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一门心思站在水里戏水，母亲走近了她，她还全然不知。
妇人火冒三丈：“你男不男，女不女，打起个赤脚玩水，回去非得给你包脚去！”边骂边拽过女孩的小胳膊，带回家去。
那是民国1911年的夏天，那个女孩叫秋园。
她们的家是一个药店。朱红色大圆门上方嵌着斗大的烫金大字——“保和药店”。进得门去是一个颇大的店堂，靠墙都是密密麻麻药柜，屉子上贴着“茯苓”、“半夏”之类各种中草药名称。一排半人高柜台正对大门，伙计在柜台后面接待按方抓药的客人。
柜台的左边用屏风隔出一块地方，里面一方红木大书桌，桌上搁着毛笔、砚台，那是药店当家给病人把脉诊病的地方。
秋园的父亲，药店当家掌柜姓梁，人都喊梁先生，那时四十四五岁，医术在当地口碑甚好，难得的是不管有钱的没钱的找他看病，他都一视同仁，墙上挂满了“华佗再世”、“妙手回春”之类的匾牌。穿过店堂，又是一朱红大圆门，圆门进去是个大园子，栽种着各种花草，一株芍药开得正旺。园中一口深井，井上架着辘轳。花园两旁各有数间平房，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厨房，一间专门用来加工中药，还有一间是接待女客处。这些女病人不是大家闺秀就是小家碧玉，有些难以启齿的女人病，就直接和太太讲，再由太太告诉掌柜的。
宅子的第三进才是居家住人的地方。雪白墙壁上彩绘了松鹤延年图画，屋里住了掌柜一家：梁先生、梁太太、秋园和哥哥秋成，以及四个伙计。
梁太太把秋园带进房间，二话没说，一把将秋园按在椅子上，拿出一块约莫四寸宽五尺长的白布，立马要给女儿裹脚。秋园又蹦又跳哭闹着不肯，太太狠狠朝着她的小屁股啪啪几巴掌：
“不裹脚怎么行，长成一双大脚，嫁都嫁不出去。你就会变成一个梁大脚，没有人要，丢我们梁家的脸。”
秋园对母亲这些话似懂非懂，但看到那架势，这脚是非裹不可了。
裹脚是件大事，一般都由母亲来完成。有的当妈的给女孩裹脚后，把女孩抱上一张大桌子，让她站好，然后一把将女孩推下桌子；或者是女孩裹脚后，母亲拿着鞭子抽打她，女孩实在疼得厉害就跑，一跑就摔倒了。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足骨摔碎，变成畸形。也有少数乡下姑娘小时候没裹脚，及至长大成人去相亲时，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双脚不知往哪里放好，只能设法用长裤罩着或用曳地长裙盖着。最标准的小脚是可以将脚放进升筒（一种量米的器具，直径约两寸多的竹筒）里打转转，谓之三寸金莲。
现在可怕的裹脚落到了秋园头上，好在梁太太既没有将她推下桌子，也没有追打她。梁太太左手抓住秋园脚的前部，右手抓住脚的后跟，双手同时用力朝中间挤。光这功夫就够秋园哭得声嘶力竭，喉咙都哑了。梁太太挤了一阵，再用右手抓住五个脚趾使劲捏拢，左手将准备好的白布一道道缠上去，缠紧，再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上。
秋园又哭又叫，太太也流泪了，手上却一点没松劲。
第二天，秋园趁有女客来访，梁太太不在跟前，偷偷寻出剪子，把线拆了。解开白布后那双脚抖个不停。
这事当然瞒不过太太，当晚把秋园追打得满园子绕着跑。“不肯裹脚，还敢跑，不怕长大了嫁不出去？！”一边打一边骂一边哭，抓住秋园重新裹脚，还是那样，哭归哭，手上的劲一点不松。
经过一段时间锥心刺骨的疼痛，秋园原本漂亮的脚便失了原型。
没过多久，秋园被送到一个私塾发蒙。先生是东街的一个秀才，六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留着山羊胡子，穿一件深灰色长袍。老秀才坐一张摆放着文房四宝的四方桌子后面，手捏一块一头宽一头窄的竹板。他捏住窄的一端，如果学生打架、骂人，老师就用这块竹板打屁股。学生上课讲话，背不出书来，就用竹板打手心。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个个规规矩矩，走不摇身，行不乱步。
女学生读《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男学生读的是《孟子》《幼学》《增广贤文》。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此外还教写毛笔字和打算盘。秋园在私塾读了一年，把“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之类的背得滚瓜烂熟。
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垮台了。城里进了革命军。孙中山先生提出妇女不准裹脚，秋园裹了一半的脚被放开了，那双解放脚以后就跟了秋园一辈子。私塾也不念了，梁先生把她送进了洋学堂。
秋园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梁先生受了早春的风寒，病倒了。先不过咳嗽两声，谁料竟至一病不起，不过短短半个月时间就亡故了。
梁先生缠绵病榻的半月间，一直是秋园大哥秋成陪床。他在父亲身侧搭了个小榻，衣不解带地伺候。办完父亲的丧事，秋成得了怪病，全身乏力，颤抖个不停。秋成这年19岁，自小跟父亲学医，原本可以承继父亲衣钵的，现在这副模样，保和药店只好关张大吉，伙计也被遣散。
秋园的大哥这一病便是整整三年。
一天，梁先生一个早年结盟的朋友从信阳来看望梁先生，才知梁先生走了，好一阵伤心，大哭了一场。又看到梁先生的大公子病成这样，叹息不已。他本来是个抽大烟的人，就让秋成抽了一口大烟，说提提神采。
秋成接过对方递来的烟枪，连抽好几口，顿觉精神振奋，人飘飘欲仙，全身一阵轻松，似乎病魔已离他而去。人一下子好了许多，居然能起床下地走路，也有了食欲。
只是把个大烟抽上了瘾。
幸亏家底还算殷实，光洋用两个缸子埋在屋檐脚下的水沟旁，只得把这些光洋挖出来，由着秋成抽了一段时间的大烟，把这许多光洋抽光了。
这么着坐吃山空，家里只剩了个空壳子。眼见一家人生计都要没了着落，秋成便把个药店重新开张起来。又挂起保和药店的招牌，秋成行医问诊，边戒烟边替人看病。托梁先生原先的口碑，病人倒也络绎不绝。
梁先生去世后，梁太太就让秋园停了学，留在家里学做针线活。秋园心中不乐意，但当时家中那个景况，她又实在不能添乱忤逆母亲；何况，的确慢慢地也拿不出钱来供她上学了。
时间到了1930年代初期，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威胁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作为战时陪都。于是，保和药店便常有一些身着戎装或戴礼帽穿长衫的大小官吏前来看病。
一日，安良街上一个姓扣的人家死了人出殡，看的人很多。秋园跟着梁太太也走出大门，去看热闹。扣姓人家很有钱，所有活人在阳世上用的东西死人也全部都有，用竹子和纸扎成摆了两条街，看的人人山人海。秋园看了一会热闹，就朝家中走去，浑然不觉有个人一直暗中注视着她。
此人是当时国民政府参军处的一位中级官员。他有偏头痛，经常在保和药店看病，吃了秋成几服药病情颇有起色，如此和秋成成了朋友。见秋园走进药店大门，过一会他也踱了进去，问店里的人，刚才有个留长辫子的姑娘是少梁先生的什么人？
店里的人就说：是少梁先生的妹妹。
仅隔了两天，保和药店来了个国民政府参军处秘书长的董太太。这人三十来岁，长相漂亮，衣着华贵，穿金戴银。她不看病，直接找到梁太太，拉到一边说话，嘀嘀咕咕许久。秋园虽不知道她们讲些什么，但母亲和董太太说着说着话就往自己这边看，知道讲的话和自己有些关系。
从那天起，董太太隔三岔五地就来一趟。还给秋园买了两双高级皮鞋，一再交待太太别给秋园裹脚。两个月后的一天，太太忽然对秋园说：
“小妞唉，董太太是来给你做媒的，讲的是国民政府军需处上校参谋长杨仁寿，二十六岁，湖南湘阴人，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有田有屋，是个小康之家。”
太太问秋园同不同意这门亲事。秋园不答，再问就哭。太太问了三夜，秋园哭了三夜。秋园也不知道自己哭什么。
到了第四个晚上，当太太再问时，秋园突然来了主意，眼泪一抹，不哭了：
“让他送我读书，等我中学毕业了再结婚。”
太太转告了秋园的意思。第三天董太太一早就来了，一付喜形于色的样子，对太太说：
“杨参谋长不但愿意送小姐读书，并打算将老父接来洛阳，买房子安家。”
太太点点头。秋园也终于点了头，这桩婚事就算应允下来了。
秋园未及与杨参谋长谋面，董太太领着四个人送来了聘礼。这四个人每人头顶一张小方桌，鱼贯走入保和药店。这种小方桌是从喜店租来的，专门用于送订婚大礼。桌子由竹子编成，边长一尺五寸，桌中央安一个碗口大竹圆箍。桌面上铺着红绸子布，聘礼就放在红绸上。计有四件旗袍、一对金戒指、一对秋叶金耳环、一双金镯子，还有四双缎子面平底鞋。
秋园出嫁那天，看热闹的人山人海，送亲的，迎亲的，分乘八顶蓝色大轿，这叫双娶双送。新娘子坐一顶花轿，吹鼓手一旁奏乐，这种出嫁场面当时在洛阳也算是高规格了。
结婚仪式在河洛宾馆举行。主婚人是国民政府参军处处长。秋园躲在红绸布后面，对外面的热闹一概心不在焉，只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的丈夫是怎样一个人，便偷偷地掀起盖头。只见新郎文官打扮，头戴礼帽，白净的国字脸，脚穿圆口皮鞋，胸前戴朵大红花，面相诚笃温厚。此时此刻，秋园才算放了心。
仁寿原准备在洛阳安家，然而参军处很快就回迁南京。结婚没几月，秋园跟仁寿到了南京，在华南初级中学就读。
他们在南京大纱帽巷租了两间住房。每月九十块银元的薪水不高，而且当局说国难时期，薪水九折，每月实际上只能领到八十块银元。两人生活很是节俭，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一个鸡蛋，一壶开水。饭后仁寿上班，秋园上学。
仁寿待秋园像个小妹妹，白天去国民政府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就教秋园写字、读书、念诗。这是秋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仁寿幼时母亲即过世，因天资聪颖，少小便被同乡带出来独自在外闯荡。他是个孝子，非常想念湘阴年迈的父亲。在南京安顿下来后，便惦记着要把父亲接过来生活。不久，由堂弟杨均良护送，八十四岁的老父亲来到了南京。其时仁寿父亲已双目失明，仁寿请了个王姓保姆专门侍奉他。尽管仁寿百般孝顺，父亲就是要回家，天天哭，怕客死他乡，他要埋在家乡的山上。仁寿无奈，只得又写信叫堂弟来南京把父亲接回老家，并让父亲寄住在堂弟家里，每月十块大洋生活费。
不久，秋园怀孕了，只好穿着宽松的衣服上学，好容易熬到初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只带孕报了个妇女职业补习班，学习缝纫、裁减、刺绣等活计。这样的安心日子一直过到1937年。
1937年的深秋，一艘轮船停留在汉阳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看不到天空，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了浓白的雾。在辽远的地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照耀之处，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胡乱碰撞。
仁寿和秋园，还有他们五岁的儿子士恒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10月30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员都陆续撤往重庆，仁寿正在其中。
仁寿像头困兽般，不是到甲板上加入到同仁们对时局的纷纷议论中，就是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战事越打越艰难。他知道这一去就很难回头。别的牵挂没有，只有那瞎眼的老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又当爹又当妈地带大他，他想看一眼老父亲。
战事的发展不是人力所能控制，他微薄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道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这一次看不到老父亲，也许就永远看不到了。此地离湘阴甚近了，也许不如带妻儿下船，看眼老父亲再走？
这江上的一路他都陷入了举棋不定中。秋园见他心事重重，也关切地询问，但毕竟是妇人，忙着哄逗五岁的小儿士恒，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咯咯欢笑。秋园这年33岁了，她是北人南相，皮肤白皙，身个窈窕，穿件深蓝底上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衬得面目很是清丽。自打结了婚，仁寿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她想得很简单：仁寿去哪儿她就去哪儿。仁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
仁寿看看秋园母子，愈发感到自己身上责任重大。时局如此混乱，这一下船……以后还出得来么……老父亲此次不见，今生今世或许就是永别……他在这两种思绪中挣扎，心中也明白，靠头脑盘算，又如何能够盘算出个结果！
他出了舱室，到甲板上径直找到一张姓同仁，该同仁有“张半仙”之称。
“你替我算算，我这究竟该下船呢还是该继续跟着走？”
张半仙回到自己舱室，郑重地替仁寿打了一卦。卦象显示，仁寿该下船，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亲。
仁寿想，既天意如此，不妨遵从。他回到舱室，急急地对秋园说：
“把东西都收拾起，船靠岸了我们就下去。”
船只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驱赶下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
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仁寿一家。仁寿拎着皮箱走在前面，一名勤务兵挑着两个大箱子跟在后面。秋园牵着士恒走在中间。她还很年轻，过吊桥的时候她抱起士恒，轻捷地迈了过去。
她的过去，就远远地留在吊桥那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