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体，人们谋求仕途、抒情言志、社交应酬、日常娱乐，都离不开诗歌。在唐代，诗人的地位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便是：尽享荣耀。
帝王也作诗
诗歌地位的确立，跟帝王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自从汉高祖刘邦开了帝王写作诗歌的风气之后，汉武帝刘彻也花费大量时间，从事诗歌创作，俨然半个诗人。汉末曹操更是于四海动荡、军政繁忙之际，在马上横槊赋诗，成就卓著，堪称一代大诗人。曹氏家族诗人辈出，曹丕以帝王之尊，高度肯定诗赋的功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以其杰出的禀赋，用心于斯，成为一代诗宗。至此，诗歌已经成为华夏民族一桩非常崇高的事业，无论有才没才、聪慧愚蠢，人们都要竭尽全力，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日夜苦吟。
到了唐代，诗歌的规则更加丰富，技术臻于完善，帝王们也更加热情饱满，纷纷染指。李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余年间，总共有二十三位皇帝，其中有诗歌作品留存到今天的就有十二位：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哲）、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德宗李适、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懿宗李凗、昭宗李晔。此外，一般正统史学家将其排斥在李唐皇帝行列之外的武则天，也留下了一些诗歌作品。皇帝之外，皇后、贵妃、太子、王、公主，也有好多位是写过诗的。《全唐诗》中，就收有文德皇后、徐贤妃、上官昭容、杨贵妃、江妃、章怀太子、韩王元嘉、信安王祎、宜芬公主等人的作品。皇帝当中，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的作品最多，在《全唐诗》中分别占了一卷的篇幅。
皇帝作诗是一件隆重的事情。中宗时，皇帝举行国宴、游览，除了宰相，就只有修文馆的直学士们可以跟随在皇帝身边。皇帝有所感触，写了诗，就让学士们唱和。虽然这些学士并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无非是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套话，但这事情本身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贺知章告老还乡，临别之际，唐明皇李隆基下令在长安城东门设帐，为其饯行，要求朝廷百官参加，李隆基本人也写了送别的诗歌，这在当时也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新闻。白居易去世不久，新登基的宣宗李忱为了赐予他哀荣，也曾作诗吊唁：“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既高度评价了白居易诗歌作品的影响，也表达了对诗人的怀念之情。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讲，唐代虽然有这么多皇帝写过诗，却没有一位是出色的诗人。太宗虽然是公认的一代英明君主，文武兼备，在诗歌上显然也下过一些功夫，但是，他的作品仍然不免有“女郎诗”之讥。
不过，帝王们作诗，好坏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重视诗歌这种文体，他们打心眼里愿意做一位诗人帝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都热情洋溢地从事诗歌创作，整个社会自然会蔚成风气；与此同时，皇帝的参与，也必然提高了诗人们的社会地位。换言之，这么多皇帝以九五之尊，兴致盎然地客串了一把诗人，至少说明，这诗人的头衔在当时的确是发散出光芒的，是令人羡慕的桂冠。
皇帝重视士子的诗歌才华
皇帝毕竟是皇帝，通常要端端架子，不能什么时候都亲自出马；再说，大唐皇帝的榜样李世民确立的是勤政务实的作风，不像其他“多有才艺”的“亡国之君”，一味地沉湎于诗词歌赋之中。因此，多数情况下，皇帝们都会让别人作诗来“润色鸿业”，歌颂伟大的时代或伟大的事件。
比如，武则天有一次游龙门，为了留下历史记录，命令群臣赋诗，写得又快又好的就赏赐他一袭锦袍。结果，左史官东方虬最先完成，就得了赏赐。拜谢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屁股还没有坐稳，宋之问的诗也完成了，而且文理俱美，人人称赞，被评为第一。武则天于是下令，夺了东方虬手里的锦袍，改赐宋之问。再比如，中宗有一年重阳日登高，曾下令让二十四位大臣作诗纪念，结果，韦安石、苏瑰最先完成。还有一次，金城公主奉命和蕃，中宗亲自送到马嵬驿，也曾让群臣赋诗纪行。
皇帝重视作诗，也表现在对身边大臣的诗作、诗才的夸赞上。有一次，太宗李世民作了一首《帝京篇》，命令李百药赓和。李世民赞叹李百药和作精妙，手批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长安流行春游，宰相苏颋作诗描写，有这样两句：“飞尘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唐明皇很欣赏，于是掐了一枝御苑中的鲜花插在苏颋的头巾上，当时人都觉得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康洽善于创作乐府诗，宫女、梨园都有将他的作品谱曲歌唱的。因此，玄宗也知道他的名字，曾经赞美了一番。他的朋友戴叔伦有诗写到这件事：“一篇飞入九重门，乐府喧喧闻至尊。宫中美人皆唱得，七贵因之尽相识。”
玄宗夸赞过的诗人不只康洽。天宝末年，玄宗有一次月夜登勤政楼，命令梨园弟子唱几首歌曲凑兴。有人唱起了李峤的诗：“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当时玄宗年事已高，记性不大好，问是谁的诗，有人回答说是李峤的诗。只见玄宗“凄然泣下”，说了句：“李峤真才子也！”不等听完曲子就离开了。第二年，安史乱军攻占长安，玄宗慌忙之中逃往成都。一次登上白卫岭，眺望良久，又听见有人唱李峤的诗，他又说了句：“李峤真才子！”不胜感慨。
皇帝重视诗才，不是只有空话一句，有时候还会落实在行动上：提拔或任用诗人。
唐代实行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虽然并非诗写得好的人就一定能够考中进士，考中进士的也绝非个个都是诗人，但是，把诗才当作衡量人才的一种重要标准的做法，必然会激发、造成全社会重视诗歌、学习作诗的风气，极大地提高了诗人的社会地位。唐代的科举考试卷子分省试（在考场临时写出的诗歌，一般是五言律诗）和行卷（举子事先准备好的作品，给考官或有影响的达官贵人、名流看的）两个部分，省试固然很难产生优秀的作品，但是，行卷中是很有可能出现好诗的。
除了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皇帝们也经常会有即兴发挥，给一些诗人以额外的进身机会。
有人因为有诗名，意外得中进士。会昌五年（845年），主考官陈商准备放榜，武宗李炎责怪榜中没有顾非熊（顾况之子）的姓名，命令有关官员将其追加上去。顾非熊是因为在当时很有诗名，所以有这个恩遇。
更多的人因为有诗名，得到较好的职位。杜审言因为受命作了一首《欢喜诗》，武则天欣赏他的文采，任命他为著作佐郎。德宗时，知制诰缺人，中书省两次上奏人选名单，德宗都不批准。第三次请求御批，这才批道：“给韩翃。”当时有两个韩翃，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江淮刺史，宰相不知道皇帝指的哪一位，皇帝就又批道：“‘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不久，韩翃就以驾部郎中升为知制诰。
宪宗皇帝似乎特别喜欢提拔诗人。有一次，他说：“我记得有一首《咏史》诗，这作者如果还活着，就让他做朗州刺史。武陵桃花源，可以满足诗人的兴致。”诗是戎昱作的，他大概也没有真的被派去做朗州刺史，但是，皇帝这么惦记着他，在当时确实可算是一种荣誉。还有一次，宪宗因为熟悉李益的名字，就把他从河北召回京城，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
宣宗曾问宰相：“诗人赵嘏，有好官做吗？可以把他的诗拿来我看看。”宣宗本意是想了解一下赵嘏的情况，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不料，赵嘏诗集的第一篇《题秦》诗有这样两句：“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宣宗当时就很不高兴，提拔的事就吹了。
一般来说，唐代白衣书生要想进入仕途，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昭宗景福二年（893年），诗人郑良士向皇帝献诗五百首，马上就被授予国子四门博士（正七品上），后来又升迁至康州、恩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郑良士因此被视为“诗可达人”的典型。
皇帝之外，王侯也有不少是很喜欢结交、赏拔诗人的。比如开元时期（713—741年），岐王李范就很爱跟文人儒士交往，刘廷奇、阎朝隐、张谔等就经常出入他的府邸，饮酒赋诗，日相娱乐。众所周知，杜甫也曾是“岐王宅”的常客。
士大夫推重诗才
诗歌才华在唐代被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才华，一班喜欢奖掖后进的士大夫，也乐于对有诗才的后进加以奖拔，或为其延誉，或奉为上宾。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在唐代也有许多不但不相轻反而相推重的例子。王湾游览今天镇江北固山，作了一首诗，诗曰：“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失（一作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江南意》，或作《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也是文坛领袖，他十分欣赏其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便亲手将其书写在宰相办公室（政事堂）的墙壁上，经常让能作诗的人看看，把王湾的诗句当作学习榜样。
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为了谋求仕进，来到京城长安。一次在秘书省，雨后天气，秋月如洗，一班诗坛名流聚在一起吟诗作赋，玩联句成诗的游戏。当孟浩然对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时候，举座赞叹其清绝，都停笔不再往下续。从此，丞相张九龄，侍御史王维，尚书郎裴胜、卢僎，大理评事裴揔，华阴太守郑倩之等等，都纷纷跟孟浩然结为忘形之交。张九龄、王维更是对其赞不绝口。
上文曾经提到过，有个叫康洽的诗人，因为诗写得好，得到了玄宗的赞美。其实，他在士大夫中间也颇受欢迎，出入王侯贵主宅第，参加各种游览活动、宴会，达官贵人家的骏马、仆人，都仿佛是他自己的，可以任意使唤。看他服饰玩物的光鲜珍贵，一般人恨不得一回到家里就烧了自己的东西。安史之乱爆发前，康洽曾经密切往来的达官贵人有令狐楚、牛僧孺、沈传师、王起四家父子兄弟，以及李德裕、李珏、杨汉公、赵蕃、张又新等人。一时贵人，皆有交往。
郎士元与钱起是齐名的诗人，当时朝廷自丞相以下，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出差，若是没有这两位诗人的送行诗篇，都会感到脸上无光。可见，诗人在士大夫的社交场合是多么地受欢迎。
唐代文人之中，张说、张九龄、贺知章、王维、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白居易等人都曾经热心接引过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一定才华的后学。曾经做过国子监祭酒的杨敬之，更是古道热肠，一旦得知他人写了一句好诗，便整天挂在嘴上，如同有瘾。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赞扬项斯的故事。因为他欣赏项斯的为人和诗才，于是在给项斯的赠诗中这样写道：“几度见君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后来，“说项”便成了一个固定词语。
诗人既然在士大夫阶层是受推重的群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诗人尤其是优秀诗人，他们的仕途都很不顺利呢？这能不能说明，唐代诗人的地位也不过是“光着屁股坐花轿”有名誉无实惠呢？《明皇杂录·补遗》有一条说，唐代鼎盛时期的天宝年间，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都有诗名，但是却都流落不偶，仕途坎坷，其原因都是他们“恃才浮诞”。这说法也许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肯定是不全面的。古往今来，才华与命运的关系从来都是很复杂的，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规律；有个人原因，也有客观情况。
比如，李商隐的一生，辗转下僚，命运坎坷，我们似乎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他的个人原因。李商隐幼时即能写诗。他于弱冠之年，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当时的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令狐楚一见之下就十分欣赏，加以礼遇，让他跟自己儿子交往。李商隐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也在主考官高锴那里替他说好话，因而他顺利地中了进士。不久，令狐父子又为他谋得了集贤校理的职位。但是，很快，李商隐又跟令狐父子的政敌王茂元密切往来，并且娶王茂元的女儿为妻。李商隐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士流的普遍指责。因为，当时牛李党争十分激烈，令狐父子、王茂元分属牛（僧孺）、李（德裕）党。李商隐这样脚踩两船，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非议，被认为是“诡薄无行”，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共同排挤。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做了宰相的令狐绹，也“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不肯提拔他。
而实际情况，可能不是那个样子的。作为优秀诗人，李商隐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也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浮浅。他之所以跟王茂元密切来往甚至娶了他的女儿，可能是出于天真性格，对党争的残酷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也可能是他为了追求爱情，忽略了家族恩怨，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商隐对牛李党争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他对牛李党的分歧不感兴趣。
著名诗人张祜的命运也很有戏剧性。张祜早年就有诗名，据说曾得到过白居易的赏识。但是，当令狐楚将他推荐给朝廷的时候，却受到了当时正被皇帝重用、也是著名诗人的元稹的阻挠。元稹对皇帝说出的理由是，张祜的诗才不过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如果朝廷奖励太过，可能会导致社会风气的改变，言外之意是助长华而不实、投机取巧之类的风气。当时皇帝显然听信了元稹的说法，张祜那一次到京城谋求进身，自然只能以失败告终，寂寞而归。为此，他作诗自悼：“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这故事，表面上看，张祜的坎坷好像是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元稹的赏识，而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旧唐书》令狐楚传记载，自从元稹得到皇帝信任，被任命为学士，就开始讨厌令狐楚跟皇甫镈为了稳固恩宠相互勾结的做法，在一次起草诏令时，指出令狐楚曾在担任地方长官时暗中破坏朝廷的出兵计划，勾结奸邪党人，妨碍了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令狐楚因此在心里十分憎恨元稹。可见，元稹跟令狐楚之间是势不两立的关系。元稹阻挠张祜，根源很可能在令狐楚那里：阻止政敌所推荐的人进入朝廷，乃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张祜不幸成了这种斗争的牺牲品。
诗人的社会声望
在一个诗歌不受大众欢迎的国度，诗人们是很难获得像样的社会名声的：诗人不会成为令人尊敬的对象，诗人的言行没有人关注，诗人的头上没有桂冠，诗人的身体饥寒交迫。
而在唐代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唐代，即使是落魄的诗人，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各界、各阶层，对诗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尊敬。
贞观六年，太宗为了打击崔、卢、李、郑四姓的社会势力，树立本朝士大夫的地位，下令根据本朝官品、人才，重新排列天下姓氏的尊卑等级，修撰了《氏族志》，颁行天下。从此以后，唐代衡量一个人，开始重视他的官爵高下。但是，因为诗歌盛行，士人的名声也不完全依赖于官爵职位，即使官微职卑，只要诗歌写得好，同样可以为其赢得广泛的社会名声。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卷之下指出，开元天宝时期，有一批官位不高但名声很大的人，他们是：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李馆陶、郑广文虔、元鲁山德秀、萧功曹颖士、张长史旭、独孤常州及、崔比部元翰、梁补阙肃，还有韦苏州应物。除了这些人，唐代位卑而名显的诗人我们还可以举出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孟郊、李贺、温庭筠、李商隐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唐代最优秀的诗人，基本上都是仕途不通达者，这应了杜甫所说的“文章憎命达”。
诗的国度，很多女子暗恋诗人。多种文献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末诗人罗隐曾经把自己的诗作献给宰相郑畋。郑畋有个美貌而且喜欢作诗的女儿，她喜欢读罗隐的诗，经常至于废寝忘食。每次读到“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两句，都会在她父亲面前赞赏不已。看女儿读罗隐的诗读得如痴如醉，郑畋以为她有意嫁给罗隐，于是，有一天邀请罗隐到他家来。他女儿从门缝里看见罗隐，原来是一副丑陋的相貌、一派迂腐的举止，从此只字不提罗隐诗。事情虽然没有按照戏剧情节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这个只有前半截的故事本身已经说明，诗人是受到当时女性欢迎的一个群体。
诗歌在当时是可以谱曲演唱的，因此有不少诗人适合谱曲演唱的作品就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巷传唱。比如王之涣，他的诗歌一写出来，就有乐工拿去谱曲。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等人“旗亭赌酒”的故事，也说明那个时代有许多诗人，他们的名字是广为人知的，无异于明星，受到艺妓歌女们的仰慕和崇敬。
著名诗人萧颖士是个脾气古怪、性情严苛的人。有一个仆人跟了他十余年，萧颖士动辄施以鞭笞，每次都要抽打一百多下，仆人苦不堪言。别人都劝这仆人跳槽，另择主人。不料，这仆人却回答说：“我不是不可以另择主人，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乃是因为爱他的才华！”古今中外有条铁律：仆人眼里无伟人。萧颖士的这个仆人却能忍受鞭笞而仍然不减爱才之心，除了这仆人确实爱才心切之外，恐怕也跟当时尊重诗人的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吧。
唐末有个宜春人，名叫王毂，有一定的诗名。他曾经写过一首《玉树曲》：“璧月夜，琼树春，莲舌泠泠词调新。当时狎客尽丰禄，直谏犯颜无一人。歌未阕，晋王剑上粘腥血。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一时间广为传播。王毂没有中进士的时候，一天在街上走路，忽然看见有同学被一群无赖围住殴打。这王毂有心上前救友，奈何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急中生智，只见他冲着无赖们大喊一声：“不得无理！认识我吗？我就是写出‘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的人！”要搁今天，无赖们非先来一阵哄笑，然后继以一顿拳脚不可。可是，唐代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帮无赖一听这话，不但当时就停手不再殴打他同学，并且惭愧地向王毂谢罪，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诗人李涉有一次过九江去看望他的弟弟，行至浣口西边，忽然遭遇大风。他看见江上有一艘大帆船，船上数十人全都手执兵器。两船相近时，那艘船上有个人上前问他是谁，李涉手下人就回答道：“是李博士的船。”那船上的强盗头子就说：“如果是李博士，我们就不拿他钱财了。因为久闻诗名，只希望得到一篇诗作，钱财金帛不稀罕。”李涉当即写了一首绝句赠给强盗头子。强盗头子也礼尚往来，请李涉吃喝了一通，临走时还赠送他不少东西。
这两个故事虽然不免有些传奇色彩，但是，都可以说明这样的情况：唐代就连市井无赖、江洋大盗都熟悉一些诗句，知道诗人的名字，并且都愿意敬重诗人。也许有人会觉得故事不一定很可靠，那么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事情：跟杜甫曾经有过交往的诗人苏涣，在中进士之前，就曾是著名的江洋大盗，在巴中地区抢劫商人，因为惯于使用一张白色弓弩，被称为“白跖”。
现代社会，商人们为了宣传产品以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都喜欢找影视歌明星、美女拍广告，做形象代言人。唐代似乎不是这样，唐代最有市场影响力的是诗人。一个诗人的褒贬能直接影响妓女声价、妓院生意。诗人崔涯，是吴楚地区的一名狂傲书生，当时跟张祜齐名。这崔涯，只要他给妓院题一首诗，立刻就会传遍大街小巷。赞誉的，就会车马络绎；贬斥的，则会门庭冷落。有一次他作诗嘲讽当时名妓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囱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把李端端丑化（极言其肤色之黑）得不成样子，李端端看到这诗，忧心如焚。崔涯在别的妓院饮酒回家，远远看见李端端，只见她踮着脚走路，小心翼翼在路边向自己行礼，战战兢兢地说：“端端等候三郎六郎，希望可怜可怜。”崔涯于是给她重新写了一首尽是粉饰说好话的绝句，诗是这样写的：“觅得黄骝鞁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相诧，一朵能行白牡丹。”很快，富豪们竞相登门，李端端身不暇接。有人针对这事，开玩笑说，“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据说，当时那些夜总会、妓院之类的地方，没有一处是不怕崔涯写诗讽刺自己的。事情可能经过夸饰，但应当不是凭空杜撰的。
第二节 诗歌才华与功名
生于像唐代那样充满自信、积极向上、文物繁盛的时代，是人们共同的梦想。文学上，唐代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诗人辈出，佳作如云，唐代因此成为诗歌的颠峰时期。唐代的诗人，永远是值得后人羡慕的一个文人群体。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烦恼多多的群体，其中的诗人，包括一些卓有成就的诗人，往往过得水深火热，赍志以殁。
唐代科举的社会影响
唐代的科举制度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科目都各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常科中的进士科，最受时人重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进者，终不为美”。人们为了博得进士一第，不惜付出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光，以至于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有人因此作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代的进士科考试，确实有其消极的一面，浪费了许多士子的时间乃至生命。比如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按照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卷二十四记载，这一科共录取进士二十六人。又据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放老》条记载，这一科放榜之际，昭宗因为宰相崔胤结、都指挥使孙德昭等剿灭了废除自己皇位的左右军中尉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等而被迎复位，“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为了塞责，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杜德祥于是让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这五位新进士中，曹松、王希羽“甲子皆七十馀”，刘象、柯崇“皆年逾耳顺”，郑希颜据洪迈的《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条说亦有五十九岁了。因此当时人称这一榜为“五老榜”。选拔人才的科举功名，变成了安抚人心的礼品。
大概因为进士科普遍受到重视，士子们争相参与考试，加上唐代的进士科考试比较重视应试者的诗歌文赋才华，唐代的进士有不少人同时又是出色诗人的——其实这话应该分为两句说：一句是，有一部分出色的诗人凭藉其诗名登第成为进士；还有一句是，有一部分进士日后经过努力成为出色的诗人。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唐才子传》所收的280余位才子中，至少有177位是进士出身的（其中有6位是状元）。从比例上讲，进士诗人占了全部诗人的62%。没有进士功名的107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参加过进士科考试的，有帝王、别科出身者、出家人、无意于功名的隐士和按规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女性；第二种情况是参加考试而没有被录取的；第三种是因为文献缺乏，情况不明的。属于第一种情况者有55人，属于第二种情况者有43人，属于第三种情况者有10人。也就是说，在280余位诗人中，有219人是参加过进士考试的，其中80%是考中进士者。
既然诗人大部分是进士出身的，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功名、诗名双丰收的，即：既在科举上中了高第，同时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王维、元稹是状元出身，岑参是进士第二名及第。
科举遗漏诗人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一部分杰出的诗人并非进士出身。这一部分诗人我们可以举出孟浩然、李白、王之涣、韦应物、卢纶、李贺、温庭筠、张祜、陆龟蒙、罗隐等，名单相当华丽。这一部分人没有成为进士，情况是多样的。李白可能是出身的缘故，没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也可能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高蹈处世，效法的是范蠡、张良、鲁仲连一类历史人物，不屑于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因为父亲名晋肃，“晋”“进”谐音，因避讳不得参加考试，韩愈为之力辩之后，也没能获准参加考试；韦应物少年尚侠，“十五侍皇闱”（见其《燕李录事》诗），早早就做了唐玄宗的侍卫，忙于扈从游幸，或者说，他的仕进已经不需要科举功名这块敲门砖了；杜牧诗“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中的张公子张祜，唐五代典籍多有称之为“处士”者，似乎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原因可能是跟徐凝争杭州“解头”失败，心灰意冷；孟浩然、王之涣、卢纶、温庭筠、陆龟蒙、罗隐等则或一举不第即放弃科举考试，或屡试不第后落魄而归。《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记载，唐太宗有一次私幸端门，看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很高兴，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果所记属实，则唐太宗的得意未免一厢情愿了点儿。事实上，天下英雄并未尽入李唐彀中，有些是不愿意入其彀中，有些是欲入其彀中而不得。再者，以唐代一科取进士少可仅二三人、多不过五六十人的规模，怎么可能就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了呢？唐代才子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而且其中不乏成就卓越声名显赫者）并非进士出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唐代虽然素称开明，唐代的科举考试也还没有宋明清等朝代那样因过于重要而泛滥，以至于弊端百出，但也决不是无可指摘的。部分帝王巨卿可以干预考试，左右录取谁不录取谁，主持考试的考官水平有贤愚高下之分，衡量人才的标准本身也难免有不够合理之处。种种原因，就会造成一些取舍不公平的现象，一些高才举子被困场屋，乃至终身坎壈。
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杜甫开始时两次参加考试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在二十四岁那年，即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地点是崇业坊福唐观，当时主持考试的还是位卑望轻的考功员外郎，而不是后来的礼部侍郎。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的次年，开元二十四年，举子与主考官（考功员外郎李昂）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见考功郎主持进士考试颇难服众。杜甫这次落第恐怕也有让他感到不平的地方，三十年后回忆这一段经历，“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杜甫还是愤愤然的。杜甫第二次参加进士试是三十六岁，天宝六载（747年）。这一次更惨，由于奸相李林甫的作祟，布衣士子全体落第。同年也参加了考试的元结《喻友》记载此事甚为翔实：“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瞶，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杜甫身受其害，自然悲愤难平，在一首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年）题为《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的诗中有这样几句：“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杜甫后来总算因为献赋打动玄宗，于四十余岁时谋得一个出身，不然，一代诗圣就只能以白衣终老了。
第二个例子是温庭筠的屡试不第。温庭筠是公认的才子，从小就聪明，善于写作诗歌文赋，跟李商隐齐名，时人号为“温李”。他是捷才，《北梦琐言》卷四载：“……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多为邻铺假手”也许是夸大之辞，但是“温八叉”的说法确实是屡见载籍的。温庭筠当然不是那种有速度无深度、有数量无质量的人，但是，他在科场上却屡屡失败，一直没能博得进士头衔。温庭筠未得进士一第，物议颇有不平，以至于后来他儿子温宪参加进士考试，有当权者出于“厌公论”（按：厌，满足）、“少雪忌才之恨”（按：雪，洗掉）的考虑录取了他。
追授功名
落魄诗人才子不得功名，唐人已经有人为其鸣不平而上书朝廷，要求追授进士的。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五载，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十二月，时任左补阙的韦庄就曾上书朝廷，要求为那些“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的遗贤“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韦庄列出了一个应该追授的名单，其中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等，韦庄称赞这些人“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据说当时最高统治者也颇认可韦庄的意见，“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统治者也承认了科举考试不能尽举人才的缺陷。
功名好比是龙门，引诱着读书的人们纷纷跑去纵身上跃。为了跃过龙门，人们必须练习跳跃的本领。唐代以诗赋取进士，自然就会推动人们去刻苦修炼作诗的功夫，原本就有文学才华的，业精于勤，诗兴大发，咳珠吐玉；原本无才的，日积月累，至少也能照葫芦画瓢，诌几句韵语。整个社会读诗、写诗蔚成风气之后，于是便成就了一个泱泱诗歌国度。对于古代科举的利弊得失，我们还是应该有客观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唐代进士科考试至少对唐诗的繁荣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诗歌才华与官运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重视举子的诗赋修养，因此，许多具有诗歌才华的人，得以通过进士考试步入仕途，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其他一些朝代而言，生于唐代的诗人是幸运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唐代，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出色的诗歌才华，就一定会有亨通的官运。实际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分三个方面略作讨论。
唐代诗人仕宦概况
宋代陈振孙《郡斋读书志》记录了一个被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引用的说法：“唐世工诗而宦达者唯高适，达宦诗工者唯元衡”。《郡斋读书志》和《唐才子传》都在这句话的前边用了“议者谓”三个字，现在无从考证，这“议者”究竟是唐人抑或宋人。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是唐人，这话可能是针对唐代某一段时期而发的言论；如果是宋人，这话就是概括有唐一代得出的结论了。我们这里暂且假设这“议者”是宋人吧。
这个归纳有人引用，说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毕竟不是统计数据，难以全面反映情况。我们以《唐才子传》主目录所收才子（去掉六位帝王和三位女性，共有275人）作为考察范围，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归纳出如下一些情况：
做过宰相的有11人：李峤、张说、武元衡、令狐楚、王涯、权德舆、元稹、李绅、高骈、韦庄（后蜀）、李建勋（南唐）；
做过大郡牧的有2人：贾至（京兆尹）、杨巨源（河中少尹）；
做过尚书的有4人：鲍防（工部）、李益（礼部）、刘禹锡（检校礼部）、薛能；
做过御史大夫的有1人：贺兰进明；
做过侍郎的有10人：李昂（礼部）、孙逖（邢部）、吉中孚（吏部）、张谓（礼部）、韩愈（吏部）、白居易（邢部）、司空图（兵部）、秦韬玉（工部）、王焕（礼部）、卢延让（邢部）；
做过节度使的有2人：高适（西川）、李廓（武宁）；
做过秘书监的有3人：贺知章、姚合、曹邺（？）；
做过尚书丞的有1人：王维（右丞）；
做过容管经略使的有3人：元结、窦群、戴叔伦；
做过观察使的有1人：韩琮（湖南）；
做过刺史的有17人：刘长卿（随州）、李嘉佑（袁州）、郎士元（郢州）、独孤及（常州）、畅当（果州）、窦庠（登州）、张登（漳州）、李远（建州？）、李敬方（歙州）、许浑（郢州）、雍陶（雅州）、薛逢（嘉州）、李频（建州）、唐彦谦（阆州）、林嵩（全州）、罗虬（台州）、郑良士（恩州）；
做过国子祭酒、司业的有4人：窦常、窦牟、韦楚老、张籍（司业）。这里所列的都是四品以上的官员，都可算得是高品级的职位了。当然这里不能肯定已经将《唐才子传》中所有曾经位列四品以上的人悉数罗列出来了，可能还有少数遗漏。尽管这样，这些数字相加起来，已经达到了59人，占了全部《唐才子传》主目录275人的21%。其实，很难说《唐才子传》已经将唐代的诗人都网罗在内了。举个例子，张九龄既是玄宗朝的名相，诗做得实在也不坏，如《感遇》十二首，但是《唐才子传》中并无其名。
在上边所列的四品以上才子名单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是相当有成就的诗人。例如：元稹、韦庄、刘禹锡、韩愈、白居易、高适、王维、元结、戴叔伦、刘长卿、张籍。
不得不承认，诗才跟官运之间，确实有着一定的关系。皇帝和当权者在任用官员的时候，恐怕还是多少考虑了被擢任者的诗歌才华的。换言之，一个人的诗名对其官运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唐德宗在圈定知制诰人选时，在江淮刺史与写过“春城无处不飞花，轻烟散入五侯家”诗句的诗人韩翃之间，钦点诗人韩翃（已见前引）。诗名既然能达于“圣听”，点官受到影响，自是情理之中。
科场失意者
唐代初年，科举取士原本有多种途径。唐太宗的时候，俊才、秀才两科还能够跟进士科齐名。但是，从唐高宗李治咸亨（670—674年）年间开始，帝王重视进士科人才，进士出身者每每能仕途通达；进士科主要考查士子的诗赋才华，吸引了天下众多已经享有一定文名的士子参加考试；录取的相当一部分进士，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种种原因，遂使进士科成为当时士人谋求进身、博取名声最快速有效的途径。《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记载：“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
进士科在唐代如此受到全社会的瞩目，势必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天下士子蜂拥着过进士科这一座独木桥，难免会有人怀才不遇，失魂落魄。社会愈是重视进士科，考进士失败者的士子，失意悲情就愈深重。随便翻检一下《全唐诗》，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以《下第》《落第》为题的诗歌，自述下第后的悲苦、送别下第朋友时的深厚同情，千年之下，仍然令人动容，为之掬泪。举两首诗为例。李廓《下第诗》：“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落第者的失魂落魄情形，可见一斑。有一位姓赵的落第举子的妻子，在丈夫落第后作了一首《夫下第》，诗是这样写的：“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一个人落第了，他本人痛苦不说，就连他的妻子都要这么蒙羞受辱。
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记载，唐代每科取进士，数量相当有限。唐太宗贞观年间，历科进士录取人数如下：贞观元年4人，三年5人，四年9人，五年15人，六年12人，七年13人，八年9人，九年6人，十年11人，十一年8人，十二年11人，十三年17人，十四年5人，十五年14人，十七年15人，十八年24人，二十年3人，二十一年7人，二十二年9人，二十三年8人（《登科记考》卷一）。武则天为了笼络人心，取进士是比较多的，但最多时也不过几十人。光宅二年27人，垂拱二年4人，三年65人，四年24人，永昌元年8人（限于洛阳和西安），载初元年16人（限于洛阳和西安），天授二年16人，长寿二年18人，证圣元年22人，天册万岁二年27人，万岁通天二年27人，圣历元年22人，二年16人，三年20人，大足元年27人，长安二年21人，三年31人，四年41人（《登科记考》卷三、卷四）。按照一科八九百人的参试规模，录取比率只是十几乃至几十分之一。
更何况唐代的进士参试士子（贡生）是已经经过了县、州选拔删汰的，天下读书人考取进士的难度由此不难想象，失意人数自然是很多的。加上科举考试本身的标准问题、执行时的人为弊病，这其中当然就有一些是有真才实学而名落孙山的。
仕途失意者
没有中进士的难以谋得仕途的通达，中了进士的也绝非人人可以飞黄腾达。《唐才子传》中的280余位才子，有近180位是进士出身的，但是，官至四品以上的不过60位左右，大部分进士是沉寂下僚，还有一小部分于仕途颗粒无收。
纵观有唐一代，怀才不遇的感慨之音，不绝如缕。曾经慷慨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李白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是他既然因有人推荐而被任命为翰林院供奉，就相当于进士出身了），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感慨；早年自信立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也有“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愤懑。唐王朝素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明、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但是，李白、杜甫两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生逢其时，却都未能得其大用，展其才华，他们的政治理想都最终落空破灭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
在诗歌上表现了卓越才华的李白、杜甫，生平却历尽坎坷。他们到底是有言才无干才呢，还是属于“才大难为用”、“英雄未展才”？《唐才子传》作者元人辛文房大概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发过这样一番议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崎岖放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卷第二《杜甫》）这种感慨恐怕是古今一切喜爱李杜的人，都会有的吧。《新唐书》杜甫本传曾经对杜甫之所以未能大用，进行解释，曰：“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当然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了。历史不能重来，假设也可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唐代既然是以诗赋取士，那么像李白、杜甫这样杰出的诗人都没能得到像样的任用的机会，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是光鲜王朝一个不小的斑点吧。一句话，越是光明的地方，阴影也越深；李白、杜甫的坎坷不得意，说明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
也许有人会说诗人若是没有经历过那些坎坷，没有接近底层百姓的生活体验，没有悲惨的人生遭遇，就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的优秀诗篇，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这种理论，大约会有不少赞同者。但是，我认为这理论是似是而非的，而且多少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说它“似是”，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毕竟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文学即人学，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说它“而非”，因为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评论者的立场是站在后代的台阶上的，实际上放弃了对那个时代有关制度的客观审视和应有的批判态度。我认为，唐代一下子出了李白、杜甫两位超一流的伟大诗人，固然可以说是李唐王朝的一个光荣，但同时也不能不认识到，这当中也折射出了李唐王朝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再者，李白在进入翰林院之前，杜甫在政治理想幻灭、华州弃官之前，都已经创作出了足以代表他们一生最高水平的诗歌作品——李白已经写出了《横江词》、《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酒肆留别》、《蜀道难》等作品，杜甫已经写出了《望岳》、《八仙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后《出塞》、《北征》、“三吏”、“三别”等作品。就是说，假如李白杜甫的后半辈子都像王维、白居易那样官运亨通，即使他们不再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他们伟大诗人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