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凉州等刺史部
秦统一六国以后，政区以郡划分，郡既是行政区又是监察区，中央设御史大夫，其职掌是“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其下有监御史负责监督郡一级官员。汉初曾沿袭此制，但废除了职掌监察一郡的监御史。惠帝三年（前192年），遣御史出监三辅，察词讼，令其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此后在地方再度设置监御史。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以御史不奉法，改由丞相随时斟酌事宜，派人到地方刺察诸郡。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停止了派遣御史。随着疆土不断开拓，在新的疆土上又陆续设置新郡，至太初元年（前104年）全国共有郡91个，比汉初约增添了三分之一，加上18个王国，总计有109个郡国。同时地方豪族势力越来越强大，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断加剧，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天下为13个刺史部，13部中有11部采用了《禹贡》和《职方》里的州名，都叫做某州刺史部，因此习惯上又以1部为1州，合称13州，即13个监察区。每州派1名刺史，以低级的中央官吏（秩六百石）充任，定期出外巡察，纠劾郡守。刺史巡察郡国以六条诏书（具体内容见下页文）为限，六条之外不问。以后刺史监察范围不断扩大，凡州内朝廷命官都在督刺之列，还有选举与劾奏权力，刺史每年回京师奏事一次，地方政绩如何，全凭刺史上奏，郡守对刺史多敬而畏之，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积久成制，也变成地方行政长官了。西汉末年，刺史曾两度改称州牧，州牧的秩奉为二千石，与朝中诸卿及郡守的级别完全一样了。
《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汉朝中央最高监察官称御史大夫，同时兼副丞相，与丞相、太尉（或大司马）一起同称三公，但秩奉比前二者为低，是中二千石。其下有两名副手，御史丞和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处理公务，其任务有四项：一为掌管朝中公文、档案、图册和书籍；二为对外督察统领13位州刺史；三为领导15位侍御史，负责接受公卿上奏诸事，审查奏章；四为对有罪大臣予以弹劾。受御史大夫领导的13位刺史，是朝廷垂直下派的监察部内地方政区——郡的官员。
刺史的职责，据《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以秋分行郡，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史迎之界上，所察六条”。刺史有固定的驻所，平时在驻所办公，处理所监诸郡的有关违规事件。每年秋分（八月）就要乘驿传的公车到所属郡国巡视。郡国分别派遣一位史（秘书之类的吏）到郡国的边界上迎接，引领安顿，协助进行检察活动。年终时，刺史到京师向朝廷报告监察诸郡情况。刺史只是六百石的官员，与郡丞或中等县县令的秩奉相同，但其权力极大。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淩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就是说，刺史之职，一是颁布朝廷旨意，宣布任命事项；二是巡行州内各郡国，了解检查各郡国治理的情况，对做得好的予以表彰升级，对做得不好的予以黜降处罚；三是对地方的冤狱进行审理。总的来说，刺史是根据朝廷颁布的六条标准来检查和省察郡国长官。这六条，第一条是整治地方豪强的不法行为；第二条是查处郡守背公向私，贪利敛财；第三条是查处郡守刑罚不公，任情刑赏，刻剥百姓，引起众怒；第四条是用人不公，蔽贤宠顽；第五条是郡守的子弟依仗权势走后门谋私；第六条是郡守阿附豪强，受收贿赂，违背行政公正。可以看出，刺史监督的对象虽有地方豪强，但主要是郡守，汉朝皇帝对地方大员的监察是严格而有效的。刺史还负有地方治安及救灾之责。
西汉时，今甘肃省境内的陇西、天水、安定、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8郡属凉州刺史部，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北地郡属朔方刺史部。元始四年（4年）王莽改分天下为12州，将朔方刺史部并入凉州刺史部。
宣帝后期，著名经学博士贡禹曾任凉州刺史。《汉书·贡禹传》：“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
成帝时，谷永曾任凉州刺史。《汉书·谷永传》：“（王）音薨，成都侯（王）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谷）永乃迁为凉州刺史。”
哀帝初，杜邺曾任凉州刺史。《汉书·杜邺传》：“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邺居职宽舒，少威严，数年以病免。”
成帝时，萧育曾任朔方刺史。《汉书·冯奉世传附子野王传》：“成帝立，有司奏冯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以秩出为上郡太守，加赐黄金百斤。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言：……上自为太子时闻知野王。会其病免，复以故二千石使行河堤，因拜为琅邪太守。”
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翟方进曾任朔方刺史。《汉书·翟方进传》：“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再三奏事，迁为丞相司直。”
元帝时，薛广德曾任朔方刺史。《汉书·薛广德传》：“顷之，使行流民幽州，举奏刺史二千石劳徕有意者，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奉使者十一人，为最，迁丞相司直。坐法，左迁朔方刺史，复征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累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
西汉时，今甘肃省境大部分为凉州刺史部，实际上奠定了甘肃作为一级政区的基础。凉州刺史部的设置大大加强了西汉中央政府对今甘肃地区的统治。
[1]《汉书·百官公卿表》。
[2]《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五、地方职官系统
（一）地方职官系统
西汉在今甘肃境内的行政区划有两种：一是郡县制；一是属国制。在此基础之上又设置了监察区——刺史部。在这些行政区上也相应建立了一套地方职官系统。
郡设太守，为郡一级最高行政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太守为朝廷任命，上对皇帝负责，下在郡内专制一切。《通典·职官典》称“掌治民、进贤、劝功、决狱、检奸”以及所治郡的地方行政事务等，无所不揽，甚至可以自置属吏。
郡太守之下因任命权不同可分为佐官与属吏两类：秩二百石以上者，由朝廷任命，有丞、长史、都尉等，谓之佐官；秩百石以下者由郡守自行辟除，如功曹、五官、督邮、主簿等，皆为属吏。
都尉，掌佐太守分管军事，秦时名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之秩略低于郡守而比丞与长史要高。郡内一切军事行动，都由都尉负责。
丞，佐助郡太守管理郡内事务，必要时还可以代理郡守行事，如郡太守在作战中阵亡，丞有权临时代理。边郡所设长史，掌兵马。
郡太守府衙分为阁下和诸曹两部分。阁下为郡太守治事居息之所，诸曹为郡太守府分曹办事之所。诸曹设书佐10人掌文书。郡的掾属有别驾、主簿功曹、议曹、贼曹掾、决曹掾、贼捕掾、五官掾、门下掾、门下督、郡掾祭酒、郡文学、郡文学史、郡文学卒史、学经师、宗师、舍人、史、从史、诸曹史、右曹掾史、太守卒史、《五经》百石卒史、直符史、狱史、狱小吏、小史、督邮、督邮掾、督邮书掾、都吏、少府、守属、给事太守府、司空等。
郡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县官称长。《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平帝时，全国有县、道、国、邑共1587个。王莽改制，县令、长改称县宰。县令、长有丞1人，管文书、谷仓和监狱。县尉，大县2人，小县1人，掌治安、捕盗贼，他们都是县的“长吏”。县的佐吏除县丞、县尉由朝廷任命外，其他诸曹掾、属的设置大致和郡的掾属差不多，皆由令长选任，掾吏多少各县也不尽相同。
乡是西汉时期最低级行政机构，“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乡是地方行政基层组织，西汉时期凡是分担徭役、缴纳赋税等，都是以乡为基层计算单位。五千户以上的乡，由郡派1名有秩，五千户以下的，由县派1名啬夫。有秩和啬夫的职责相同，掌平讼的曲直、定徭役的轻重以及征收田租、口赋等。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政刑的优劣，赋役是否公平合理，与有秩、啬夫的邪正有很大的关系。汉代为了倡导忠孝的封建道德，特别重视三老。三老，就是选择乡内德高望重的可以作为表率的人为之，以教育民众遵循伦理道德，有益于社会风化，所以三老实际负有社会教育的责任。民户聚居的地方称为里，各里居住的民户多少各不相同。每里设里正、里魁、里主、里胥、父老、假士等，各负其责，以掌一里百家诸事，里有围墙，设监门。里之下，10家为什，5家为伍，相互检查、监督。汉平帝时，全国有乡6622个。今甘肃境内当时有多少乡已不可考，但从出土的汉简中可以得知，河西地区的郡县同中原地区一样，也是以乡作为基层组织的。
（二）地方职官系统的特点
汉代甘肃境内的郡县，由于地处边陲，对于保卫边境安全和丝绸之路畅通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职官系统与内地又有不同之处。
首先，边郡太守比内地太守更趋向于集政务、军事及边塞防务于一身。西汉时期北方边郡与匈奴、羌、氐及其他北方民族相邻，边郡的太守不仅要管理全郡政务，还负责边塞的日常防务，战时也经常统领军队出征，故其太守名衔上加称“将屯”、“将军”。如，武帝末年，桑弘羊等人请在轮台屯田，其奏书中称：“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宣帝时，金城羌人反叛，赵充国受命率大军平叛，“有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虏，通转道津渡”，又“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冯奉世、许延寿等领军共击西羌。
其次，内地郡由于无边防任务，所以只设一个都尉。前文所述“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此都尉是指郡都尉。西汉时期，甘肃地区诸郡由于军事繁剧，往往不仅设一位都尉，还可能设两位甚至三位部都尉。都尉一般都是驻守在边塞或军事险要之处，可以开府治事，有属官。
总之，由于甘肃地区地处丝绸之路和隔绝羌胡的咽喉要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无论在官职的设置上还是其职权上，都有其特殊之处。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更注重军事防务，一切为加强边防力量而设，各郡多有丞、长史、司马一类的武职，甚至“居延汉简中的任何一枚，都可以与军事防御联系起来”。
[1]《汉书·百官公卿表》。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汉书·西域传》。
[4]《汉书·赵充国传》。
[5]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六、甘肃郡守事迹存真
西汉时，曾在今甘肃地区各郡任太守的著名官员很多，其事迹颇值得记载。
汉景帝时，北地义渠人公孙昆邪曾任陇西郡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他被任命为将军平定叛乱，在与吴楚叛军的作战中立功，封为平曲侯。
汉景帝至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前，李广先后任陇西太守、北地太守、雁门太守和云中太守。
昭帝（前86—前74）时，有敦煌太守登。敦煌酥油土北墩烽燧遗址出土汉简，有“七月庚子，将屯敦煌太守登，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官，戍卒起郡”。此次出土诸简，仅有一简有“始元七年”纪年，故暂置于昭帝时。
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任胜为安定太守，王汉为武威太守。《汉书·霍光传》：“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
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前，张延寿任北地太守。《汉书·张汤传附子安世传》：“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余，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元康元年后，杜延年任北地太守。《汉书·杜周传附子延年传》：“霍光薨后，子禹与宗族谋反，诛。上以延年霍氏旧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贵用事，官职多奸。遣吏考案，但得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后数月，复召拜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延年。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居岁余，上使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十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前，辛武贤任酒泉太守。《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四月，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
宣帝神爵元年敦煌太守快（姓佚）。《汉书·赵充国传》皇帝诏书称“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敦煌悬泉汉简中，多枚简有敦煌太守快之名。
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有敦煌太守常乐。敦煌悬泉置遗址采集简牍1304号简：“五凤二年九月庚辰朔壬辰，敦煌太守常乐、丞贤，谓敦煌、效谷，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有金城太守贤（姓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收有一份押送施刑徒的公文，言：“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太守贤、丞文，谓过所县、道官，遣浩亹亭桼贺以诏书送施刑伊循，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宣帝时，窦某（窦融高祖父）任张掖太守。《后汉书·窦融传》：“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扶风平陵）。……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
元帝初元间（前48—前44），王尊任安定太守。《汉书·王尊传》：“后上行幸雍，过虢，尊供张如法而办。以高弟擢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夫羽翮不修，则不可以致千里；闑内不理，无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随入狱矣！’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诛伤伏辜者。坐残贼免。”
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有敦煌太守千秋（姓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收有一出差住宿公文：“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乙未，敦煌太守千秋、长史奉憙、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遣司马丞君案事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四月过东。卩。”
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前，冯野王任陇西太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永光二年“陇西太守冯野王为左冯翊，五年迁”。
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有敦煌太守弘（姓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收有永光五年转发御史大夫府《失亡传信册》，内有“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官，官写移书到，如律令。”
元帝时（前48—前33），辛庆忌任张掖太守、酒泉太守。《汉书·辛庆忌传》：“元帝初，补金城长史，举茂材，迁郎中车骑将，朝庭多重之者。转为校尉，迁张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
元帝、成帝间（前48—前7），萧由任安定太守。《汉书·萧望之传附子由传》：“由字子骄，为丞相西曹，卫将军掾，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举贤良，为定陶令，迁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声，多称荐者。”
西汉时，有北地太守恽（姓佚）、安定太守由（姓佚）。《敦煌汉简》马圈湾烽燧遗址619简：“愿加就程。五年，北地太守恽言：转。”“安定太守由书言：转粟输嘉平仓，以就品博募贱，无欲为。”此安定太守由，或即《汉书·萧望之传附子由传》中的萧由。该简当为两太守之转输文书。其中之五年，或系平帝建始五年（前28年）。据本传，萧由“迁太原都尉，安定太守”。皆为哀帝之前事，因其在定陶令任上得罪了正在潜邸的定陶王刘欣，后其继位为帝（哀帝），即“制书免由为庶人。哀帝崩，为复土校尉、京辅左辅都尉，迁江夏太守。平江贼成重等有功，增秩为陈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由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还归故官，病免。复为中散大夫，终官”。而哀帝之前的成帝诸年号中仅建始有五年，其余皆为四年。
成帝时（前32—前7），冯逡任陇西太守。《汉书·冯奉世传附子逡传》：“逡字子产，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光禄勋于永举茂材，为美阳令。功次迁长乐屯卫司马，清河都尉，陇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余卒。”
成帝初，辛庆忌再任酒泉太守。《汉书·辛庆忌传》：“成帝初，征为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至执金吾。始武贤与赵充国有隙，后充国家杀，辛氏至庆忌为执金吾，坐子杀赵氏，左迁酒泉太守。岁余，大将军王凤荐庆忌‘前在两郡著功迹，征入，历位朝廷，莫不信向。质行正直，仁勇得众心，通于兵事，明略威重，任国柱石。父破羌将军武贤显名前世，有威西夷。臣凤不宜久处庆忌之右。’乃复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有张掖太守良（姓佚）。《居延新简》EPT52：99简文云：“建始元年九月辛酉朔乙丑，张掖太守良、长史威、丞宏敢告居延都尉卒人言，殄北守候塞尉、护甲渠候宜典吏社，受致廛饭黍、肉，护直百卅六、直百卌二。五月五日，谊以钱千五百偿所敛吏社钱，有书。护受社廛不谨，谊所以钱千五百偿吏者，审未发觉。谊以私钱偿罪名书到如。”
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有敦煌太守延（姓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有纪年调谷公文：“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壬申，敦煌太守延、守部候强行长史事、丞义谓县……羌胡众数遣，在道马谷使外国，今少，恐乏，调给仓谷，大司农……”
成帝建始四年至河平元年（前29—前28）前后，有敦煌太守贤（姓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有过所两则，一为：“建始四年闰月癸酉朔丁丑，榆中守长、允街尉、守丞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界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太守贤、长史福、丞憙……如律令。”二为：“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敦煌太守贤、丞信德谓过所县、道，遣广至司空啬夫伊猛，收流民东海、泰山，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八月庚寅过东。”
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以后数年，陈立任天水太守。《汉书·西南夷传》：“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立已平定西夷，征诣京师。会巴郡有盗贼，复以立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赐爵左庶长。徙为天水太守，劝民农桑为天下最，赐金四十斤。入为左曹卫将军、护军都尉，卒官。”
成帝鸿嘉间（前20—前17），段会宗任金城太守。《汉书·段会宗传》：“会宗既出，诸国遣子弟郊迎。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德之，欲往谒，诸翕侯止，不听，遂至龟兹谒。城郭甚亲附。康居太子保苏匿率众万余人欲降，会宗奏状，汉遣卫司马逢迎。会宗发戊己校尉兵随司马受降，司马畏其众，欲令降者皆自缚，保苏匿怨望，举众亡去。会宗更尽还，以擅发戊己校尉之兵乏兴，有诏赎论。拜为金城太守，以病免。”
成帝鸿嘉二年（前19年）前，刘威任陇西太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二年，陇西太守刘威子然为京兆尹，一年卒。”
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前，牛商任张掖太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三年“张掖太守牛商子夏为右扶风，四年免。”
成帝鸿嘉、永始间（前24—前13），萧咸为张掖太守。《汉书·张禹传》：“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因归诚，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
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前，楼护任天水太守。《汉书·游侠楼护传》：“楼护，字君卿，齐人。……久之，平阿侯举护方正，为谏大夫，使郡国。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使还，奏事称意，擢为天水太守。数岁免，家长安中。时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罢朝，欲候护，其主簿谏：‘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商不听，遂往至护家。”
成帝永始时（前16—前13），冯参任安定太守。《汉书·冯奉世传附子参传》：“冯奉世子冯参，永始中，超迁代郡太守。以边郡道远，徙为安定太守。数岁，病免，复为谏大夫，使领护左冯翊都水。”
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前，廉褒任金城太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金城太守廉褒子上为执金吾，一年迁。”
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以前，谷永为安定太守、北地太守。《汉书·谷永传》：“数年，出为安定太守。元延元年，为北地太守。时灾异尤数，永当之官，上使卫尉淳于长受永所欲言。永对曰：……永所居任职，为北地太守岁余，卫将军商薨，曲阳侯根为票骑将军，荐永，征入为大司农。岁余，永病。”《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延四年，北地太守谷永为大司农，一年免。”
哀帝时（前6—前1），何并任陇西太守。《汉书·何并传》：“哀帝问状而善之，迁并陇西太守。”
新莽地皇四年（23年），李育任镇戎大尹（天水太守）。《汉书·王莽传》：“成纪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并其众，移书郡县，数莽罪恶万于桀纣。”《后汉书·隗嚣传》：“隗崔遂聚众数千人，攻平襄，杀莽镇戎大尹。”
新莽末（23年），原涉任厌戎大尹（陇西太守）。《汉书·游侠原涉传》：“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独死者甚多。王莽末，东方兵起，诸王子弟多荐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召见，责以罪恶，赦贳，拜镇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无几，长安败，郡县诸假号起兵攻杀二千石长吏以应汉。”本传以原涉任镇戎大尹，但上条已明确其时李育为镇戎大尹，被隗崔所杀，原涉不应同时为此职，而能熬到王莽被杀（长安败），故疑为厌戎大尹之误。
新莽末，王向（或作王旬）任安定大尹（太守）。《后汉书·隗嚣传》：“嚣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将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从弟平阿侯谭之子也，威风独能行其邦内，属县皆无叛者。嚣乃移书于向，喻以天命，反覆诲示，终不从。于是进兵虏之，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
西汉时有敦煌太守登（姓佚）。《敦煌市酥油土北墩采集简牍》1368号简：“七月庚子，将屯敦煌太守登，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官，戍卒起郡。”
有敦煌太守强（姓佚）。《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有招聘因命案而逃亡者赦罪到西域做事的文告，言：“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强、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上赦者人数太守府别之，如诏书。”
有张掖太守福（姓佚）。《居延汉简甲乙编》乙4·1简：“二月戊寅，张掖太守福、库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府卒入，谓县律曰：‘臧官物非录者，以十月平贾计。’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价贳予贫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时验问。”
[1]《汉书·公孙贺传》。
[2]《汉书·李广传》。
[3]《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4]《中国简牍集成》第4册《甘肃卷》（下），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5]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6]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8]《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10]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44页。
[11]《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12]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