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的甘肃
西汉后期，甘肃等边郡地区人民的苦难十分深重，西汉统治危机最终形成新莽代汉的格局。王莽改制，改变了现有的相对稳定的民族政策，引发匈羌骚动，百姓反抗，历时10多年的农民大起义，打击并推翻了新莽政权，却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反而造成了豪强割据的局面。战乱纷争之后，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统一了甘肃地区。
一、汉末统治危机与王莽建新
（一）西汉统治危机
汉武帝时期的国家规模已突破前代，但这种“辉煌”的存在是以巨额财富的耗费为基础的，因此至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繁苛征敛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就已相当严重。其后，这种危机有增无减。皇族、外戚、官僚和豪强地主都在皇权腐化和弱化的背景下依仗政治和经济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随着反匈战争的胜利，甘肃等边地农民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此有很真实的描述，他们说：“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繇（徭）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牸牝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糟糠，何橘柚之所厌？传曰：‘大军之后，累世不复。’方今郡国田野有陇而不垦，城郭有宇而不实，边郡何饶之乎？”今甘肃等边郡地区人民的苦难十分深重。
而统治者在经过努力但一切仍无头绪的打击下，更加荒淫腐朽，特别是经过昭、宣中兴后的元、成、哀三帝。
元帝无能，成帝荒淫。甘肃地区自然灾害不断，百姓生活悲苦不堪。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敦煌发生地震，史籍缺载，只有悬泉简中言此信息。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陇西，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七月己酉，地复震。”“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河西走廊又发生旱冻之灾。悬泉汉简Ⅱ0215③：46号简言：“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埶（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贷种穬麦皮芒厚以廩当食者，小石……”永光二年（前42年），陇西羌彡姐旁种造反，“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更使得刚刚遭受大地震破坏的陇西等地百姓雪上加霜，以至于“边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百姓被逼开始造反。元帝虽努力推崇儒家治国策略，免田赋徭役，以公田园囿赋假贫民，并减刑宽政，但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在西汉统治近二百年，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之时，宽弛的政策反而使封建贵族、官吏、地主更加肆意妄为，对百姓的盘剥更加敲骨吸髓。
成帝继位后，重用外戚王氏，以帝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太后王政君诸弟皆封为列侯。成帝更加荒淫无度、政治黑暗。永始二年（前15年）凉州刺史谷永对皇帝使者指出，当前女宠至极，以掖庭为乱阱，残害无辜，强夺民财，靡敝天下，“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娄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已经危险到极点。
哀帝时情况更为严重。甘肃地方官吏酷虐，豪强肆行，百姓已无生存之地。如北地郡（今庆阳一带）有豪强浩商，义渠县长派人追捕不得，就将其母亲抓来，与一只公猪一起拴在都亭之下。浩商之兄忍无可忍，招来宾客，将义渠长一家6口杀死，然后逃亡。此事惊动朝廷，丞相、御史派遣掾史，会合司隶校尉、凉州部刺史并力追捕。后来终于将浩商等人抓获，将其诛杀，家属徙合浦。
更为严重的是，皇权的弱化和腐化导致外戚和宦官专权。元帝、成帝时朝政更加黑暗。元延元年（前12年），担任北地太守的谷永借言灾异，痛陈王朝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说：“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八世著记，久不塞除，重以今年……乘三难之际会，畜众多之灾异。因之以饥馑，接之以不赡。……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积善，惧不克济。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处，徵舒、崔杼之乱；外则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内乱朝暮，日戒诸夏，举兵以火角为期。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
哀帝继位后，受制于外戚丁氏和傅氏之党。政治依然黑暗，民不聊生。谏大夫鲍宣上书哀帝，陈民有七亡而无一得、七死而无一生。
另外，西汉后期，皇帝多无嗣而终，在外戚势力的把持下，所选后继者多为年龄小、性格柔弱之皇族旁裔。这种情形，在为外戚专权提供了空间的同时，亦产生前朝外戚与当朝外戚之间的权利分配矛盾，朝中有志之士的斗争多在此历史趋势下归于失败。皇帝、外朝官员、外戚、宦官这四种力量在皇权这一主体弱化和腐化背景下，相互之间力量不断纠合和重组，而这种无休止的内耗又反过来使西汉末期皇权的腐化和弱化更加凸显。与之相呼应的是外戚这支势力在纠合和重组中逐渐掌握主动，最终形成新莽代汉之格局。
（二）王莽改制建新
王莽（前45—23），字巨君，出生于外戚世家，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他的祖父王禁官廷尉史，生有4女8男，自从其次女王政君得立为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子刘骜（后为汉成帝）立为太子以后，王家开始发达起来。成帝时，其诸舅封侯为大官，先后执掌朝政。只有王莽之父早死而不得封爵，但他却因祸得福。由于家庭孤贫，王莽倾心向学，并折节为人，生活俭朴，礼待士人，结交豪杰，声誉日隆。其叔父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患病时，他精心侍候。王凤对他赏识有加，极力推荐王莽封为新都侯。王凤临终将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此后，王莽着力营造自己的形象并攫取权力。哀帝在位6年逝世，王莽扶植年仅9岁的平帝继位，王政君临朝称制，王莽以大司马辅政。
执政的王莽，极力贬杀政敌，又以各种手段欺骗舆论，骗取各方面人士的支持。他做出一系列收买知识分子的举动，使历经压抑的古文经学者感激涕零。他生活节俭，退还太后加封给他的爵邑，宣称要等到“百姓家给，然后加赏”。天下饥荒，他出钱100万，献田30顷赈济贫民。他利用灾异祥瑞之说来欺骗众人，给诸侯益封，于是前后有487572人上书，要求给他以“九命之锡”。他派出使者到各地采访风俗，回来的人投其所好，编造儿歌称赞天下太平，市无二价，道不拾遗，邑无盗贼，野无饥民，男女异路，教化大行。通过这些手段，既骗得天下民众、士人的拥护，又骗得太后的喜欢，王莽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王莽利用皇太后年高体弱，逐渐剥夺其参政权力。同时，打击同为外戚的卫氏集团，隔断皇帝与外戚的联系。在平帝渐渐长大、谋求自立时，王莽进毒椒酒，将其毒死，扶植年仅2岁的宣帝玄孙子婴为帝，以便于控制。他迫使太后下诏由自己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代行皇帝之职，处理一切军国大事。“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此一举动遭到了汉室宗族和支持汉室力量的反对。居摄元年（6年），安众侯刘崇及其相张绍在南阳起兵伐莽。次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莽，并得到赵明、霍鸿的响应。但这些反抗均被王莽镇压下去。而与此同时，王莽的亲信为他编造种种祥瑞，提出要由王莽当皇帝。公元9年，王莽踢开小皇帝，推翻汉朝，建立新朝，自称皇帝，改元始建国。
王莽所采用的和平颠覆的手段，并未对西汉政治统治作根本之撼动，一场旨在清除汉皇室统治根基，巩固自己统治基础的变革至为必要。
始建国元年（9年），针对西汉末期的土地兼并问题，王莽发布诏书提出改革措施，“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就是在各地市场设五均官以平抑物价，打击商人囤积居奇、垄断物价的行为，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布铜冶等工商事业实行统一管理，为六筦。
王莽多次推行币制改革。居摄二年（7年），在五铢钱流通的同时，又更铸大钱，以一当五十；契刀，以一当五百；错刀，以一当五千，企图缓和物价高涨所带来的货币不足的局面。始建国元年，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五铢钱及错刀，另发行钱、金、银、龟、贝、布诸“宝货”，凡二十八品。货币种类繁多，流通不便，仅一年就被迫废除。天凤元年（14年）又废除大、小钱，改行货布、货泉。同时于始建国元年统一度量衡。
王莽的政治改革，只是在郡县名、行政区划上进行改变，并多以古制确定其改革方向。始建国元年，置四岳、三公、二十七大夫，分主中都官诸职。又更改诸官名，如改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政治区域按《禹贡》划州为九，官爵则按周制分为五等。天凤元年又以《周官》《王制》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其礼如三公等。
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境况来看，王莽的改革确实切中时弊，给时人带来了幻想。如敦煌马圈湾遗址（D21）出土179号简文：
车，冀天下之狱，无冤人焉。始建国天凤三年八月己酉下。
天凤三年为公元16年，简文似为一上疏的抄件片断，表达了敦煌士人对政刑宽平的渴望。但王莽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倒退。他实行王田令，禁止土地买卖，实行井田制，将奴婢改名私属，禁止买卖，其实是企图遏止土地私有化进程。他多次进行币制改革，钱币用铜甚少，名目繁杂，换算困难，不仅是对人民财产的剥夺，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他实行五均六筦之令，由国家控制与垄断市场和物价，其结果是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奸商和官吏利用该令，相互勾结，谋利发财，造成百姓困穷，国库空虚，经济面临崩溃。他更改官员名称，又不给官员发放俸禄，引起各级官员争相贪污受贿和勒索民众，百姓更为愁苦。他贬抑少数民族首领的名号，使得各少数民族争相造反，烽烟频起。这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没有一样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只是使老百姓再也活不下去了，从而出现了以赤眉、绿林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西汉官僚和地方豪强也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割据称王，反抗新朝。王莽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崩溃。
[1]《盐铁论·未通第十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3页。
[2]《汉书·翼奉传》。
[3]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4]《汉书·冯奉世传》。
[5]《汉书·元帝纪》。
[6]《汉书·谷永传》。
[7]事见《汉书·翟方进传》。
[8]《汉书·谷永传》。
[9]《资治通鉴》卷36平帝元始五年条。
[10]《汉书·王莽传中》。
二、匈羌骚动与百姓反抗
（一）匈羌骚动
王莽的改制，也改变了西汉后期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对匈奴的政策。西汉后期，统治者对汉武帝时期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加以收缩，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成帝时，西汉政府撤销了“典属国”衙门，亦即形式上承认匈奴不为西汉之附属国。当时呼韩邪单于内附，郅支单于被攻杀，宫女王嫱（字昭君）婚配呼韩邪单于，汉匈关系相对稳定下来。但西汉政权对匈奴的戒心并未由此完全松懈，当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请求时，皇帝没有同意。绥和元年（前8年），了解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西汉王朝派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客出使匈奴，向匈奴求上地，遭到了匈奴的拒绝。这亦说明西汉与匈奴关系在总体缓和的趋势下，亦有利害冲突。
新朝建立以后，为了显示新朝在规模上超迈往古和消除西汉政权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王莽下令把各少数民族首领的诸王之号改称为侯，玺改为章。派五威将王骏向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朝印绶。
王莽贬抑单于地位、更换印绶的举动，招致匈奴不满，从而开始对边郡的骚扰，新朝不得不派兵还击。《汉书·匈奴传》称：
单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汉语，后以求税乌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衅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闻。
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莽新即位，怙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
当王莽决定与匈奴作战时，其部将严尤曾提出：“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劝其回心转意，但王莽不听，为了支持对匈奴战争，王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受苦最深，史书中说道：“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疲）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百姓出路只有一条，即推翻应为此负责的反复无常的新莽政权。
凉州是羌人聚居的地区，羌族的安定对社会的安定关系极大。王莽为了骗取“四夷宾服”的名声，于平帝元始年间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带了许多金币到青海湖地区，诱使当地羌人首领良愿向汉称臣，并将鲜水海（即青海湖）和允谷盐池献给朝廷，将他们牧地中的平地美草都献出，自愿远徙到险阻之处，当汉朝的藩蔽。王莽在青海湖地区设西海郡，郡治在今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下辖五县，沿湖设亭燧进行守卫。为了充实西海诸县，王莽“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后来，又“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居摄元年（6年），羌人庞恬、傅幡等不满王莽夺其牧地，发兵反攻西海太守程永，程永逃回，被王莽诛杀。王莽派遣护羌校尉窦况率兵镇压，到第二年春天才将其击破。“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
（二）百姓反抗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汉成帝时已经开始。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起事，杀官吏，夺库兵，称将军，历九郡。永始三年（前14年）又有尉氏樊并等13人起义，山阳铁官徒苏令等200余人的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历时不久即败，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甘肃地区反抗王莽暴政的百姓起事，开始于元寿二年（前1年）。《后汉书·梁统传》载梁统对尚书状，言：
间者三辅从横，群辈并起，至焚烧茂陵，火见未央。其后陇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是时以天下无难，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势，犹至于此，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东观汉记》中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叙说：
元寿二年，三辅盗群辈并起，至焚烧茂陵都邑，烟火见未央宫，前代未尝所有。其后陇西新兴，北地任横、任崔，西河曹况，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或从远方，四面会合，遂攻取库兵，劫略吏人。国家开封侯之科，以军法追捕，仅能破散。
这次起事的情况是，哀帝元寿二年，三辅地区发生了许多起农民起义，起义军甚至焚烧茂陵的城邑，大火在未央宫都能看到。随即，陇西郡的起义者新兴（据汉简应作辛兴），北地郡的起义者任横、任崔，西河郡的起义者曹况，都带领部众纵横各地，与其他支反抗者万里交结，会师作战，直至夺取武库的兵器，杀死官吏，掠获民人。王莽下令以军法追捕反抗首领，新制定封侯的标准以激励捕杀起义者，也只能将其打散，而无法根除。可见新兴、二任的起义已经形成相当规模，而且战略战术灵活机动。
关于陇西起义首领新兴的事迹，在《汉书》中有两处记载，可补《后汉书》记事之缺。而且《汉书》记其姓为辛，似较为正确。一在《汉书·辛庆忌传》：
元始中，安汉公王莽秉政，见庆忌本大将军凤所成。三子皆能，欲亲厚之。是时莽方立威柄，用甄丰、甄邯以自助，丰、邯新贵，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见名臣子孙，兄弟并列，不甚诎事两甄。时平帝幼，外家卫氏不得在京师，而护羌校尉通长子次兄素与帝从舅卫子伯相善，两人俱游侠，宾客甚盛。及吕宽事起，莽诛卫氏。两甄构言诸辛阴与卫子伯为心腹，有背恩不说安汉公之谋。于是司直陈崇举奏其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尊、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诛杀之。辛氏繇是废。
一在《汉书·鲍宣传》：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阴有篡国之心，乃风州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桀，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时名捕陇西辛兴，兴与宣女婿许绀俱过宣，一饭去，宣不知情，坐系狱，自杀。
在汉简中也有通缉悬赏捉拿辛兴及其同党的资料。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简第702号文云：
滑不道贼辛兴及从者就党、梁乐、次伯等所杀，职物色及赃品皆以庄，可告同处第792号简文云：
右能捕兴党与（羽）粟次伯等一人，购钱十万。知区处语吏，吏以其言捕得之，购钱人五万起，从人三万。
辛庆忌是宣、元名臣，狄道（今临洮）人。辛兴与辛庆忌系同宗亲族，他率领的队伍侵凌凉州大族，威行州郡。当王莽要铲除异己为夺取天下扫清障碍时，就以辛氏同族造反为理由，将辛庆忌的子孙全都诛杀了。辛兴还与司隶（原称司隶校尉，哀帝时改称司隶）鲍宣的女婿许绀关系密切。当王莽以平帝名义下诏，在全国追捕辛兴时，辛兴公然与许绀一起到京城司隶府第去用餐，离去后，有人向王莽告发，鲍宣因此被囚狱中，自杀而死。从这两条材料看，到平帝间，辛兴还活跃于三辅一带。
任横弟兄的事迹在《汉书》中也有记载，称：元始三年（3年）“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东观汉记》中称任横是北地人，而此处称为阳陵人，二者似有矛盾。按《汉书》为班固所撰，《东观汉记》中光武帝部分亦主要出自班固之手，似不应致此。然，前者系班氏私撰，而后者系班氏参与官修的本朝国史，其所依据的应是宫廷秘藏公文，故任横似应系于北地为妥。这条材料中对任横义军的活动，又有补充。第一，他自称将军，这可能是学习之前起义者申屠圣的。第二，他的起义军除了抢夺兵库中的兵器之外，还攻官寺，出囚徒，就是进攻官府衙门，将监狱中的囚徒释放出来。仅这两点看，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强盗”，而具有与官府作对的人民起义的性质了。第三，任横的起义军在大司徒（即丞相）掾亲自督察下才被镇压。
此后又有长安附近赵明、霍鸿为首的农民起义。居摄二年（7年），伴随着东郡太守翟义与严乡侯刘信反王莽的起事，三辅自茂陵以西二十三县，“盗贼并发……众十余万”。始建国三年（11年），由于王莽挑起对匈奴的战争，“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遣著武将军逯并等填（镇）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导致甘肃等沿边诸郡百姓的更多起义。
天凤四年（17年），海曲、临淮、南郡、江夏农民起义，成星火燎原之势。其中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和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发展最快，转战各地。地皇三年（22年），刘玄、刘、刘秀等南阳宗室势力加入绿林军，起义军力量更为壮大。地皇四年（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刘玄称帝，改年号为更始，封王匡、王凤为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起义军在昆阳大败新莽主力，“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实力较强并较具代表性的反王莽势力，有睢阴（今河南商丘）刘永、瑯琊（今山东诸城）张步、庐江（今安徽庐江西）李宪、东海（今山东郯城）董宪、天水隗嚣、巴蜀公孙述、河西窦融等。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长安市民朱弟、张鱼则做内应火烧宫门。王莽逃往渐台，于次日被商人杜吴杀死，新莽政权灭亡。
王莽时，许多有识之士耻于与其为伍，有的在任官员弃印而去。如“许杨字伟君，汝南平舆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里”。更多的人逃出关中，到环境稍微安定的凉州等地躲避，其中比较著名者如窦融、马援、班彪、杜林、范逡、孟翼等。许多凉州有势力者庇护供养西逃名士。原陟是关中著名豪侠，王莽末年，他官拜镇戎大尹。不久，新莽灭亡，“郡县诸假号起兵攻杀二千石长吏以应汉。诸假号素闻涉名，争问原尹何在，拜谒之。时莽州牧使者依附陟者皆得活”。
获取胜利的起义队伍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斗。早在昆阳大捷之后，刘玄击杀刘。进入长安的刘玄“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地方上则“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赤眉军在樊崇领导下遂西击长安，刘玄投降，随即被绞死。赤眉军遭到地方豪强地主的反抗，只得退出长安，转移到安定（治在今宁夏固原）、北地（治在今庆城）一带。但适逢大雪，又遭到割据政权隗嚣的打击，在退回长安未果的情况下，终被刘秀所灭。
历时10多年的农民大起义，虽席卷全国，打击并推翻了新莽政权，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建立起稳固、有力的中央政权，反而造成了豪强割据、争霸的局面。
[1]《汉书·匈奴传下》。
[2]《汉书·王莽传》。
[3]《汉书·匈奴传下》。
[4]《汉书·王莽传》。
[5]《后汉书·西羌传》。
[6]吴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81页。
[7]《汉书·平帝纪》。
[8]《汉书·翟方进传》。
[9]《汉书·王莽传中》。
[10]《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11]《汉书·方术传》。
[12]《汉书·游侠原陟传》。
[13]《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14]《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