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词：情感与思想之晴雨表
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了。
尝任《时务报》馆经理的汪康年，尝与罗振玉创办《农报》馆的蒋黼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数日内，相继在天津和北京而亡故。11月，王国维携家眷，随同罗振玉及其长婿刘季英两家，在瑟瑟寒风中离京东渡，寄居日本京都。
王国维与罗振玉抵达京都的第二个月，即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隔一个半月，即1912年2月12日，宣统溥仪下“退位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与入主中原260多年的爱新觉罗王朝一道，宣告灭亡。王国维因此与罗振玉一起做起了“胜朝遗老”。其实，此时的王国维就年龄而言还谈不上老，是时不过35岁而已，甫及中年，当为学术上之最佳年龄。然而，辛亥东渡，的确使王国维之学业及生活道路皆发生了巨大之变化。
王国维初至日本，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仍关心时局和国运，他除了读书做学问外，将一些所思所感凝聚在诗词创作之中。他在1913年5月13日致国内友人缪荃孙的一封信中说：
至冬以后得古今体诗二十首，中以长篇为多，现在拟以日本旧大木活字排印成册，名曰《壬癸集》，成后当呈教。（《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36页）
的确。遇有时局变化和自己思想情感复杂时，他总是寄托于诗词创作。可以说，诗词创作是王国维情感与思想之晴雨表。大时代之风云变幻，思想情感之一波三折，皆在此“表”上有或深或浅、若隐若现之记录。我们可以在王国维感慨颇深的《读史两首》中觅其踪迹：
（一）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竞如何？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苦多。
（二）当涂典午长儿孙，新室成家且自尊。只怪常山赵延寿，赭袍龙凤向中原。（《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49页）
前一首写的是壬子正月二十二日（3月10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感慨，亦隐指袁世凯于宣统下诏退位之第二天，致电南京政府一事。第二首是讥斥袁世凯为篡魏之司马昭，而取“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北齐书·王琳传》，见《二十五史》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12月影印出版，第2555页）之典，自表忠于前朝（清室）之“遗老”心迹。
王国维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之作品，当是仿长庆体而写之长篇排律《颐和园词》，咏清室之盛衰兴亡，歌西宫之“才略第一”。诗中最后写道：
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欲讼终何是。深官母子独凄然，却似泺阳游幸年。昔去会逢天下养，今来劣受厉人怜。虎鼠龙鱼无定态，唐侯已在虞宾位。且语王孙慎勿疏，相期黄发终无艾。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来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王国维文集》第551页）
此诗写成后，王国维在写给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豹轩）的信中说：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当时，日本亦面临着明治天皇死后之改朝换代，铃木虎雄有《衰情赋》之作咏之。于是，王国维说：“仆本拟作《东征赋》，因之搁笔”而未果。他复写信给铃木说自己所作《颐和园词》“虽不敢上希白傅（白乐天），庶几追步梅村（吴伟业），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财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辈，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7、26页）诗甫写成，罗振玉一见而大加激赏，遂亲自抄写付石印，很快传至国内，沈曾植、缪荃孙等争相索阅，影响巨大。盖有清—代之诗，实由吴伟业哀崇祯吊死煤山（今景山）之《圆圆曲》发其端，而以王国维悼“觉罗氏一姓之末路”之《颐和园词》殿其后。
二、“返经信古”重考据
转眼间，到了1913年3月22日，载湉遗孀，隆裕太后在北京病殁。东京报纸为向逊清暗送秋波而大肆炒作。王国维则复以长篇排律哀之，题为《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诗作完成后，王氏在致国内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维自阴历开岁后共作诗十余首，而此《隆裕太后挽歌辞五肓排律九十韵》颇为满意，惜篇幅太长，不能写呈，拟将至东以后诗编成一卷付之排印，再行奉呈教正。”（《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页）由于王氏对此作颇为满意”，遂便很快由日本报纸发表。发表时，王氏将“隆裕太后”改为“孝定景皇后”。何以如此改之？可能是“孝定景皇后”乃逊帝溥仪在她死后之“谥号”，当王氏作悼诗时，“谥号”尚未公开之故。由此改动，亦足以能看出王氏忧国忧世之灵魂仍骚动不宁。全诗叙时论证，由表及里，颇为翔实，从光绪“亲政”大婚，“旁求内助贤”写起。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此去朝先帝，相将诉昊天。秋荼知苦味，精卫晓沉冤。过路传乌喙，宫廷讳马肝。生原虚拟寄，死要重如山。举世嫌濡足，何人识仔肩。补天愁石破，逐日恨泉乾。心事今逾白，精诚本自丹。山河虽已异，名节固难刊。诔德词臣少，流言秽史繁。千秋彤管在，试与诵斯遍。（《王国维文集》第561页）
其实，王氏未必真要为业已覆亡了的清窒做“诔德词臣”，但从王氏一生来看，他极为看重“名节”，这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在此种心态中，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京都与王国维论学之经过：
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来至哀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王国维论学集》第413页）
罗振玉说，他对王氏之此番谈话，令王国维极为感动。罗振玉说：
公闻而惧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之于茂堂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同上注，第413页）
“东原”即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1723—1777年），系清代大儒；“茂堂”，即撰写《说文解字注》之文字学著作的段玉裁（1735—1815年），字若庸，号懋堂，亦作茂堂，系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辛亥以后，袁世凯由代总统而总统，军阀混战，祸国殃民，政局淆乱，王国维激愤不已，决心“返经信古”，此即罗振玉所谓之“迁善徙义之勇”。然而，王国维移居京都后，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学术研究，并能成为一代宗师，的确得感谢罗振玉。罗氏在《王忠悫公传》中说：
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嚣物铭识拓本敷千通、古弊嚣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蓼园学士，欧洲则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及东西两京大学诗教授。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者数年，所造乃苴深且醇。（《王圈维论学集》第413页）
可以看出，当时在国内虽时局混乱，但在京都一隅，罗振玉为王国维做学问而提供了最佳之学术环境。别的先不说，仅大云书库之五十万卷藏书即足能俾王氏变成另一副学术模样。难怪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亦有此感慨记述：“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渤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陈寅恪：《诗集·附唐贫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5页）罗氏与陈氏所云“大云书库”，乃罗氏尝得敦煌石室六朝写本大云经残本，故将其书库名之为“大云书库”。至此，王国维之学术兴趣，由哲学之嗜好而转向文学，又自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虽因环境之改变及受罗氏之影响，但亦并非皆属被动。王氏内心或以为研究历史特别是从事考据之学。其对象为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历史事实等，皆远离现实人生，或许亦为一种解脱之方法，故从其内心恐亦乐于此转向。王国维在其词作《浣溪沙》中便有这样的描述：“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王国维文集》第605页）所谓“闲愁清欢”，皆由于生活之欲望，而灵魂苦孤寂灭则忧患两忘，故王氏认为“弄丹铅”、搞经史考据，不失为遣愁之良方，亦乃忘忧之净地。这首词当是王氏内心世界之流露。但是，实践证明，研究历史，从事经史考据，亦并非能忘其忧患而得以解脱，不仅不能，有时甚至使内心冲突更加激烈，使灵魂更加忧苦，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故王国维在《蝶恋花》一首词中又云：“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趋东海。终古越山满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说与江潮应不止，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王国维文集》第591页）王国维以钱塘江的潮涨潮落来比喻“人间”之潮涨潮落，涨潮时江水日日西流，落潮时江水东趋海，这首词完全可以视作王氏灵魂忧苦之真实写照。
罗振玉所言在此数年间，王国维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其实，罗振玉每著一书，亦经常与王国维商量，并征询王国维的意见，如《殷墟书奥考释》即请王国维手钞付石印。罗振玉所谓“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主要是指顾炎武以来戴晨、程易畴、钱大昕、汪中、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清代朴学家之著作。王国维自辛亥以后在国学上复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仔细圈读《周礼》、《仪礼》、《礼记》及《十三经注疏》等，并经常作疏记。在致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琉》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此系私家著述，犹不免是病，无怪官书之不能善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7页）由此可见，王国维为日后探究殷周制度本末是作了学术准备的；认真圈读段注《说文解字》，亦同样为日后从事古文字、音韵研究及考辨金文、龟甲文字作了学术准备。
三、礼制本末之考辨
1916年2月4日，王国维告别了罗振玉及前来送行的狩野直喜等友人，从京都启程回国。此时，罗振常、刘季英两家已在头一年返国，王氏家眷亦在上一年先期回到海宁老家。事后，王国维尝在日记中回顾此段经历时说：
自辛亥十月寓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40页）
可见，京都四载，乃王国维学术转向之关键时期。他寓居京都时，自己的书很少，但大云书库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书籍，使他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殷墟甲骨、钟鼎彝器、汉简唐卷、齐鲁封泥与汉魏石经之研究。集中了他后期学业之精华的《观堂集林》中之许多重要论著，皆是在京都客中完成的。此时的王国维，学术探讨之重点则在三代两汉，考礼制本末，溯文字源流。《明堂庙寝通考》即是他在京都写成的。这是王国维在完成《宋元戏曲考》以后，全力投入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第一篇考据著作。王氏取诸彝器古物、参照汉魏以降诸家之说，若汉代郑玄《考工记》注并《玉藻》，宋代聂崇义《三礼图》，清代汪中《明堂通释》、程易畴《《释宫小记》，以及《隋书》牛弘及宇文恺《传》，皆一一征引考辨，是真正的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有关明堂之制，历来众说纷纭，而该制起源甚古，秦时已不了解其具体制度，自汉以后，歧说更多，王国维集众家之说，运用演绎、归纳、比较、勘证等方法，详加阐释。王国维对此详细地分析说：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官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未必为听朔布政而设。而其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73页、第75页、第76-77页）
王国维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史记》、《考工记》等多种古籍，考证明堂之制为古代宫室宗庙燕寝的通制。是时，王国维在致缪荃孙的信中亦谈起了此项学术活动。他说：“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庙〈寝〉寝〈庙〉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己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脱稿之后，再行呈教。”（《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37页）王国维有关明堂寝庙的考证之精之细，由此可见一斑。很快，王国维又撰写了第二篇考古力作，即《布帛通考》，后改定为《释币》二卷，此文实为古代服饰及历代绵帛市价之小史。此处不赘。王国维复始为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所藏齐鲁封泥墨本，经过排查辑录，编成《齐鲁封泥集存》，并写序言论述此封泥墨本对于考证古代官制演变、沿革与发展、地名与变迁，有极大之学术价值。他写道：
癸丑之岁，上虞罗叔言参事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洹阴甲骨文字，复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事，而无待赘言者也。（《堂集林》外二种下，第570、5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