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位会俄文的沈老师到我家来，她外婆是俄罗斯人，所以她和俄侨的关系很深。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是波兰侨民，想介绍我到波兰人家里做，我当然一口就答应了。波兰人住在淮海路淮中大楼四楼，丈夫是中波轮船公司的主任，每天到外滩去上班，夫人是家庭主妇。波兰人太太都不上班的，但她们几乎每天都出去，或去友谊商店买东西，或出去玩玩。他们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阿里珊得拉，一个叫玛莎，长得挺好玩的。淮中大楼住的全是波兰人，里面有一个波兰人的学校，顶楼还有食堂，他们每天到食堂吃饭，卫生也有专人来打扫。我在他们家不用烧饭，只要洗洗衣服，整理一下房间，主要陪两个女孩玩玩。下午再到另一家去看两个男孩，据说男孩的父亲是中波轮船公司的党委书记，一般不带孩子出去玩，最多到楼下的花园玩玩。他们给我的工资待遇都很不错，每家各给六十元。
波兰孩子都会讲俄文，但大人不会讲，开始还得靠小孩翻译，没多久我也能说波兰话了。主任家有两个卫生间，太太有点洁癖，她有个专用的马桶，我是不能用的，但我还是适应了。我干活勤快，语言又通，所以两家的夫人都很喜欢我，夫人们聊天说起，就传出去了。某天，一位夫人把在她家干活的黄玫瑰拖到我干活的那家，指着窗子说捷妮娅擦得那么干净，就像没玻璃似的。那个黄玫瑰是工会派来的，她很不高兴，讽刺说：“你本事是大啊，比国家擦得还干净嘛。” 我还教她怎么擦窗又快又好，可她以后碰到还常常嘲讽我：“我们东家总在说你怎么怎么好。”看来我太能干，让她们不舒服了。
“三八节”那天，大人都去跳舞，主任家带了女孩去，但书记家没带男孩，那家多给些奖金要我帮着看管男孩。晚饭时，我到顶楼领来他们家的四份饭，这时我肚子疼得要命，也不想吃饭，孩子也没怎么吃。好不容易大人回来了，外面下起大雨，他们把两份饭打了包，叫了部三轮车送我回家。第二天早晨到医院一看，原来我生了急性阑尾炎，当天便住院开刀。我几天没去上班，波兰人听说了，赶到医院来看我，这下坏事了。原来当时规定，外国人在中国不能随便到处乱跑，也不能到中国人家里去，为他们服务的人必须由国家派去，据说这是为了不把中国的秘密泄露出去。波兰人到医院很引人注目，国家就开始调查我和他们的关系，这才知道我是通过私人介绍去做的，其实听说开电梯的人也负责监督我们的，不知是开电梯的人还是黄玫瑰她们向上汇报的。
我病好以后去上班，开电梯的人交给我一封信，叫我到位于外滩的总工会去谈谈。总工会的人问我看过报吗，我说我不识字，于是他读给我听： 1958年以后，外国人到上海用工一定要通过工会。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问：“那波兰是什么样的国家？”其实我那时真不知道波兰是什么国家，也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过了好多年才知道那时的波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人马上脸板起来了，以为我明知故问要顶撞他，于是生气地说：“你门槛太精了吧！”他不许我再去做，而且不许我将官方干预的实情告诉波兰人，要我想个理由辞工，比如说生病之类。
我不愿意说谎，就告诉波兰人说：“工会找到我了，说我是私人介绍的，没通过工会是不合法的。”他们想得很简单，说：“我们不愿换别人的，你去工会办个手续好啦。”他们要去与工会说，我请他们别去，因为这样只会更不好。后来工会又三次来找，我也到工会去了三次，我对他们说：“我有五个孩子，男人开牙科诊所很不稳定，天气不好时一个客人也不来的，我给人家做事，也是为了家里。我小时候做童工出身，政治上很清爽的。如果我犯错误，你们可以处分我，但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饭碗拿掉，好像太不应该了吧？”后来他们不来找，我也不去管他们，就一直给波兰人做下去。
我生病期间，波兰人曾叫介绍的波兰侨民送些钱来，所以街道知道外国人来过我家。我病好后找到房管所说：“外国人来过我家，看到我那间亭子间那么小，孩子又多，吃、住都在里面，我挺不好意思的。能不能帮我解决住房的困难呢？” 1962年，房管所说正好延安中路1029号有套街面房子，我们去一看，底楼有十六平方米，楼上还有一个七平方米的阁楼。我们赶紧搬了过去，用大橱拦成客堂间和一个卧室，房子要比原来大多了，但牙科诊所仍留在原来的地方。
半年以后，波兰人就回国了。他们挺热心的，临走前还帮我写推荐信，一半波兰文一半中文，说我勤劳，干得很好，懂得外语，和他们能够沟通，等等。他们要我拿着这封信到工会去，希望我还能为下一批波兰专家服务。我知道当局不喜欢能和外国人沟通的人，他们不会让我继续做下去的，再怎么求也没意思，所以根本就没把这封信交到总工会。
回家才一个星期，居委就来叫我去，说劳动局来个人想跟我谈谈。那人身穿便衣，也不说自己的身份，只知道那人姓邓，他说要了解波兰人的情况。他问：“你在波兰人家里做什么？他们在家里讲过什么？”我说：“我是他们家的帮工，不是他们家的老师，也不是客人。我能做什么？在人家家里做家务要走来走去的，比如在厨房间打扫，在洗手间洗衣服，有时带孩子出去玩，我不会坐在客厅里，也不可能钻在壁角里听，你到底想叫我讲啥？”谈话时我和他面对面坐，户籍警从后门进来，姓邓的做了个手势，户籍警就退出去了，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看见了，所以我想他应该和警察是认识的。
第一次我们是在居委谈的，第二次以后就到我家来了。姓邓的像上班一样一早就来，还拿个杯子，放点茶叶，跟我要点开水。他水平极低，很不会说话，有一次他说：“波兰人这么喜欢你，你肯定很卖力吧？”这种话最让人生气，我说：“我要是有机会到厂里做，我还要卖力，说不定老早就入党了。我在延中街道住了很多年，你要了解我应该到派出所去。”他说我说话绕圈子，不讲实质，等等。他又问波兰人的情况，我说：“我在波兰人家里只做了两年，又没文化，既然你来找我，你肯定比我知道得多。”他很不开心，说：“你太聪明了，如果识字的话更不得了啦。”
家里人都嫌他烦。有次他进来问也不问，伸手就要打开我家的红灯收音机，小女儿“啪”的一声把他的手打掉，气呼呼地说：“阿拉妈失业在家，你每天坐在这里讲，我们家电费也付不起啦！”有一次，看他又赖坐在台边，二女儿把砧板和卷心菜丢在桌上，就在他面前剁个不停，说：“阿拉爸爸没生意，阿拉妈妈没工作，只好每天吃卷心菜。”他坐不住，只好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