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从群体中逃逸的下意识。我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就把我干掉了，为什么？他们发现我经常不在状态，不热心集体事务。因为那时候我在搞文学啊。我那时候最爱的两件事：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关于创作，我一开始不敢在中文系写，我怕他们发现，怎么这个人老不发表，还老写。我就跑到地理系的教室去写，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也有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地理系教室里写。所以我又跑到体育系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创作别人并没有看见我在中文系写，因为我在体育系写，我的旁边坐着一堆大个子，我就在旁边写，很有一种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竞争，很多同学很强，你所思考的，所憋着劲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发表，对你来说发表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小问题，非常孤僻，又爱面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写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前面说过我一直都不热心集体事务，但是那时候第一次主动跟老师表示自己要负责班级的事务，就是保管我们的信箱。信箱来了我自己打开，什么东西我自己收起来。
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到了1983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和诗歌处女作在那一年里一起发表的。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拿出来见人。为什么呢？所谓物是人非，在十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梳理，我觉得我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这些作品基本上像销毁罪证一样希望把他销毁。
但是那个小说还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篇知青返城的小说，这个题材跟当时的时代脉络是很近的，我唯一一篇编辑一看就觉得能行的就是这篇小说，当时是《青春》的编辑她的评价，那封薄薄的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接到信以后，我就一直看墙上的那个中国青年报，因为那上面有《青春》的目录，我等啊等啊，终于在某一天看到了我的名字，苏童，还是头条。我一直记得那种喜悦到了狂乱的地步，一个梦，总算实现了，那些发《人民日报》的同学啊，发《丑小鸭》的同学啊，我觉得对他们有个交代了。《青春》是7月1日出刊，1日一大早我就到北太平庄那个报亭去了，那个老板说你等第七期的，没有那么早，还要过个三四天，我想万一早到呢，所以2日又去了，2日还没有，到4日、5日，终于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啪！”那本崭新的杂志出现在我的面前，暗蓝色的封面，上面是一个古装仕女。那时候的杂志封面真是乱起八糟的，一个青春的杂志上面是一个古庄仕女。就在那本杂志上，有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第一篇由文字变成铅字的作品。我买了两本。这本杂志我一直都放得非常严密，家人都不容易发现。其实在图书馆一查就查到了，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种销赃感觉，其实是某一种反省。我后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写了这样一个小说，把他变成了我的处女作，我一直都羡慕格非，羡慕余华，他们的处女作，都是认认真真写的，都是拿得出来的小说，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人的作品，只有我写了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知青小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是用一种非常的手段，窃得了我文学上的，谈不上是第一桶金的第一个出版权，获得了某一种权利。而且那种小说在当时社会学对文学的某一种评判下，确实是大行其道，就这么一个大学生写的，瞎琢磨出来的小说，第二年的青春文学的奖就给了我。所以我的整个文学生活就在这样一种非坦然的情况下开始，我始终觉得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创作的热情并不比他们差，但是我的起点要比他们低，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羞耻，但确实觉得自己的起来很低。这是我自己最初的对文学的回忆。
大概到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个文学编辑，就是马未都。他当时在青年文学刚当编辑，他也特别认真，碰到了一个特别认真的投稿者。他觉得我的一篇小说有基础，就给我写信，那时候同城信件差不多要一个礼拜才到，约我到中青社谈修改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坐车到东四十二条的中青社去找他。看见马未都，一看很年轻嘛，马未都小眼睛那时候就小，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都不记得了，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修改了以后你保证不保证给我发。那篇小说有点小波澜，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改了一稿之后他说还不行，后来又改了一稿，然后我就毕业了，去南京一所学院做政治辅导员，到了10月，马未都帮我发表了。那篇小说我同样销毁证据了。
我自己觉得，我对小说真正有一个美学上认识，或者对于作家这个职业开始发现之旅，是我到了南京，写了《桑园留恋》之后，这个小说只有
5000字，但它特别亮，我一直都喜欢把这个小说作为我的文学生涯的真正的开端。我写这个小说和几个朋友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韩东，当时我们都在南京，他对文学、对诗歌都有特别的见解，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珍视这个小说，把他看作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发现，其实小说是和自己有关的，是和自己的心灵有关的。这个小说的发表历经波折，在全国各杂志转了两年，最后一位编辑在上厕所的时候拿了几篇稿子翻，看到了我这个小说，因为很短，只有5000字，他看完了觉得不错，这才发表了，这时候是1987年2月，离小说写出来的时间已经两年了，我自己都快忘了。
1987年2月在我的整个文学记忆中是非常吉祥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后到1987年已经好几年了，那段时间对我的文学生涯来说，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但就在1987年2月，我发表的三篇小说中有两篇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个记忆对于我来说，我一直都非常感谢那年的早春之风，我觉得它吹开了我的文学生涯的一种未来。
谈《河岸》
对于这个小说，我也接受过太多的拷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一个作品，在不断地被人质疑，不断地被同一个话题探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你让一个作家老是去解释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作品，他真的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因为你3个月前说的是一套，3个月之后你已经忘了，谈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说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解读，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经不起推敲的。唯一可靠的是他的感受，比如关于河岸，它的动机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是苏州人，对于河流这个词，我非常敏感，有时候听见会一个激灵，有一种内心的火被点燃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某些词汇会有特别的感受，河流对我来说就是如此。河流这两个字在我文学计划中始终是一个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它演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写过一些关于河流的散文，叫做“河流的秘密”。我始终都有一个野心，要写一个关于河流的小说，至于这个小说是什么样子，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我从小是生活的经历，身边的河流，也可能是我的父辈的河流，父亲母亲的河流，我的父母是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的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四周被水围困，地少人多，所以那个地方的男性公民，从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必须要腾出自己的那一块地，腾出锅里的口粮，跨过河流去外面谋生。
我的父亲最初是在上海一个橡胶厂，后来快成家的时候回家，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青年人在外面谋生，但是却要回家娶老婆，在外面娶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学好。父母成家之后再次外出，一下就到了苏州，找的房子恰好就在水边，就是河流。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在河边，一睁眼看见的就是河流，我小时候撒尿，从来不去别处。这是我对于河流的一种解释，是我自己记忆中对于迁徙、家庭、生活的一种依恋。
另外一种依恋，多半是出于女性的，河流这个词是非常漂亮的，它给你非常多的想象，河流的流动，河流依偎着河床，河床意味着无边无尽的岸、水与河底的世界……
至于说我要把河流这个词写成小说，我曾经有过无数的想象。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次准备要写，当时的想法是写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他一直沿着一条河走，从这地方走到下一个地方，从这个镇走到下一个镇，是一条直线。这个小说我当时只写了几百个字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放弃了。
到了大概3年前，我突然觉得我大概要开始写这部小说了，为什么，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老觉得中国作家到了60岁以后，他的创作会渐渐衰退，所以我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暗示，到40岁的时候应该写与梦想有关的小说，也就是要完成夙愿中的小说。但是这个构想一直都是不清晰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变得清晰了呢？
有一次我女儿要去加拿大，我陪她看看苏州的河，我自己已经几十年没有看了，我带着我的女儿到苏州一个叫宝盖桥的地方，那是运河最宽阔的地方，我们走到那个桥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特别脏特别乱，就在我们站在桥上看的时候，从我们家原来住的方向，开来了一队驳船，有六七艘的样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驳船了，当那些驳船在我眼前过去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一亮，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河流中的故事，是发生在船上的。
我当时有点儿小激动，我当时就和我的太太和女儿说了，我下一部小说，就写驳船上的故事。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实现昭告天下的小说。
当然，对于河岸这部小说，你可有很多解释，都是可以的，关于河与岸，关于人性的挣扎，关于放逐，关于救赎，关于罪恶，关于解脱，关于文革，关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父子关系……许许多多的关于，都可以解释。
我唯一觉得比较珍惜的点是：我以前都是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看人生，这一次我同样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除了看人生，还要看社会，看世界……
我自己更喜欢的是，人在河流之上的那种无尽的来回、穿梭的这么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值得我追寻、渲染的。
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我自己不好说，毕竟它所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会觉得比较隔膜，确实是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会让你触摸19世纪70年代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角，我觉得是清明上河图的一角，这个一角写得怎么样，当然是要留给大家评价，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是离我心目中的长篇小说最近的一次。我曾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作家看自己的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孩子都一样，但总有一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是最有出息的，我看《河岸》就是这样。
谈网络文学
关于网络文学的问题，我经常碰到，在网络时代，这是必须要谈的问题。对于网络文学，我其实不是很了解，我最多接触“80后”“90后”，这些比我更小的年轻人，我这个正在向叔叔伯伯迈进的人，自己虽然还觉得很年轻，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作家了。
对于网络文学，我觉得就好像中学生、小学生的必须课一样，所以网络也好，网络作品也好，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看的。我看完了结果总是证明了我一贯的判断，我从来不相信族群这一说，不相信什么“80后”、“90后”之类那种群体的概念，没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你是怎么一回事。我每几年都要去上海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时候在很多作品突然发现两三篇我特别喜欢的作品，有可能只是二三千字，你会发现他写得往往非常非常传统，非常非常古典，一点儿也没有所谓“90后”的那种奇装异服式的修饰，没有你想想中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不管他的思维方式也好，行文习惯也好，比如说那个“囧”字，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这样？
我的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在35岁之后会有一个分流，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大学里都是一样的文学青年，但是几年过去后大多数都各奔东西了。文学从来留不住很多人，网络文学也是，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一种生产，它来得很突兀，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它消散的可能也会同样突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人群的疏散，不管是什么行业，必然会有一个人群的疏散。这是一个必然，是一种分流。也许现在的网络作家、人气作家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可能他出书以后非常火爆，也有可能他从此就不写了。这是我的另一个判断。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王选
王选
王选教授1998年10月为北京大学学生所作的演讲，以其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阐明了科学的人才观。在这次演讲中，他虚怀若谷，鞭辟入里，妙语连珠，风趣横生，表现出一位科学家所特有的良知品性和幽默素质。
王选（1937年2月5日至2006年2月13日），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20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20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首届“毕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