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时世造英雄，其实时世也造替罪羊的！
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这是从所有权方面来讲的。当然，没有所有权的人，也不是没有卖国的念头，但那仅限于谋求执政的在野者。蒋廷黻先生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笼统地说：北洋政府的执政者也有民族意识，也不想卖国，可是内政又逼着他们都得卖国，因为他们需要外援。大体说来，在朝者付出的代价较低，因为他需要的外援相对少；在野者付出的代价较高，为了上台，不惜把卖国的支票开得更大些。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选自《中国近代史读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澳籍华人学者雪珥在他的《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中直接点名说：“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澳大利亚）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幸好，李鸿章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没有司马昭之心，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从两广自立开始，过把帝王瘾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中国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的，他们根本没有国的概念，只有家的想头。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对，朱棣恼了，说：此乃朕的家事！康、梁变法失败后，老太后要废掉光绪，外国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老太后也恼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话，大清当时能卖国的只有一个人——老太后！
老佛爷不高兴下篇放下大菩萨塑渺小之目标用现代术语来讲，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满人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公司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业务部门的执行经理。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鸿章只是个跑腿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儿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说卖国，那是不自量力；说爱国，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
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的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选自《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中国人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却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侩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结局如何？不妨看看日本那边的谈判对手咋说的。马关会议时，李氏曾给伊藤博文牢骚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的回答是：“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伊藤的回答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句话，伊在中国，连官都做不成的，别说做维新元老了。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
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董守义：《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訢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页。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1页。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李鸿章在马关卖完国，离开时发誓“终身不履日”，没想到一年后他结束美国之游搭乘美轮回国须途经日本横滨换船，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老头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国轮船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了船。但这一切并没有给鸿章换来一丝同情与理解，相反，他这卖国贼的帽子跟中国当今的房地产形势似的，打着滚儿的往上涨。鸿章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如此诉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6·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民意不理解也就罢了，谁让咱人多民傻呢？问题是政府也不善待鸿章。周游列国一回到家，鸿章就遭遇了政府的冷脸，给他的新职位是“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外国友人林乐知抱不平地称作“伴食宰相”。有意思的是，升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同天，鸿章还得了个处分：罚停工资一年。原因很简单，去颐和园给老太后汇报工作，回来时没听太监劝导，顺便在英法联军烧过的那个皇家废园里逛了逛。一句话，就是废墟，也是爱新觉罗家的，臣民人等一概不得擅入。就这待遇，鸿章爱国情绪依然不减，给朋友写信说，愈在国外看得多，愈增“内顾之忧”。老头知道，中国与西方的距离，那不是一般的远。问题是谁听他呢？两年后连这个伴食宰相也不让当了，干脆挂起来了。再以后为了废光绪，捕康梁，太后把鸿章发到了两广总督任上。直到老太后招惹得八国联军进中国，才再次想起鸿章的卖国特长来，调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人家都是美女救英雄，鸿章却是老头救寡妇。七十八岁的老头听海南知县裴景福说外国领事对他的重新出山都额手称庆时抛下这么四个字：“舍我其谁！”当斐景福探问鸿章大人对国事的看法是，老头语带哽咽，以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内乱如何得止？”当问到如何才能减少国家损失的时候，老头已是泪流满面，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董守义：《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页。
鸿章因庚子之乱下山卖国，那是政府请了一遍又一遍的，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近似哀求了，甚至德国外交部都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即可平。但是鸿章是不会轻易北上的。他不傻，知道自己虽然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但是像太后这样漫天拉屎，自己纵有齐天大圣的本事，也擦不过来啊。幸亏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在盛宣怀的撮合下，弄出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使得中国的东南半壁江山没有卷入北边的乱事中。当政府的宣战诏谕到达后，刘坤一、张之洞一方面扣押谕旨，一方面跟外国领事解释，俺们不会听政府的，按章程来，你们保护租界，俺们保护地面，两不相扰云云。相形之下，还是鸿章有豪气，说：此乃矫诏也，粤断不奉！
现在政府叫他北上，他也不好好地奉了，以致政府请他出山的电报里都有了这样的语句：“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起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董守义：《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太后的恩情比海深，也不知鸿章到底受了人啥恩，反正您再不出来替人卖国，那才叫真正的卖国贼呢。于是鸿章北上了。走到上海，得知天津失陷，北京不保，老头又不走了，说自己感冒拉肚子，寸步难行，站都站不稳，请假二十天。这借口很好，太后您会拉裤子，我鸿章也会拉肚子，再说我都七十八岁了，拉回肚子感个冒那是名正言顺。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才回拍了前述那份豪电，直斥老太后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中外共知！
也不知这电报内容会不会传到太后那边，但老头很有豪气则是无疑的。老太后的髻子，他还是敢捋一捋的。后来政府再催，给他一个全权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拍来贺电，云：“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同上，第5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