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一处处长是一个有些轻度强迫症的人，假如有什么活落下没干完，他就会像拉完屎不擦屁股一样浑身不自在。这一天一处全体加班到晚上9点，大约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任务，处长依旧不自在，但考虑到继续下去可能酿成起义，他这才极不情愿地放手让所有人回去。
陈非骨头都快散架了，也不再计算又亏了0.001平米，毅然决然打车回家。李萌早已在家，桌上放着打包的水煮鱼。
“你们公司真好，隔三差五就有腐败，”陈非嚼着鱼肉对李萌说，“哪儿像我们，加班到九点，饿得想要啃浆糊。”
“我还羡慕你每年都有点机会到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去受点毒害呢，”李萌说，“腐败多少顿才赶得上一张越洋机票啊。我才叫倒霉，天天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围着洋人转，放在满清时候那就叫洋奴。”
李萌在总公司下属的国际工程公司，原本生意清淡没什么业务，但公司老板思路活泛，又是拓展外贸又是搞翻译业务，结果公司效益反而不错。
“我情愿把所有越洋机票的钱都折现……”陈非摇摇头，“别说啦，我觉得我们俩越说越像围城了。”
“对了，刚才杜愚给我打了个电话，还问起你了，”李萌说，“我能听出来，他的近况不如意，没准是需要钱，又从来不肯开口向我借。”
“他肯定不会向女人借钱的，”陈非说，“饿死事小，丢脸事大。”
吃完鱼，洗完澡，腻歪完苏小麦，陈非躺到床上，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杜愚：“周六我去看你。”
杜愚没有拒绝。陈非长叹一声，心里算计着周六应该带多少钱去。
杜愚也是陈非的老同学，属于毕业后还能提起的“其他人”的行列，在他丢掉工作之前，陈非一度试图撮合他和李萌，但后来以失败告终。杜愚站到姑娘面前就会大脑缺氧，这一症状从未得到丝毫改进。两人约会过几次，每次假如不带上陈非，简直就像在演默剧，带上陈非又分不清到底是谁和谁在约会。
大学的时候，杜愚是班上男生里唯一一个天天上自习，天天做作业的，这样的人放在哪所大学都是怪物。到了毕业时，班里男生只有三个从来没挂过科，其中之一就是杜愚。但杜愚没有考研，原因有二：其一他不想考，想要早点工作赚钱，还清助学贷款，还清家里欠的债；其二他考不起，因为他实在学不好英语，大学里他门门课80分以上，英语总是60出头，六级考了三回才过。
陈非和他正相反，挂科挂到差一点就拿不到学位证，偏偏英语学得很好，而事实证明杜愚的成绩单在找工作方面毫无竞争力：人人都会改成绩单。那时候陈非把原版成绩单复印了两份，从一份上剪下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分数，粘到另一份上，覆盖掉那些低于60的分数，然后再复印一次，出来的效果完美无缺。接下来带着这张改头换面的单子到教务处求一个红章，教务处为了保证就业率从来不会拒绝。陈非挂了那么多科，最后比杜愚先找到工作，世事不公，大抵如是。
后来杜愚一直到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但他咬紧牙关一定要赖在北京，被楼管大妈用扫帚拍出宿舍后，在航院西门外找了间平房蜗身。此平房近似日本人胶囊公寓的概念，刚好能在地上摆一个破床垫供杜愚躺平。他以这间平房为据点，顶着七月的阳光天天在外奔波，在彻底晒成黑人前把自己卖给一家以卖冷鲜猪肉为主的食品公司。
杜愚在该食品公司下过车间搬冻得硬梆梆的生猪肉，进过餐厅替人开门端盘子，美其名曰轮岗实习，最后开始跑业务。后来他告诉陈非，在他干过的所有事情中，还是端盘子最舒服，不必受冻，不必挨骂，尤其是不必挨骂。
他在几个月后被炒鱿鱼是因为业务完全做不下去。去北京城大大小小的餐馆推销牛肉，开口之前先血压急升，稍微被人使一点脸色就如丧考妣，三个月下来一单业务都没做成，半年试用期一满直接走人。此后他卖过保险，当过房屋中介，上门推销过壮阳茶，还被警方从传销课堂上现场解救过一次，始终脱不了从血压急升到如丧考妣的模式，没有一样做成了，所有的工作统统只拿到底薪。
杜愚对陈非总结说，读了十六年书，全读到狗身上去了。陈非说不然，其实把我的脸皮分你四分之一，再把胡二的胆量——职业枪手嘛——分你四分之一，你就完整了。但无论陈非的脸皮还是胡二的胆量，终究没法分给杜愚，所以杜愚没法完整。
这之后过了半年，一次同学聚会，杜愚也来了。众人说起近况，杜愚说自己现在卖文为生，有个冠冕的称谓叫自由撰稿人，听得大家虎躯一震，个个肃然起敬。
“哎呀，真没想到我们这帮人里也能出个文化人！”胡二赞曰。大家倒是都知道杜愚上学时爱好舞文弄墨，还是系文学社的副社长，时常有些酸不溜秋感世怀伤的小诗小文油印在文学社的月报上，贴在各宿舍门口供人围观。
陈非追问杜愚有何自由大作问世，杜愚略显尴尬，说主要写一些杂志稿，“有那么两本书还没出来”。此后话题一转再转，大家的兴趣都转向王小骚的恋爱传奇，也就没人去关注杜愚了。
前些日子杜愚发来短信，说自己搬到了天通苑，陈非去电问候。电话里杜愚显得很忙碌，连说自己在整理行李，很快挂掉了，所以其他细节陈非也并不很清楚，就是记住了房租只要三百块。可见杜愚有可能陷入了，或者说再次陷入了经济危机。杜愚和陈非关系挺好，大学时全体男生都抄杜愚的作业，抄出了革命友谊，现在杜愚有难，陈非自然不能置革命友谊于不顾。
第二天上午业务一处糊完了所有信封，堆在一辆手推车上，陈非把车推进电梯，送到楼下邮局。邮局的小马脸都白了，咒骂陈非不想让她下班。陈非耸耸肩，让她把诅咒对象换成处长的尊名。假如小马能把处长咒出点毛病来，一直病到包装机械展结束，陈非就请她吃饭。
这之后的几天，除了到现场盯布展，陈非把剩余的时间都用来打电话。陈非不是杜愚，脸皮厚得大功率钻机也钻不进去，但脸皮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绩效。愿意出国参展的展商基本都跟着总代理的那家展览公司走了，陈非舌灿莲花，也不能劝服别人跟着他走。有一家做吊灯的厂商被陈非连续骚扰了三天，忍无可忍之下怒吼一声：“我们厂明天就倒闭了，别再打电话来了！”
陈非撂下电话，哈哈一笑，决定放弃。老板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些展会没法给他提供业绩了，看来需要自己寻觅一些新项目。为了太后的终极要求，为了还能每周末牵着苏小麦的小手在街上耍宝，陈非只能绞尽脑汁。
一个好消息是太后总算走了，坏消息是人虽走，余威犹在。太后在陈非面前仪态万方，话只说半截，在苏小麦面前就没有半点客气的。苏小麦在电话里表示压力很大，哭诉说自己一辈子听到的“房子”两个字也没有这一周听到的多。陈非只好把自己这一辈子所知道的安慰话全掏出来，说到嘴角起泡。陈非上火了，不只嘴角起泡，额头上还长出一个疙瘩，钻心地疼。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只剩下了两样事物，那就是房子和额头上的疙瘩，这两样东西让他筋疲力尽、委顿不堪。
周五的时候，处长还想要陈非周末加班，陈非指着额头上的疙瘩告诉处长自己得了皮肤病，如不赶紧医治恐怕把展会现场都传染个遍。处长受惊之下，提前半天放他走人。陈非回到家，大睡一觉，周六赶早搭车去往天通苑。
天通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几年前陈非去那里参加一个网友聚会，因为弄错了大门，足足多走了一个小时的路，这让他对天通苑的硕大无朋有了直观的印象。这个地方总让他想起一个扩大版的桃花源，人民在其中自给自足，鸡犬相闻，不必和外间通声气。
天通苑的房价曾经很便宜，有些人闻风而来，看着公车站的盛况倒抽一口凉气，又退却了；有些人闻风而来，聪明地预见到了未来的沧海桑田，果断下手。果然后来地铁通行，人口膨胀，人群纷纷迁移至此，房价开始飙升，那些当初在此地买房的人都很高兴，纷纷在房里弄出隔断，改造成群租房租给没钱的人。一个人三四百块不算什么，八个十个或者十七八个凑在一起就是不菲的数额，体现出人多力量大的真谛。
陈非从地铁钻出来，摸到杜愚的住处门口。杜愚开门出来，整个人显得白了不少，那是因为他成为了光荣的自由撰稿人，从此坐在家里干活，不必出门饱尝风霜的缘故。但同时他也瘦了不少，可见这个活儿并没有想象中好干。
“屋里没法坐，到处是东西，”杜愚说，“出去走走吧。”
“行，没问题，”陈非说，“我知道天通苑地方大。不过已经中午了，先找地儿吃饭吧，我请客。”
杜愚脸上一红，嘴唇蠕蠕而动，似乎是想说出点“我的地盘我请客”之类的话，但最后没有说出来。陈非可以想象他的窘迫，禁不住在心里琢磨：自由撰稿人听起来不是满光鲜的么，怎么混得浑身上下一股子方便面味儿？
杜愚把陈非带到一家专卖各类便宜盖浇饭的中式快餐店，正准备拉门，陈非一把拽住他，把他拽进了隔壁的涮肉坊，二话不说先要了四盘羊肉。杜愚也不多说，等水开了就开始一坨一坨往汤里扔羊肉，看得陈非叹为观止。就好比有些人吃素是因为吃不起肉，有些人吃素是为了减肥，陈非在家里也常吃方便面，那是因为他不会做饭。而看杜愚的状态，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方便面的肉渣都未曾见了，这意味着他吃的方便面不会超过一块钱一包。
过了很久陈非都还能回忆起那家涮肉坊。那是一家新开的店，所以窗明几净，地上没有陈年的油污，墙壁也没有被熏得发黑。那家店门脸不大，门上挂着“开业酬宾满一百返三十”的大红横幅，颇有几分喜气。服务员有点笨手笨脚，酒精炉点了三次才点着，不过态度很好，上完菜后恭顺地垂手站在一旁。杜愚就在服务员的注目礼中把四盘羊肉吃得精光，陈非招招手，让服务员再来四盘。那一天天气不错，虽然有风，但阳光明媚，透过玻璃窗照进店来，杜愚低着头，在跳跃的光斑中大口吃着羊肉。两个人在此期间没有说一句话。这一幕和陈非在羊蝎子店里劝杜愚离开北京的场景何其相似，让陈非恍然间有点dejavu[3]的错觉。
陈非突然想，如果有人把这一幕画成油画，应该取个什么样的标题呢？《食》？《饿》？最后他觉得，最恰当的标题是两个字：《北京》。
“你一个作家怎么混成现在这样？”等到杜愚吃饱喝足，打出响亮的饱嗝，陈非终于忍不住问，“我还一直拿你教育苏小麦多读点书长长文化呢。你不能这么快就变成反面典型。”
“你怎么拿我教育她的？”杜愚反问。
陈非愣了愣：“当然是说你……才华横溢，特立独行，风华正茂什么的了。说真的，我们都特羡慕你，不用每天朝九晚五心里总问候着老板全家的生殖器，敲敲键盘人民币就长出来了，多好！”
“我告诉你我干的是什么活，”杜愚说，“跟我回去。”
于是陈非结了帐，和杜愚回到出租屋。杜愚和另外五个人挤在一个小间里，房内放了四张上下铺的双人床，三张住人，一张放行李，这样的格局立即让陈非心生亲切之感。
“简直和大学宿舍一模一样嘛！”陈非赞曰，“连脚丫味儿都差不多。”
杜愚没说话，从上铺拿下来一沓装订在一起的厚厚的打印纸。陈非拿起来一看：“你不能欺负我没文化。虽然我读书少，但电影和电视剧总是看过一些的，这分明是《雾都孤儿》嘛，小时候在正大剧场看过，感动得人稀里哗啦的。”
“没错，这就是《雾都孤儿》。”杜愚点点头。
“那你要干什么？抄袭么？”陈非不解，“要抄也得抄点没名气的吧？如果一本书连我这种档次的都能认出来，你还去抄它，也太失败了吧。我知道这年头群众智商低，但不能过分低估这种智商……”
“我不是抄袭，是翻译。”杜愚说。
陈非怪叫一声：“小杜，我们多少年交情了，别蒙我。你那几把刷子还搞翻译，我可以去航院教大学物理了！”
“你听我慢慢说，”杜愚说，“其实就是书商想出世界名著赚钱，但又舍不得花钱买别人的翻译，所以就把这些翻译好了的东西拿来改头换面，这个地方多一个断句，那个地方换一个形容词，伪装成自己的翻译作品，比真正的翻译价格便宜得多。”
陈非明白了：“这不就是做枪手嘛，和胡二替人考试差不多。原来你成天就做这个。”
这只是其中之一，杜愚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某些文字工作室炮制垃圾玄幻小说，根据一个大纲扩写出一些让人便秘的糟烂故事，杜愚替人编过大纲，也亲手写过故事。故事里的神勇男主角英俊潇洒武功盖世，总是不停地和各种各样的稀奇敌人动手，每隔三五十页就要睡一个女人。杜愚捏着鼻子写完一本，让男主角睡了三个女人，遭到书商严厉批评，因为其他人的故事里都至少要睡五个。这样的故事每千字给三十块钱，倘若交稿超时还要扣钱。
此外他还编写过植物百科全书。某些书商把自己麾下的产品改头换面隔三差五就重新出版一次，改头换面的工作都由杜愚这样的人来干。把上一本书里的内容复制过来，每个句子做一些修饰变型，比如“美丽的”改成“漂亮的”，“香气袭人”改成“花香怡人”，很快一本新书就可以攒出来。这种活儿更便宜，千字二十，和修订世界名著差不多。
陈非拿着杜愚炮制的玄幻小说在手里翻，边看边乐：“这霓裳仙子凭什么要爱上慕容惊天？中午才见面打了一架，晚上就陪他睡，第二天没想明白还要去找他睡。封面挺好看的，这女的衣服穿得真少……你怎么净干这种活儿？照我看和卖猪肉也差不到哪儿去。”
“比卖猪肉还不如，”杜愚忧郁地说，“这根本就是有辱斯文。可我没办法，不干这些活儿挣不了钱。我写了好多稿子，四处投稿，大多没人要。而且杂志稿费那么低，发钱比乌龟还慢，拿到手也不顶事。我还想到网上写网络小说，不是说可以年入百万么，但我写的东西压根没有人点，别说百万，一百块都挣不到。”
“别管什么狗屁斯文了，反正这年头斯文早就被糟践坏了，要有人给我发钱我也成天敲键盘去，”陈非说，“关键是我觉得你也没挣到什么钱。”
“确实没挣到太多，”杜愚说，“书商总是拖欠，有些还赖账。这不比上班，工资总能有保证，很多时候连续两三个月都只是白忙活。”
“我头一次发现原来有个老板也是一种幸福……”陈非嘀咕着，“那你打算怎么办？还接着干？”
“不接着****还能干什么？”杜愚反问。
“那你还非要呆在北京，回家去不成么？”陈非嘀咕着。这个话题又陷入了两人之间的死循环，让陈非很没有情绪。他很清楚，自己能代表某种北京的生存状态，杜愚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状态。在他的眼中，陷入杜愚这种状态的理应及早抽身，走为上策，但杜愚式的固执几乎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好像人人都想和北京一拼到底，直到你死我活为止，哪怕为此搞得自己挤在群租屋里浑身方便面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