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在陈寅恪的一生中，因其耗费十年心血凝成之巨著《柳如是别传》，而使其晚年的学术生涯达到辉煌之顶点。《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也是他一生中最庞大之一部著作。陈寅恪穷十年之功，在目盲膑足，身体衰弱，期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他历遭磨难，在如此之条件下仍矢志不移，以其超群之学识和惊人之毅力，完成了这部八十余万言之巨著，其中必蕴藏着极其深刻之内涵。据何龄修先生之统计，陈寅恪在写作《柳如是别传》时所参阅过的典籍，在一千种以上，直接引用过的书籍达六百种以上，这对身体正常之人来说，也绝非易事。所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若有什么奇迹的话，《柳如是别传〉之著述堪称奇迹，即便是与西方的荷马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寅恪对典籍之熟，记诵之博，回观20世纪之百年学术史，似少可并俦者。
在《柳如是别传》正加紧撰著之1961年秋季，吴宓雨僧先生远道来广州金明馆晋谒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写了题为《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的律诗一首，诗云：“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自注：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休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诗集·附唐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37页）就在此时，陈寅恪还向吴宓“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吴宓便在日记中对陈寅恪的“颂红妆”之学术构架做了简略之概括：“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见《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这是吴宓对《柳如是别传》之撰作意旨最为真切、最为平实之评价，与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写作该书“缘起”之表白完全一致，陈寅恪在第一章《缘起》中写道：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郅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柳如是别传》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第4页。以下凡引本书文只注册数与页码。）
非常明显，吴宓所指出的“深意”，即是陈寅恪所致力于表彰的中华民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一句话，歌颂红妆，就是歌颂自由，歌颂独立。由此可知，陈寅恪晚年费十年之功来撰著《柳如是别传》之良苦用心矣。
陈寅恪自谓少年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曾所注牧斋诗集，便大好之。及长复读钱集，乃有笺释牧斋诗之意，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其所学之深浅。这也是陈寅恪撰作《柳如是别传》之最初目的。此外，即“缘起”中所述之目的。综观《柳如是别传》全书，其架构、内容，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方面写起的，既“痛哭古人”，又“留赠来者”，（下册，第1250页）但其核心倾向并非怀旧，而是面向未来。
二、读书唯剩颂红妆
其实，陈寅恪对历史上才女之研究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早在1919年，陈寅恪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对历史上的儿女之情做了较为详细的思考和分析。据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之记载。陈寅恪在此方面思考很周详，并做了类型化之分析与划分：（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便是如此；（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见该书第15页）在青年时代之陈寅恪心目中，第五类即“最下者”，“最下者”也就不登“情”榜，把欲从情中彻底排除出去，才能维护情的纯洁性。此种纯情研究，可谓“才女”研究之滥觞。如果按照时间之顺序，陈寅恪之“才女”研究系列为：研究武则天的论著有1935年的《武与佛教》；研究秦妇的论著有1936年的《读秦妇吟》；研究崔莺莺的论著有1941年的《读莺莺传》；研究杨贵妃的有1944年的《长恨歌笺证》；研究韦丛的有《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研究琵琶女的有《白香山琵琶引笺证》；建国后之1952年至晚年，有研究婚姻集团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烟集团》、《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从30年代中期对武则天之身世与佛教信仰之关系的论析，到60年代中期完成钱柳因缘诗笺释，数十年间的女性研究，“著书惟剩颂红妆”（《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见《诗集·附唐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37页），真乃一代宗师之学术奇迹。尤其是《柳如是别传》这部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诚如陈寅恪之助手黄萱教授所言：
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76页）
陈寅恪年轻时即多次检读钱谦益之著作，至1938年因避战乱，随校南迁昆明，因一个偶然之机会，便购得钱氏故园之红豆一粒。晚岁重读钱氏作品，深佩柳如是之为人及惋惜钱氏为后人所误解，遂决意笺释钱柳之诗篇。
三、行谊操守与人格自尊
柳如是名是，复字如是，号我闻居士，嫁于钱谦益牧斋后，号河东君。柳氏身世本甚坎坷，早年出身青楼。后入同里徐佛家为婢，复由徐家转入周道登家。柳氏后为周家所逐，流落人间，辗转数年，至松江与几社少年往来，常有诗作酬唱，故而增长了不少见识，诗文艺术亦大有提高；柳氏更欲结交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可从之传授诗艺。在这段交往中，柳氏最大之收获是得邂逅陈子龙，并与之短期同居。柳陈二人年纪相差十岁，但才性相近，二人同居使柳氏度过最欢愉之日子。可惜陈氏仅为一穷孝廉，其妻张氏为一精明能干而能治家之人。陈子龙卧子之家，人多屋狭，张氏又有支配财务之权，势必不能更有余地及余资安置志在独立门户之柳氏，柳氏与陈子龙同居后，因得尽悉其家庭之复杂及经济之情势，自知无法与卧子长久同居，遂决定离开陈子龙。
河东君是一位敢爱敢恨之女子，她与陈子龙相好，二人才性相近，本是佳偶天成，无奈陈氏早已娶妻，柳氏不甘心作妾，遂与子龙分手。及与宋徵舆往来，宋徵舆尚未娶妻，年纪相近，正是理想之佳配，可惜宋徵舆在母亲的反对下，不敢娶柳氏为妻。及至宋氏与如是共商，希望嫁入缙绅之门，免受松江知府驱逐，可是宋徵舆不允，柳如是性本机敏，“岂不知辕文（宋徵舆字）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上册，第82页）遂与他决绝。
河东君虽出身卑下，但她天资聪慧，且能虚心学习，故善吟咏、工书画。（上册，第75页）早岁在周道登家中，已注意时事。后到松江，无礼法之拘牵，与几社之名士相往还，诗歌酬唱，杯酒言欢，故能提高自身学养，增长见识；更重要的是柳氏能体认时局，能感受国家兴亡匹“妇”有责之使命。为此，陈寅恪指出：
几社诸名流之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关涉制科业者，实居最少部分。其大部分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当时党社名士颇自比于东汉甘陵南北部诸贤。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故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姐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凡社之女社员也。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可知河东君早岁性情言语，即已不同于寻常闺房少女。其所以如是者，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浚。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薰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上册，第287-288页）
对柳如是来说，环境的确对她的成长起到了相当的辅助作用，但若不是柳如是天性聪慧，意志坚强，虚心好学，勇于与诸名士频繁往来，绝不能提高她的学识与地位。柳如是不甘寂寞，不甘庸常，更不甘受命运之摆布，而是努力奋斗，遇有机会，便与青年才俊及名流学士成为好友。柳氏与陈子龙、李待问、宋微舆的感情生活，成为她十年奔波中最愉快之日子。及至往半野堂找钱谦益，也出于她的主动争取，才获得后来的爱情生活。
当柳如是二十三岁（1640年）时，由友人汪汝谦之撮合，穿男装衣服往访钱牧斋于半野堂，当时钱牧斋已经五十九岁。二人年纪相差较大，但一见如故，钱氏专门为她建筑我闻室让柳氏居之，次年取柳氏为簉室。此举与当时社会风习相背，遭多数士大夫不满，由此可知柳氏对个人自尊之执著及对钱氏之钟爱。两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因为两人皆有相知相爱之心。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福王政权为清兵所破，河东君劝牧斋殉国，牧斋不从，河东君欲投池自尽，不果。弘光政权结束，牧斋受到清兵之追捕，被迫降清。顺治三年（1646年）因感不受重用，遂离京回家乡。顺治四年（1647年），钱氏因谢陛案牵连，被捕关进京师刑部，秋天才获释。次年，又因涉及黄毓祺案被捕，河东君为他奔走，凭她的机智，聪慧善辩，也利用亲朋好友，终使钱氏得到脱罪。顺治七年（1650年），绛云楼失火被焚，河东君迁居红豆村庄。康熙三年（1664年），谦益卒，年八十三岁；三十四天后，河东君为钱氏族人所威逼而自缢，享年四十七岁。陈寅恪撰著《柳如是别传》，全书通称柳如是为河东君，正是因为柳氏终能归死钱氏。陈寅恪写道：
或疑河东君之称，亦自崇祯十三年冬钱柳遇见后始有之。若顾云美河东君传之题，亦未能概括一生始末。寅恪窃谓不然。夫河东君阅人多矣，如王胜时所谓“蘼芜山下故人多”者，（见王虞山柳枝词第壹肆首。）斯乃当时社会制度压迫使然，于此可暂不论。但终能归死于钱氏，杀身以报牧斋国士之知，故称河东君，以概括一生始末，所以明其志，悲其遇，非偶然涉笔之便利也。（上册，第222页）
柳氏如果是一个甘心过清贫、平淡日子的女子，她遇上牧斋后，虽说牧斋家庭经济不宽裕，但总可无忧无虑地过平淡的日子。可她最终皆不甘心平淡，复有重建明室之心愿，故以梁红玉自居，盼望牧斋能成为当世之韩世忠。（下册，第1050页）可惜牧斋为人迟疑怯懦，明社倾覆，他不肯殉明。福王政权建立于南京，他又暗中勾结马士英、阮大铖，以固个人权位。弘光政权垮台，钱氏怯于清兵之追捕而降清。但是后来钱氏直接参与复明运动，相信是因柳氏影响所致。故陈子龙与柳如是，不过是世间儿女之情感；而钱氏与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清朝建立后，柳氏复劝钱氏从事复明活动，复明事业虽无法成功，但却可以稍赎钱谦益降清失节之前愆。更难得的是在谦益遇难时，柳氏设法奔走营救；及至钱谦益死后，钱氏族人争产，柳氏为表一己之清白，自杀殉钱谦益。柳如是出身微贱，沦落风尘，历尽风霜，但她无怨无悔，大胆追求个人之幸福。及至遇上钱牧斋，本可安度余生。她却因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而坚持复明事业。柳如是不计较个人利益和生活节操，及坚持独立自由、自尊之精神，更胜于当时饱读诗书之士大夫。就气节而言，“真名妓”柳如是是“伪名儒”钱谦益所望尘莫及的。在青春时期，柳如是参与风流儒雅的杞园之宴。其谈吐和风度，已经表现出非凡之魅力。陈寅恪指出：
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夕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上册，第178页）
到1954年，陈寅恪撰写《题初学集并序》一律：“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田。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诗集·附唐诗存》第105页）陈寅恪在“谁使英雄休入彀”句下自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此种在乙酉（顺治二年，1645年）之变后独留金陵之河东君之志，随后表征得更加激越。顺治三年（1616年），黄毓祺在舟山起义抗清，柳氏“闺阁心悬海宇旗”（钱牧斋《后秋兴》之四），亲自到舟山慰劳义师。为了重新装备神武伯姚志卓的抗清残部，把“装五百罗汉之议”付诸实施，柳氏不惜“破除服珥装罗汉”（钱牧斋《后秋兴》之三），俾首饰转化为兵器。倘若反清复明成功，饮水思源，她也有资格被人尊为“罗汉妈妈”了。
河东君女侠之壮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陈寅恪做过一番深达幽微之回溯，前引《柳如是别传》中将时间地点定于崇祯八年（1635年）几社名流在南园宴集时的一段文字，即深刻地表征了这一点。河东君由萌芽，经薰习而臻于成熟，构成一名女侠循序渐进之心路历程。故，河东君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而且有沉湘复楚之志，也就不难理解了。陈寅恪对历史人物之评价，十分重视其人物的行谊与操守，绝不是视道德高于一切之传统观念的坚持，更是肯定历史人物对自身人格之尊重。如果没有独立自尊的人格，也就没有独立自由的生命和思想。
四、性情激烈坚毅狷介
陈寅恪指出“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是非得已，情忧可伤，而谢山（全祖望）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免失之过矣。”（上册，第105-106页）谢山既不注意河东君之出身，也缺乏从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去考虑问题，遂对柳氏做出不适当之指责。再者，历史人物往往身处朝代更替之时，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皆可能发生，是身不由己，后世若不能知人论世，亦可能会发出错误的责难，如牧斋在松江从事复明活动时，陆天曾与他经常往来，亦可说他是涉及复明活动之人，陆氏次年应乡试，遂为人所责难，认为陆氏行为矛盾。陈寅恪为他辩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