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有位隐形人，她是保洁大妈。保洁大妈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总是穿着一双军用胶鞋，据说，她就住在离工厂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据说，她有三个儿子，而且据说，她老公很早就死了。没错，所有关于保洁阿姨的信息，都是“据说”来的，因为办公室里的人除了早上好，不会再跟她一句讲话。在我眼里，办公室里的同事人品都没得说，所以他们不和保洁阿姨讲话也许并非瞧不起她，只是所有人都习惯了她在办公室做一个隐形人。想想也是，我们和她，本来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曾经试着和她拉拉家常，但她听到我和她讲话，看我的眼神很奇怪，这让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奇怪。我想保洁阿姨更习惯的，是埋头打扫卫生。她和别人最大的交流，也不过就是扫到某人脚下时，那人抬起双脚，眼睛却仍然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说保洁大妈是个隐形人，不仅在人们心中是这样。平时她早晚各出现一次，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虽然她也在公司里，但是一般人看不到她，因为她的活动范围，是一二楼楼梯下面那个斜三角形的狭小空间。那个不大的地方，放着她的一个舒适的坐垫，一把扫帚，和一些还没用过的新垃圾袋。
隐形人本该就是隐形的，当她隐形时，她和周围的环境相安无事。但如果有一个机会，让隐形人突然显形，那可能就会带来麻烦。
每年年末的时候，工厂内部都会举行运动会。运动会的竞争在三个组别之间展开：办公室组，车间组和仓库组。运动会上的一个传统压轴项目是拔河。由于整个运动会中大部分的都是个人项目，因此拔河就成了体现各组之间团队精神的一个符号，也是唯一设立奖金的比赛项目：每年，赢得比赛的队伍可以拿到六百块钱。遗憾的是，“办公室组”由于缺少男丁，历史上从没赢过。拔河比赛每组要出十人，办公室每年的策略都是：仅有的几个男人一定要上场，剩下的位置女同事们抓阄决定，因此，对于办公室的女同事来说，谁上场都不一定。
往年，保洁大妈都是不参加运动会的。去年运动会，刚好赶上大飞进公司，小伙子年轻气盛，毫无悬念的做了办公室组的领队。那次老板也许是想团结所有人，打算把保洁大妈带上一起玩，并把她归到“办公室组”——这种归法也对也不对：保洁大妈确实平日里只在办公室打扫，但她毕竟是个隐形人。在把保洁大妈算进办公室组之后，由于她年纪偏大，老板发现她并不能参加任何个人项目，因此就指定她作为办公室组拔河比赛必须上场的一员。这样，需要上场的女同事就少了一个。最初，并没有女同事因此不满，有些不愿参与的人甚至还暗中庆幸。她们觉得，反正也赢不了，保洁大妈的到来反而减小了她们抓阄出场的概率。
谁知道那次拔河比赛，办公室组在大飞的领导下表现神勇，一举拿下了拔河比赛的冠军。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欢天喜地的开始庆祝这历史性的胜利。然而，这种喜悦的气氛突然随着老板把六百块钱奖金交给大飞而戛然而止。大家都在想：这六百块钱应该怎么分。往年，其他组别拿冠军的时候，参赛人数都相对固定，没有谁是抓阄上场的，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奖金被分成十份，参赛的人一人一份。但这次办公室组上场参赛的人有偶然因素，如果仍然一人一份，就会让那些“恰好”抓到阄上场的人有了一种中彩票的味道。不仅如此，保洁大妈的出现又降低了别的女同事“中奖”的几率。隐形人的突然显形，很显然招来了一些人的怨恨。办公室里面的所有人，忽然从胜利的喜悦集体转向一种极度冷静的旁观，并且这种旁观引来了仓库组和车间组的议论：大家仿佛都在观望，等待着看这六百块钱怎么分。
这种观望的态度对分钱的人：办公室组的队长大飞，有着惊人的压力。他开始的时候想把钱按人头分发下去：办公室一共三十多人，六百块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二十都不到，大家觉得没意思。何况均分的话那些真正出力的人会感到不满。大飞又想到去找老板，企图通过老板的权威决定谁拿这份钱。但老板当然不傻：出了六百块钱作为奖金这件事让老板在员工心中有了极好的印象，老板不会蠢到去干预奖金的分配，“得罪”一些人，反而让自己的形象打折扣。大飞于是想到自己之前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大学里面有什么决定一般都会经过学生的投票。我们何不也搞一个投票，看看这六百块钱怎么分？于是大飞找来一张纸，在纸上写下几个选项：
选项一：吃饭
选项二：唱歌
选项三：买书，大家轮流看
选项四：攒到明年吃顿更好的
选项五：捐给慈善工程
选项六：添钱吃更好的
大飞拿着写好选项的纸开始到处找人投票，在选项的后面画“正”字。最开始的几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对选项三和五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大家都说大飞“境界太高了，我们都跟不上”。至于选项四，大家对明年是否还能拿第一并没有信心，所以基本都选了选项一或二。在四五个人投过票之后，大飞那张纸上的“正”字已经初具规模。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后面的人再投票的时候，往往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他/她的上司投的那个选项；第二，他/她的同办公室的人都选了什么；第三，他/她的好朋友选了什么。所有人最后的选项都不会超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要么跟自己的上司一样，要么跟自己同一个办公室的人一样，要么和自己的好朋友一样。有意思的是，当大飞询问保洁大妈，这个既没有顶头上司，有没有办公室，更没有朋友的人的意见时，保洁大妈反问大飞：选哪个的人最多？大飞告诉她选择选项一的人最多。
“那我也选一”保洁大妈说。
投票的结果，是选项一：十五票，选项二：十三票，选项六：三票，其余的选项：零票。除此之外，还有三票不确定。那三个不确定的人主要是想知道如果选择选项一，会去哪个饭店吃什么。如果不对胃口，他们就选选项二。因为三票足以改变选择的结果，大飞不得已，又把选项一细化，重新写了一张纸：
选项一：吃川菜
选项二：吃东北菜
选项三：吃湘菜
选项四：吃粤菜
选项五：唱歌
第二轮投票结果，选择吃川菜和吃粤菜的人并列最多，没办法，大飞只好调整选项，作了第三轮投票：
选项一：吃川菜
选项二：吃粤菜
最终，川菜胜出。
这个时候，已经离运动会结束过去一个多月了，厂里面已经开始有流言说，在大飞假模假样的投票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把六百块钱独吞了。这让大飞感到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带着“吃川菜”这个“答案”和六百块钱，大飞来到一家川菜馆踩点。这时他才发现想用六百块钱请三十多人吃川菜是根本不可能的：钱太少，没人会吃得开心。于是大飞想了想，拿着六百块钱到川菜馆隔壁的糕点铺子，自己还添了几十块钱，买了三十四盒绿豆饼带回单位。
“六百块钱吃川菜不够，就一人一盒绿豆饼吧，算是安慰奖了！”大飞给办公室的每个人发绿豆饼时都这么解释。一开始，他还怕有人会讽刺他的投票过程：忙活了一个多月，还不是一点用没有？或者，他害怕有明眼人会发现，其实一人一盒绿豆饼和把六百块钱平均分成三十几份发给大家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他多虑了。每个人拿到自己的那盒绿豆饼之后，都相当开心，仿佛那场拔河比赛的胜利又被记起。保洁大妈拿到自己的那盒绿豆饼也很高兴，退回到一二楼楼梯下面那个斜三角形的狭小空间里独自享用起来，好像又一次隐形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