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都没有睡好，一大早就来到单位，昨晚那个女孩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毕竟大家都是同龄人，打心里的想要帮助她。
女孩叫芮朵朵，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通过114来查询当地政府，村委会的电话，然后一个个打过去。有时候幸运，一次就能找到，有时候打了好多个，也没有结果。
有一次看老尚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最后才和案主家里联系上。心里蛮忐忑的，也不知道自己要打多久。
一个一个电话的打过去，一次次的“调戏”114的话务员，其实我是很讨厌和别人打电话的，可现在，这是最好的方式。
单位的人越来越多，接待室也越来越吵，可不停的联系，还是没有结果。
手机突然响起来了，听到科长急切地说道：“小商，你赶紧到四院来下，孕妇扎堆了。”
孕妇扎堆，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把芮朵朵的事情告诉给了老尚，他一口答应了下来，保证联系到她家人。救助站的老同志都是深藏不露的，从遣送到救助，这个过程，多少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毕竟不是每一个那时候的工作者都是不规范的，一刀切，很多时候，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没有实践检验过的工作方式，永远都不会是好方式。专家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课本。
我匆匆地跑到医院，科长已经忙得满头大汗了。
“小商，9病区又送进去一个孕妇，精神不好，已经怀孕4个月了，你去问问情况。我这边又来了一个女孩，也是生孩子的，之前那个生孩子的女的，今天早上抱着孩子就走了。乱七八糟，这些人对自己不负责任就算了，给我们也造成这么多的麻烦。”
我也没多说，赶紧就跑到了精神病的病区。这个案主很瘦小，短发，穿着一条宽松的，脏兮兮的短袖。脸上有一些小伤口，已经结痂了，鼻梁上有很多雀斑。她低着头，也不说话，看样子不好办。
“你怎么出来的啊？”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身体往后靠，就像找个角落躲起来。
“你是哪里人啊？”
她依旧不说话，我只有不停地问，只有让她说话了，我才有帮她找到家的可能。
不停地问她问题，同时低下头看她听到问题时的表情，所以，社工真心是个神奇的工作，没什么伟大，但却要拥有太多的技能。和人打交道，永远不能有不会的。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她眼睛瞄向了正在吃苹果的护士，我赶紧说道：“告诉我你是哪边的，我就给你买苹果吃。”
“苹果，我要吃苹果。”
“那你告诉我，你家是哪边的。”
她低下了头，但却终于说话了。
这时，施站长也来了，她让我去科长那边帮忙，她来问这个女孩，我就将这个女孩喜欢苹果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就去找科长了。
一进病房，这次的这个孕妇是昨天的那个缩小版，口气却非常的冲。科长还在和她争论着，我拿过科长的笔记本，看了一下上面的记录。
原来这个女的昨晚在出租屋里面羊水破了，房东就给派出所打电话，警察来了以后，就把她送到了医院，医院还特地为了她开通了绿色通道，但现在通道结束了，钱才是关键。
听了她自己的叙述，好像是山东到这边来打工的，之后在工厂和一个同事好了，现在那个同事已经结婚了，妻子已经怀孕3个月了。
我突然就很好奇地问道：“那你男朋友知道你怀孕啊？”
“知道！”她回答的很淡，好像根本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
心里一阵唏嘘，我们在乎的很多事情，也许在别人那里什么都不是，比如尊严，比如名节。
大概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出病房的时候，看到记者已经来采访了，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是负责最后的工作，而不是形象工程。
施站长那边也问结束了，那个女孩叫殷茵，江西人，在老家结婚了，后来精神病发作，把家里给砸了，婆家就把她赶出来了。本来在老家由奶奶照顾，但年龄太大，照顾不了了，就被爸妈带到我们市下面的一个县里打工，平时爸妈都工作，没人照顾就跑出来了。
听到施站长介绍的这么详细，真有点诧异，不太相信那个女孩是可以说出这么多的人。
回到站里，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有没有人报失踪，结果还真是这个殷茵。联系了她的家人后，答应把她送回她爸妈那里。最后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派出所就是送这个女孩到医院去的那个派出所。部门内部信息的脱节，很多时候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这样的成本浪费，真的太让人痛心了。
下午的时候，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老尚也顺利的联系到了芮朵朵家里，原来这女孩又是一个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悲剧。
她性格内向，在本市科技大学上学，和我同届的，毕业的时候，因为补考的问题，比别人拿毕业证的时间晚，后来来拿的时候，又错过了学校规定的时间，于是学校工作人员就说了她几句，而她出来前可能也和家里吵了架。于是她在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情况下，一个人就失踪了，再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自己一个人租了一个房子，换了手机号码，不和任何人联系，工作，也只能找一些酒店服务员的工作。她爸妈在她失踪三个月的时候来我市报警过，但一直没有找到她。老尚说，当她妈听到有她消息的时候，在电话里就哭了，今天下午就开车来接她回去。
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心理承受能力不行，我们需要成功，但更加需要失败，不要为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而丧失了自己最珍贵的。就像学习，知识永远是死的，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等芮朵朵的家人来的期间，不知道谁告诉了记者，一帮人都跑来等着采访这个事件。我以前也做过记者，但不知道为什么，除了我自己，我总看不上那些蝇营狗苟的记者，总觉得虚伪，但这些也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那个环境吧。
看着母女两个抱头痛哭的情景，突然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他们家人私下想要给我们钱，感激我们帮助她找到了女儿。原来我们的工作也能创收啊。但放心，不是我们有多么的高尚，只是没必要为了这种钱，而毁了自己的前途，努力做到国家主席，人民不就养着我了嘛。再说现在就业压力多大，老老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
但我们有时候也会无奈的希望那些受助者可以因为我们出色的工作，送我们一面锦旗什么的，毕竟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可以在阳光下被所有人关注到的，很多时候，人们连救助站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需要荣誉，那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们总希望，以后当人们临时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想到找救助站，那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当然，工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在送走芮朵朵之后，医院打来电话，说那个生完孩子的女人自己跑掉了，而孩子被扔在了医院，不要了。医院焦急的一次次的强调着医药费的问题，而我忍不住地想起了那个绿色通道。
科长其实已经联系到了他们家里，但这个女孩16岁就因为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了，现在20岁了，四年没有回过家。家里人的言谈中也没有想要来接回的意思，更不用说是知道她未婚生子了。
所以说，小孩子永远都没有错，都是大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孩子学坏，原理都和抽烟是一样的，要么环境，要么模仿。
这个被遗弃的孩子，他未来也许就只能在福利院里面度过了，要是能被好心人收养，那当然是最好的，要是没有，那也许我会悲观地觉得，又一个悲剧会上演。
医院还在喋喋不休，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承担那部分费用，我们也不是不能够承担，只是这样的先例一旦有了，以后所有的付不起钱的人生孩子，都将由我们来付钱，救助站不是万能的，就像社工不是万能的一样。
热闹的一天，在最后的一点热闹中画上句号。
一辆警车，一辆采访车，还有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我不文明的称呼他为瘸子吧。
警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所长，他直接就找了我们站长。记者在一旁忙前忙后，而那个瘸子就像是一个巨星一样，被他们簇拥着，感觉一点都不是需要帮助的人。
我远远地看着，我不喜欢自己暴露在镜头下，更加不喜欢那个瘸子，骨子里的厌恶感。
一帮人忙前忙后的弄了好久，警车开走了，记者也走了。那个瘸子一瘸一瘸的在站里走来走去，这儿看看，那儿瞅瞅。
走到接待室门口的时候，他想要进来，我直接拦住了他，这是规定，不是哪个地方都可以去的。
“不让进就不让进，我要找你们领导。”他一副不屑的样子，把拐杖往墙上一靠，自己往地上一瘫。
科长赶紧问了句：“你有什么事啊？”
“我要你们站里给我捐款！每人五十块，不捐的开除。”
看他说这话的样子，有一种让人反胃的感觉，他哪来的这样的自信啊。
科长安抚了他一会儿，最后以给他买西瓜为条件，他才答应明天护送他返乡。
瘸子回到了救助区的房间里，我才从科长那里了解到。这个瘸子自己原来好像是什么老板，后来破产了，就在外面乞讨流浪。后在省城的时候把自己乞讨的钱给了一个急需要钱的妇女，而这个刚好被记者看到了，于是就上了报纸。他觉得自己成为名人了，就去银行开了一个账号，让记者呼吁大家给他卡里面打钱。原本他在省城救助站的，可是他和对方吵架了，就要了一张票到我们这里来了。到了以后，他就拿着有他的报纸去找了我们当地的报社，然后就去公安局寻求帮助了。
突然有一种无赖有文化的感觉，心里立刻有一点庆幸了，这个个案不用我跟。
在这点上，其实我是做得不对的，社工讲究的是价值中立，但我总是喜欢用自己的价值去衡量案主，我赞同的价值，我就帮助，我不赞同的，我就不帮助。
屁颠屁颠地忙到了下班，快走的时候，噩耗来临，施站长叫住了我，告诉我明天出差，护送这个瘸子返乡。
可恶的墨菲定律啊，不想要什么，偏偏来什么。回去的路上，我不停地想可能遭遇到的各种情景，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面对这样的无赖，我能做的只有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