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治理百姓，衡量根本，不纵容百姓的欲望，只是期望利民。所以对他们施加刑罚，不是因为憎恨百姓，而是从根本上爱护百姓。刑罚战胜罪恶，百姓才得安宁；奖赏繁多，奸谋诡计随之而生。所以治理百姓，刑罚得胜，这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奖赏繁多，这是祸乱的根源。百姓的本性喜欢混乱，而不喜欢执行法令，所以明主治国，明定奖赏以鼓舞百姓建功，严肃刑罚则百姓亲法，鼓舞建功则不触犯公事，亲近法令则奸心不萌。所以治理百姓，要禁在奸心萌动之前，用兵要先服百姓之心。禁令首先要治理根本才有效，战胜士兵之心才能打胜仗。圣人治理百姓，先治本就强，先服民心才能取胜。国家的事务以治本为先，要统一民心，执行公务不得夹杂私意，奖赏告发者，奸邪就不会发生，明确法令，治理百姓就不会烦琐。能执行这四项政策就强盛，不能执行这四项政策就削弱。国家之所以强盛，就是依靠政策；君主之所以受到尊崇，就是依靠权势。所以明君有权势有政策，但乱君也有权势有政策，两种政策积久年深其结果就不同，那是因为他们所制订的政策不同的缘故。所以明君操持权势而受到尊重，政策一贯而国家得到治理。所以法是君主的根本，刑罚是爱民的开始。
百姓的天性，讨厌劳苦而爱好安逸，安逸则农事荒废，农事荒废就无法治理，无法治理国家就会混乱，奖赏和刑罚难以在天下推行就必然有奸臣当道。所以想要建大功，又难以致力，而大功就没有希望建成；想要制订法令，又难以改变旧的法令，百姓混乱就没有希望治理。所以治理百姓并无常规，只要符合治国方针的就是好法律，法能跟上时代的变化就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之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宜就能有成效。所以当百姓质朴之时，只用名义就可以达到禁止的目的，而世上已出现智诈巧伪后就要动用刑罚才能使百姓听从。时代转移而治道不变就会混乱，治道变了而禁令不变国家就会削弱。所以圣人治理百姓，法令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禁令和治道也随之而变。
能在地里劳作就会富足，能在战场奋力杀敌国家就会强大，强大而又能铲除奸邪的国家就能统一天下。所以统一天下在于开展耕战，在于铲除奸邪，能铲除奸邪的人就必定能振兴王业。所以振兴王业之术，不在于依靠外国势力不来扰乱，而在于依靠自己的不可乱。依靠外国势力不来扰乱而所设的法治就会削弱，依靠自己的方寸不可乱才能行法，才能兴旺。所以贤君治国，要适应于不可乱的法术。尊贵爵位，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所以奖赏功劳，授予爵位，任用才能而排除奸邪。爱好出力的人，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而君主就会受到尊重，君主受尊重就能兴王业；国家不依靠出力的人而依靠私学，爵位就低贱，爵位低贱而君主就卑微，君主卑微国家就会削弱。所以立国用民之道，能够排除游说之士而闭塞私门，崇尚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天下就可实现。
制分
【原文】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异以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勿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后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氇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难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戮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勿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译文】
大凡国土广大的君主受到尊崇，从来没有不是重法才能做到在天下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统治人民的君主，必须明定爵位和俸禄，执法必严而加重它的分量。国家治理得好人民才能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法重合乎人情，禁令减轻就会违背事实。况且拼死卖力，是百姓能够做到的，人的常情没有不是出死力以求达到他们的欲望的；而百姓的喜好和憎恶，可由君主控制。百姓喜好的是利禄而憎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百姓的喜好和憎恶来驾驭他们，事实是不能放过的。然而放宽禁令而事有过失，这就是刑赏失当。治理人民，不是执掌法令去行善，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没有法令了。所以治理乱国的道理，应该是以明辨刑赏为当务之急。治理国家者，没有谁不立法令，然而有的国家保存下来，有的国家灭亡了。灭亡的，就是因为制订刑赏原则不分明。治理好的对于刑赏的界限没有不分明的，认为刑赏是不同的而把它们分开，这不叫分明。至于明察的君主，他的分明是独特的分明。因而百姓重视国法而畏惧禁令，总是担心出错、犯罪而不敢期求奖赏。所以说：不等待刑赏而百姓早就去做应做的事了。
所以治理国家达到最高的境界时，就是善于以制止奸邪为要务。这是什么缘故呢？其法令是合乎民情的，是关系治国的道理。那么监察奸臣之法是怎样的呢？那就是一定要邻里相互监视是否有奸情。而相互监视又要怎样去做呢？那就是：邻里连坐，不告者同罪。触犯禁令如有牵连自己的情形，邻里就不能不互相监视，唯恐不得免罪。有奸心的不能让他得志，因为监视他的人多。如果是这样，人就要慎重自己的行为而监视奸人，告发奸人的秘密。告发有过的人免罪而受赏，不告发的一定要惩治而受牵连之罪。这样，奸诈之徒就能被揭发，奸诈之情不管是否细小，同里相保、有罪连坐使他们不得不告。
执掌国法最为明察的人，是依法用人而不是以智用人。因而有术之国，不任用有声誉的人就不会有过失，境内也必定治理得好，这是依法用人的缘故；灭亡之国，让敌人的军队在境内肆意横行，却不能防御禁止，这是用人无术的缘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是以智用人；要想战胜人，就要依法用人。所以有术之国，不听辩说而依法行事。
大凡有不正之功的，即使追寻他的前约也难以查证；过失之情在言词上也难以发现，这使刑赏难以处理而困惑。所谓循理也难以知晓，这因为是奸诈之功。臣下的过失难以发现，这是因为失去了根据。遵循情理不能发现虚假之功，考虑实情又似乎有奸诈的根由，则刑赏怎能不出现失误呢？所以虚伪之人在国内立名，而言谈之人施用诡计于外，因而愚怯勇慧相连，虚伪之道与世俗相结合而被世人所容纳，于是法令闲置不用，而刑罚也没有用到罪人身上。这样刑赏怎能不混乱呢！实行法治是有成效的，而任用人又去依靠智慧就失去了衡量的标准，失去了衡量的标准，不是法令使它如此，而是放弃了依法取人，而任人以智。不依法取人而依靠智慧用人，而任职的人又怎能承担起他的职责？职责与事实不相符合，法令怎能不出差错，刑罚又怎能不杂乱？因此赏罚混乱，治国之道错误，就是因为刑赏不分明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