自己绝对是个有偿还能力的诚信之人，甚至可以列出几条偿还方案。这时，人家已心知肚明你的奉承全是为了借钱，或问你需要多少，或连忙附和自己实际比你还艰难。不愿伤你自尊的，会婉言表白你来迟了，刚有人借了钱，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早到几步也许能赶上。借不到钱是一个乡下农民的奇耻大辱，会被认为你没有人缘也没有能力。是否能借到钱、能借到多少钱是一个农民家庭荣誉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而张喜平父母却经常空手而归。最后一线生机大家都会寄托在村民小组长或大队会计那里。有劳力的家庭或欠生产队债务不多的，可以较顺利地从村里生产队借来买油盐酱醋的零花钱或半袋子玉米，而如张喜平这类少劳而又多债的特困户，遇到这样的事情则全凭干部的情绪和一时所动的恻隐之心。
从生产队空着双手腋下夹着空袋子垂头丧气地回家，那是常有的事，父亲被这类尴尬经历搞得害了怕，两个哥哥也被“钉子”碰得灰头土脸，被父亲打得在家中乱躲，也不愿出门。借债的任务落在了张喜平的头上。然而当张喜平把父亲写好的借条递给村干部时，村干部反而问他：“老这样借，你拿啥偿还队里呀？”父母教导几遍的借款词，噎在张喜平的喉咙里，他哑口无言。转过身，将借条塞进嘴里，咬得稀烂，咽下肚去。
回家依然无话，失败的结果全家已心知肚明，大家静悄悄地吃饭，饭是面条，一样调料也没有——真正的“白面条”，可是往往要吃半个月。张喜平说，自己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不要希望别人能同情自己，更不能一味地责怪别人良心泯灭。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不再是个废人，而是一个能为父母亲分担愁忧的有用的人、一个不吃闲饭的人。
“我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
虽然天生残疾，是个盲人，但张喜平一直在心里告诫自己：我不是一个吃闲饭的。当年全村人吃水都要从村外水井往家里挑。张喜平说，自己眼睛看不见，但胳膊腿完好无损，硬是承担起家中用水重任，还义务为七八户邻居家做挑水工。这一非常举动，为他全家在村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除了挑水，他还承担往地里送粪、向家里运送庄稼秸秆的任务。在河道内装砂石车，在地里挖土方，他都抢着干，希望能挣一份工分。当年在生产队里，一个壮实的男性劳动力，埋着头忙碌一天，最多能挣12个工分，折合人民币1元钱。而张喜平尚未成人，又是残疾人，可干的活路非常少，而且所得工分只能是成人的一半。他说，生产队能给自己劳动的机会很少，即使使同样的力气，干相同数量的劳动量，工分却大打折扣，自己只能打碎了牙又硬咽下肚，吃哑巴亏。
每次生产队长派分活路，张喜平都会眼巴巴焦急地挤在队长身边，希望得到差遣，可常常就是剩下他一人没有活路可干。村里的小伙子开他玩笑，谎称队长指使他去锄地间苗，张喜平闻讯扛起锄头，飞奔下地，万般小心地忙碌一通，冷不丁地听到队长在他耳边大喊：“天哪，谁让你在地里瞎胡整？”原来轻信大家指使，张喜平拔掉禾苗，留下杂草，在其他生产小组的地里干起了农活，还损坏了庄稼。那几个人见他被训斥，顿时坏笑一片，而张喜平被责骂得低着头，逃也似的奔回了家。
能给生产队送粪，是张喜平少年时最快乐的日子。他的架子车总是拉得飞快，车上的粪也每次装得冒尖，妹妹是他的方向盘，张喜平像憋足劲的牛马般使劲儿地宣泄着积蓄在体内的力气。他要比别人多干而且干好，以此赢得下一次的劳动机会。
事故也常常发生。在劳动过程中，他曾多次与车辆行人相撞，伤及自己手脚，有一次竟连人带车翻至沟底，手和头血流不止。他的头部及双腿现在还留有多处伤疤，右侧两根曾骨折的肋骨至今还会隐隐作痛。
可闲在家里的日子还是最多，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脾气总是最坏的，经常下工回家便禁不住对他们兄妹生气：“一群吃货，都靠我一个人养，还不如养一头猪划算。”张喜平说，父亲的话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离家出走。漫无目的地来到陌生的城市和郊外，在陌生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走，一直向前，直至精疲力竭地躺在街头墙角，不吃也不喝。他说，自己想到了死。他想把自己饿死渴死在异乡，从而替家人消除自己这个累赘，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一次又一次地被父母亲友找到，押送回家。张喜平再次出逃，他说自己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母亲终于哭跪在他面前，父亲也专门找他谈话，那是张喜平和父亲第一次非常郑重的长谈。父亲向他道歉地说：家里人多，可真正劳动力就是自己一个人。可生产队活多呀，老是干不完。为了养活全家，他拖着有老胃病的身体，不敢有半点儿喘息停顿的机会。父亲说：“我累呀，可总是不能多赚些工分，让家里经济能稍有起色。所以就禁不住地生自己的气，按捺不住就会发泄在家人头上。”
父亲拉着张喜平的手，让他千万不要把这些搁在心上。张喜平摸着父亲干瘦又布满老茧的手，才知自己错怪了父亲，自己真是简单地感情用事。从父亲身上，张喜平称自己学会了忍受、豁达与谅解别人。
16岁时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张喜平认定自己还是一个有用之人的信念。当时家里养了30多只母鸡。张喜平从收音机中听到，西安城内出售一种可让鸡快速生长且能多生蛋的新型饲料，便鼓动家人快一点购买。家人认为新东西使用效果不可靠。可张喜平认定了现代养鸡就要打破陈旧观念，应该相信科学。
父母被说动了心，指派两个哥哥两次进城，可都没有找到出售饲料的销售点。张喜平急了，决定自己去。家人都不同意，可张喜平硬是从母亲手中抢过30元钱，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那是他第一次独自进城。
早晨9点钟出发，下了火车，又一路寻找，摸至自强西路的饲料销售点时已是下午1点，人家已下班。早上出门就没有吃饭的张喜平，一路走下来是又渴又饿。等到上班，张喜平找到销售人员，确信是自己要买的饲料后，欣喜若狂。大家看他又瘦又小，还是个盲人，就特许他最先购买，并详细告诉他如何返回火车站。
当扛着一袋100斤鸡饲料的张喜平在傍晚时分赶回家中时，全家人早已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正准备进城寻找他。哥哥没有干成的事，两眼看不见的弟弟却干成了。张喜平的壮举在村里村外引起了轰动。至今他仍为之自豪。张喜平说，年轻时自己好面子，外出从不使盲棍，凭的只有一条“我就不信这事我干不成”的坚强信念。通过这次进城购买饲料，让张喜平知道，自己除了眼睛看不见之外其他力所能及的事完全能漂亮地完成，而且并不比别人差。
“万般小心中摔了俩跟头”
在20世纪80年代初，养鸡生蛋卖钱保证着一个农村家庭的油盐酱醋开销，养鸡数量多的还担负着家庭其他开销的重任，乡下人称之为“鸡屁股银行”。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深入人心、市场开放力度的不断松绑，张喜平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扩大自家的养鸡规模。
家里存栏母鸡的数量一度增加至300余只，母亲是他的帮手，张喜平是技术指导，外兼销售。鸡蛋数量积存一两天后，张喜平会把鸡蛋送至附近两公里外的斗门镇鸡苗孵化厂去出售。适宜孵化的鸡蛋会被留下来，淘汰下来的，张喜平只能带回来，蹲在村外马路边零售。
麻烦终于来了，鸡病开始随着农民的养鸡热升温而在养鸡户中流行。鸡白痢、鸡霍乱、鸡瘟使得早晨还欢蹦乱跳的鸡仔下午就会打蔫，甚至第二天凌晨时分就会毙命。张喜平说，往往天明时分，鸡栏内满地都是死鸡，一笼一笼提出来，深埋在自家地里。现在想起来还心痛不已。消毒杀菌，预防免疫，每一个环节不敢有半点儿马虎，甚至从不敢落下一次收音机上的农村科技广播。他还为此买来养鸡的技术资料让母亲妹妹读给自己听，但由于自己知识、技能不足，办法使尽，鸡病这一关，张喜平始终没能克服。
两年下来，他一算账，养鸡没有赚钱反而贴进去4000元的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都是县残疾人联合会为他争取来的。养鸡失败后，张喜平又忍痛出售了鸡笼，决定彻底不干了。适逢父亲重病，是癌症晚期，可经营破产的张喜平却拿不出钱来为父亲治病。父亲临终前已经不能说话，颤抖着将一张纸条塞给张喜平兄弟三人。张喜平问母亲，纸条上写了些什么？母亲说，父亲希望张喜平能在自己闭眼之前成一个家。父亲去世后，哥哥才告诉他，其实父亲临终还写道，自己想活下去，希望儿女能继续筹钱为自己治疗。张喜平回忆道：养鸡除了让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父亲背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特别是想到自己没有能力为父亲治病，这成了张喜平终生的憾事，他决心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辛劳两年却蒙受4000元的经济损失，这在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赤字，张喜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这时，张海迪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通过收音机进入张喜平的耳朵。张喜平被张海迪躺在病床上学外语、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坐在轮椅上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仍乐观对待生活、对未来满怀憧憬的精神和积极态度深深地感染了。
他从邻居家借来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张海迪的事迹报告，一次不落地听完了描写张海迪的电视连续剧。想想别人再看看自己，张喜平说，自己也算是张海迪的同龄人，但差距却是那样大，自己不要求取得如同张海迪一样的成绩，但起码不应该被眼前的困难打倒而变得一蹶不振。
1985年3月的一天，张喜平命运从此开始改变。邻居嫂嫂曹志贤鼓动他一起到西安城内贩卖鸡蛋。张喜平一想，说啥也不敢同意。他说，自己看不见，城市环境复杂，鸡蛋又是易碎品，自己受伤无所谓，摔了鸡蛋损失可就大了，会蛋财两空的。可曹志贤给他做工作道：“你张喜平总守在家门口能赚几个钱？”并保证照顾张喜平，保护他和鸡蛋的安全。
那一天，张喜平挎着一竹笼鸡蛋，一手牵着曹志贤，乘汽车来到西安市土门市场。当时不称重量，论个出售。下午时分，张喜平一算账，共赚了5元钱，整整5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壮年劳动力一天的最高收入。张喜平舍不得花掉一分钱，没有在城内吃饭，也舍不得买票坐车，执意步行20里路回家。
第一次在西安城内做生意，而且发了“小财”，这如同给张喜平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让他信心倍增。回家时，他硬是独自一人沿着铁路往家里赶。在寂静的郊外，走在火车轨之间的枕木上，浑身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张喜平禁不住吼起了秦腔，等到步行至一半路程时，张喜平又热又渴，体力不支，可一想到第二天自己还要继续做生意，他浑身又充满力量。等走到马王镇的火车道班房时，张喜平一阵眩晕——他中暑了，道班看守师傅连灌了两杯凉开水，张喜平才渐渐恢复过来。回到家中，将5元钱递给母亲，第一句话就说：“这是我赚的，没花掉一分钱，要全部用做投资本钱的。”
鸡蛋除了卖钱外，还可以兑换成当时很是紧俏的粮票。粮票转手出售可赚钱，可张喜平却为此跌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跟斗。
通过贩卖鸡蛋张喜平积攒了上千斤粮票，价值五六百元钱，拿到西安城内进行倒卖时，很快遇到了一位40多岁的男性购买者。在七转八拐之后，那人将他双手按在一辆自行车上，称车是他自己的，然后接过张喜平上千斤粮票，谎称回去拿钱来换车。
一个小时过后，那人还是没来，张喜平心想坏了，可能要上当。正当他准备推走那人的自行车时，被周围人拦住。张喜平顿时大悟，自己把亏吃大了。回到家中，他一头跌倒在床，躺了三天三夜，一周都没有出家门，深深为自己瞬间的大意而后悔不迭。还是邻居曹志贤大嫂劝他，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坎坷的“倒蛋”历程
漫长的20里路程以及西安城内的道路改造，使张喜平的“倒蛋”之路更加艰难。
刚开始，马王村和张喜平、曹志贤大嫂一样的进城卖鸡蛋的农民有二三十人，他们每天一大早用竹笼提着上百枚鸡蛋，挤上通往西安的公交车。张喜平说，为了保证鸡蛋不被挤破，自己就必须将鸡蛋笼扛在肩上。来到城内，找到市场，既要吆喝买主，又要用手护着鸡蛋，严防有人乘机偷盗，当年丢鸡蛋、钱包被偷是常有的事。
曹志贤提醒张喜平：“我帮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往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为了尽快熟悉环境和业务，张喜平要求独立外出，他挎着一篮鸡蛋，手持盲杖，一步步丈量车站至西安钟楼、大皮院、小皮院、回民巷、西华门等地的距离，哪里要拐弯，哪里有人行通道，哪里易产生拥挤，哪里鸡蛋易于销售，都在张喜平脑海中形成了一张“商业地图”。
在进城卖鸡蛋的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张喜平沿着北大街叫卖，行至天桥施工点时，一脚踩空，连人带鸡蛋摔到两米深的坑底，张喜平半天直不起腰，伸手向旁边一摸，双手滑腻腻的，手下还有破碎的蛋壳。张喜平知道，鸡蛋完了。
风雨天气张喜平已司空见惯。而这样的恶劣天气下，不少卖蛋者会选择不出摊，蛋价也会随之上涨，这是张喜平求之不得的好商机，但也会因街上顾客稀少，张喜平需要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1987年5月，回民街马家酸菜炒米饭馆老板在张喜平摊位前买过鸡蛋后，询问他能否每天为自己送来鲜鸡蛋，张喜平爽快地答应。
一天、二天、三天，老板都会亲自查验鸡蛋，并核算鸡蛋数量和付款钱数。第四天在称过张喜平鸡蛋之后，直到傍晚时分，老板见张喜平还提着鸡蛋笼沿街叫卖。打听后才知，张喜平为保证自己所销售鸡蛋的新鲜，常要去咸阳市的一些养鸡场订购鸡蛋，且有协议即他所收购的鸡蛋，最多不能超过两天，拿到鸡蛋进城后，无论多晚张喜平都不会再让鸡蛋在自家过夜。
从1985年进城卖鸡蛋开始，张喜平跑遍了以钟楼为中心的西安市周边城墙内的所有大街小巷。1990年秋天，一直没有娶妻的张喜平收养了街头一名弃婴，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至今，就是现在他的女儿张晓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去在女儿报名上学的那天在家外，他都会风雨无阻地挎着鸡蛋笼来到西安。每天早晨五5时起床，然后在母亲的帮助下，将两笼鸡蛋带上302路马王镇的起点站，再然后乘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西安钟楼站，车停稳后，张喜平从车上将鸡蛋抬至路边，用铁链锁好。然后从附近的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大院中取来他的平板拖车，将鸡蛋放在上面，沿街叫卖，或给各订货客户送上门。
一般情况下，每天12个小时内，他带进城里的200多斤鸡蛋会销售一空。也有一些饭店临时要货的，这时张喜平就要跑第二趟。
双眼看不见，又怕上厕所麻烦，也怕造成鸡蛋丢失，张喜平从卖鸡蛋开始，就改掉了吃早餐的习惯。在城内卖鸡蛋的七八个小时内，他从不吃喝。女儿在放假时会帮他，开始对父亲这一生活习惯不理解，当张喜平为女儿张晓梅买来肉夹馍时，女儿硬让张喜平吃。张喜平称自己不饿。“你跑了一天，咋能不饿？”张晓梅生气地问张喜平，“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见女儿态度强硬，张喜平才破天荒地吃了一元钱买来的五个馒头。在和父亲共同经历了几次卖鸡蛋后，女儿动情地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才知道父亲每天跑那么远的路，走街串巷奔波七八个小时，其间不吃，甚至连水也不敢喝，是多么的辛苦呀！”
每天卖鸡蛋回来，张喜平首先要根据顾客订货数量确定当天收购鸡蛋的数量，然后匆忙扒完一碗饭，领着女儿，蹬着三轮车，到附近几家养鸡场收购最新鲜的鸡蛋。这个时候是张喜平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刻。女儿坐在车上为他指引方向，母亲看着儿子孙女不停地打闹，常常也会笑出眼泪来。
张喜平想起现如今稳定的生活，满足地说，这是自己苦尽甘来修下的福分，他知足了。
“称秆一高一低代表商家是否诚信”
许多人对张喜平一个盲人如何出售鸡蛋表现出很是不解。张喜平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自己顺应顾客论斤买鸡蛋的要求，使用起了杆秤。他在每斤的刻度上用胶布做标记，其间的两数刻度和收款、为顾客找钱，则全凭右手拇指指腹触摸。在贩卖鸡蛋的22年里，张喜平只收到两次假币，他说那是自己当时生意过忙心里大意了。顾客挑好鸡蛋放在秤盘上，张喜平右手提起秤杆，左手拇指食指呈环形，保护住秤杆，随着秤杆的一翘一垂移动秤砣。当秤杆微微上翘触及左手食指时，张喜平左手一把掐紧秤砣绳，稳放秤盘。然后用右手拇指挨个地数秤杆上的胶布道：“1公斤、2公斤！”再用指腹摩裟紧挨秤锤的刻度量：“2两、4两，总共2公斤4两，每斤3元钱，合计13元2角。”账目是心算而得，斤两数也在秤杆一高一低之间。张喜平说，自己看不清秤杆刻度，怕顾客吃亏，都会给顾客一个上翘的秤杆。他说秤杆一高一低代表着商家是否诚信，与顾客谈妥价钱后，就要保证给足人家数量，短斤缺两占顾客一次便宜，往往会毁了十宗八宗大生意。22年来，张喜平共使用了三根杆秤，他说每一根都是经过计量局检验精确的。
正是凭着这种吃亏本色，张喜平为自己赢得了数以百计的固定买主。从南门到北门，西到土门、东至尚朴路，张喜平说他就是手中再有100斤鸡蛋，吆喝一声，拨打一两个电话，马上就会分销而空。许多顾客说，张喜平所卖鸡蛋除了新鲜，分量也足够，是真正的货真价实。一分利小吃城、安家炒菜馆、楼北楼饭庄、一分利面馆、贾三包子、平娃烤肉等餐馆，都是经过长期考验后将张喜平定为自己的鸡蛋专门供货商。一分利小吃城的老板说，2001年以前都是和张喜平的乡党董某协议供应鸡蛋，可最后董总是误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检验了三天张喜平的鸡蛋质量和数量，发现张喜平除了鸡蛋数量准确外，还主动随行情定价，为人和经商是少有的诚实，这才达成了长期供货协议。六年来，一分利小吃城每天都会订购张喜平一筐鸡蛋，只须张喜平报出斤两及钱数，当场兑现现钱。张喜平说，就是一角钱，这些老板也会一分不少地支付给自己。楼北楼饭庄老板说：“大家不是同情张喜平残疾，而是他的诚信经营，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信任。”贾三包子饭店老板回忆道：一次傍晚时分，他问张喜平在晚上能不能给自己送来一筐鸡蛋，张喜平不假思索地回答“没问题”。当天天降中雨，家人硬是不让张喜平冒雨二次进城。张喜平训斥家人不懂得揽一宗生意是如何的不易，提着鸡蛋二次进城。当贾三包子饭店老板看见张喜平浑身湿透而塑料纸下的鸡蛋一枚也没沾上雨水时，坚决要给张喜平的鸡蛋涨价，而张喜平拒绝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你要是信任我，你什么时候要鸡蛋，只需提前打我的手机说一声。
张喜平说，没有大家的支持，他不可能把卖鸡蛋的生意坚持22年。从当初的每天销售七八十斤到今天的每日销量二三百斤，张喜平的生意不断扩大，首先是口勤问腿善跑、坚持信誉质量第一的原则：“只要我的板车车轮转着，我就会提着鸡蛋在你家门口等你，绝不会让你来催我，若是去不了，我会提前打电话，绝不会让你失望。”
和张喜平当年一同外出贩卖鸡蛋的同乡，经过商海大浪淘沙，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一个先天残疾的盲人，通过辛勤劳动，用汗水收获着今天的幸福生活。在长安区残联帮助下，张喜平盖起了新房，17岁的女儿也开始读重点高中，家里的生活随着张喜平贩卖鸡蛋正发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变化。走进他的家，院中种着鲜花，屋内放着彩电、音响，张喜平和母亲、女儿三人笑逐颜开的全家彩照装在大镜框中，挂在墙上。张喜平深有感触地说，他终生难忘领着自己踏进商海的曹志贤大嫂，忘不了扶他上下车的公交车司机和拦住车辆送他过马路的交警，也忘不了信任自己的不计其数的老主顾和关心自己生活的残联干部。
历经43年的生活磨砺，张喜平日益坚强起来。他自信地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我还有健康的手脚，还有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他说，生活实际对每一个人都是公正的，就看你如何看待明天，走自己脚下的路，“和大家相比，我看我也能。”
（孙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