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合法，老东西却不是那么容易除掉的。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老东西的亲信荣禄大人那里，人家俩一奶同乳呢。慈禧太后不是吃素的，荣禄更不是吃素的。但是病急乱投医的广东小人康有为慌不择食，选择上了荣禄的下属、正在天津编练新军的河南帅哥袁世凯。除此之外，还动员王照前往游说荣禄另一下属、北洋三军之一武毅军的统帅聂士成，为王照所拒绝。林旭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提名荣禄第三个下属、统领甘军的董福祥，谭嗣同认为不可。其实拉袁世凯，谭嗣同也认为不可。但是实在没什么人可拉了，而且康有为认定袁世凯是可用之人，所以袁世凯就成了改革派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对袁世凯来讲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康有为在捞这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袁世凯这辈子，除了被他大儿子哄过，天天看大儿子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份假《顺天时报》；被手下一帮马屁精哄过，以为全国人民都巴望着他做皇帝外，都是他哄别人啊。他与徐仁禄的谈话，那是滴水不露。徐仁禄甚至用小屁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因何与荣不洽啊？”袁沉稳如水地回答：“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龢欲增加我兵权，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此人可用。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于是，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皇帝发出召见袁世凯的谕旨！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这一天，光绪赴颐和园向太后请安，本欲乘机就有关懋勤殿事宜向慈禧请示，但发现太后神色异常，连一句话都不给自己说。光绪感觉不妙，懋勤殿一事未敢申说。
七月三十日（9月15日），感觉不妙的光绪帝召见杨锐，赐一道密诏给维新党人，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六堂官革职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紫禁城档案编委会：《紫禁城档案·第四卷》，西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2页。
这就是传说中的衣带诏。这个版本是杨锐儿子杨庆昶保存下来的。政变时杨锐遇难，密诏由其子杨庆昶保存，缝在门生黄尚毅衣领中，扶柩回籍。宣统元年（1909），庆昶与黄尚毅缴手诏于都察院，才为世人所知。
但是康有为事变后出示的密诏却与杨家的版本不一样，据《康南海墨迹》记载，全文如下：“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紫禁城档案编委会：《紫禁城档案·第四卷》，西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页。
对比杨氏版本的密诏与康梁版本的密诏，具有很大的不同：
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根本没提康有为。而且光绪帝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太快，惹老佛爷不高兴，自己皇位可能不保。所以责诸位筹商不拂圣意之良策，“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再行办理”。
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想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被抹掉了，只剩下“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的紧急呼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
这显然是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事实上，政变结束后不久，流亡日本的维新党人王照就指出，康梁所公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也”。同上，第1483页。今天的学界差不多也确认了这一点。但我们难免奇怪，这至关紧要的密诏仅是发给维新新贵、军机四章京的，连康有为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更奇怪的是，康有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衣带诏。等他看到时，已是三天之后了。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据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载：“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之后，皇帝发下谕旨，着开去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这道谕旨不仅使袁世凯升迁，而且使他脱离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这些动作，不刺激太后才怪，老太后这边的人不傻，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所谓的宗室王公几次到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荣禄更是自袁世凯进京后就制造英俄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的谣言，要求速调袁世凯回津布防。同时，调聂士成军驻天津、董福祥军驻长辛店。嗯，现代职场怎么说来着？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也不可以没有啊。双方就这样瞪上了。
八月初二（9月17日），袁世凯谢恩，二次蒙光绪召见。按袁世凯日记，光绪心情很好，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如果说前半截是夸袁世凯的话，那么后半截便是明显的在挑拨袁世凯与其曾经的顶头上司荣禄的关系了：以后你就不归荣禄管了！袁世凯当然没啥可说的，只有磕响头的份儿了。
当天，光绪还干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发了一明一密两份谕旨，催促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去。我们先看那道明发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钦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明谕的同时，光绪帝还命令林旭将一份密谕带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9页。变法正紧张的节骨眼儿上，光绪让康有为跑上海考察办报事宜，是有些怪。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妥协。也有人认为，光绪迫于慈禧压力，想以此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更深的联系。还有人认为，光绪对康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因为康在变法期间，上了大量奏折，言辞激烈，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说出来了，这些已经涉嫌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至于迁都，更是儿戏一般。他要求光绪领着他们几个维新党人跑上海，就地组织新政府。虽然近似儿戏，但康有为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用心则昭然若揭。这狂圣，以为天下皆傻瓜，就他一人有心眼儿呢！
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一帮子维新人士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唉，文人干政，也就这么大的本事了！
八月初三（9月18日）上午，康有为终于看到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抄件和皇帝促他离京赴沪的密谕，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谕就不说了，反正是昨天才发出的，且有昨天的明谕通知。关键是光绪的这个衣带诏，也不知杨锐咋搞的，在手里窝了三天之后才拿了出来。一干维新人士捧读之后抱头痛哭，哭到“不成声”。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他们就是一干半吊子知识分子，没有实权，更没有军权，实在没有万全的办法啊！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勤王。虽然康梁事后一直不承认他们有兵变计划，但兵变计划确实有，而且也并不是看了衣带诏后的临时生智，而是之前就有酝酿，只不过这个时候才定下来而已。按谭嗣同好友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政变前夕他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并要求素有反清之志、与会党有联络的毕永年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颐和园时，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虽然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有些细节被某些学者考订出了错误，但是康有为要把袁世凯培养成当年废武则天的羽林军将领李多祚，把毕永年引作袁世凯的军变助手则是可以确认的。按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载，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康有为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康有为要做历史上的张柬之，倒是符合他的心性的。只是有三点我们还不太清楚。第一点，废后之事，光绪是否知情。第二，太后天津阅兵废帝之事是否真实。第三，如果前两点确立，那帝与后之间，谁先想废谁来着？变法前夕光绪与太后一个赌气说宁肯不坐皇位也不做亡国君，一个说他不想坐我还真不想让他坐呢，这只能看作是娘俩个的赌气话，当不得真。有人认为，变法期间，北京纷传所谓的天津阅兵乃是太后“兵变”废帝的预谋，所以康有为才萌生出“武力废后”念头。不过也有人认为，所谓的天津兵变乃是康有为故意造的谣，为自己的兵变制造合法性呢。后一种推测更为合理，还是那个理由：老佛爷想废帝，在北京就行，根本不用跑到天津，那不脱裤子放屁吗？事实上后来的政变，老佛爷就是在北京完成的，干净利索。
相形之下，康有为引袁世凯搞兵变，就比老佛爷差远了，有些孤注一掷的劲头。他派出的赌手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虽然贵为省长儿子，但打小没少受后娘的虐待。他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了，甚至邹容、陈天华这样的革命党都受了他的影响。如果说康有为最不愿意中国走法国的革命之路，那么谭嗣同却最欣赏法国大革命中流血之痛快，他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始泄万民之恨！”王建华：《谭嗣同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很具有武侠色彩。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8页。
当然，按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谭嗣同看起来就不美了，且有些既疯且病的嫌疑：
初三晨……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
……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