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即位时，年龄还小，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的叔叔高遵裕在带兵西征时违犯了军法，被罢官。宰相蔡确为了献媚讨好，请求太后恢复高遵裕的官职。高太后说：“高遵裕在灵武打仗时，违背法令，使上百万官兵死在疆场，神宗皇帝因此一病不起。他的罪过太大了，不杀头已是侥幸了。我哪里还能照顾私情，违背天下人的意愿呢？”高太后如此圣明，即使出现一百个薄昭、田鼢之类的外戚，也是没有用的。
宋神宗赵顼在位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天气出现了多年以来没有的干旱，危害了农业生产。赵顼十分很着急，他认为是变法惹恼了上天，便想把一些变法法令废除了。王安石的性格是很固执的，他很生气，与神宗进行争论。宋神宗说：“最近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担心国家是否稳定，害怕继续推行新法将更加丧失人心，以至于向我哭诉，我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王安石说：“我知道，两宫所说的话都是外戚向经、曹修说给她们的，外戚的话是不能听的。”这时，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向经和曹修能够向母后进献忠言，可以称得上是贤明的外戚，但他们的主意被王安石否定了。假如王安石遇上汉代的薄昭、田鼢那样的外戚，又会怎么样呢？
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最自然最普遍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人情政治”，而外戚又正是因人情而连接起来的，所以，外戚干政是特别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的。至于人们认为外戚不得干政，道理也是再浅显不过的，那就是因为天下是男人的天下，外戚，总是通过女人联系起来的！
一言决定生死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看来，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人际关系和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智者与愚者，表面上无法分辨。一般情况下也无法分辨，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
宋朝的时候，大强盗张海，势力十分强大，他将从高邮城经过，高邮城的知军晁仲约再三考虑，觉得自己无法抵御这些强盗。于是，就采取了一个十分精明的措施，晓谕郡中富裕百姓，让其拿出布帛、牛羊好酒，迎接、犒劳张海。事情传出去，朝廷里文武百官都非常生气，皇帝也十分震怒。富弼提议诛杀晁仲约。范仲淹说：“按郡县的兵力和武器，足以战胜这帮强盗，守住城池。晁仲约遇到了强盗。按理说应当抵御。反而贿赂他，依法当诛。可是现在高邮既没有士兵、又没有武器。况且老百姓都觉得宁愿大家凑集些财物，免于被烧杀抢劫。他们对晁仲约的决定肯定是很喜欢的。杀了晁仲约，不符合制定法律的本意。”宋仁宗听后，就放过了晁仲约。富弼十分气愤，他对范仲淹说：“我一要依法行事，你就多方阻挠，今后要我还用什么来整治众人？”范仲淹私下里对他说：“自从本朝开国以来。还未曾轻易诛杀下臣，这是积盛德的事情，你为何要轻易破坏了这一德行？如果以后皇帝杀人杀顺了手，恐怕我们这些人也性命难保了。”富弼觉得他是在胡说，不以为然。
等到二人出巡视边防，富弼从河北返回京都，到了京城大门。却不准他进去。他无法猜测朝廷的意思，整夜忧虑不安，在床边踱来踱去，不由得感叹道：“范仲淹是个圣人啊！”
狄青是宋代名将，他任枢密使的时候，自恃有功，十分骄横。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爱惜士兵，士兵们每次得到军衣、军粮，都说：“这是狄爷爷赏赐给我们的。”朝廷觉得他危害了皇帝威信，对此极为不满。当时，文彦博（封潞国公）执掌国事，他建议派狄青作两镇节度使，让他离开京城。狄青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我没有功劳，怎么能接受节度使这一职权呢？我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远离京城的地方去呢？”仁宗皇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向文潞公转述了狄青的话，并说狄青是个忠臣。
文潞公说：“太祖（赵匡胤）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但他得了军心，所以才发生了陈桥之变。”仁宗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同意了他的意见。狄青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又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解。文彦博直视着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朝廷怀疑你罢了。”狄青听了此话，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狄青离京作了节度使，朝廷每月两次派遣使者去慰问。狄青一听到宫廷的使者来，就整日惊惧不安，疑心重重。不到半年，他就发病身亡了。这一切是文潞公的计谋啊。
富弼也算是个不凡之辈了，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与范仲淹相比，实在是不能相互比较了。这倒不是说范仲淹善于自保，关键是范仲淹能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法律的精神办事，符合真正的理想意义上的“法理”，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至于保全自我，其实只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必然结果。
文彦博也是宋代的著名宰相，但他的作为不仅不能望范仲淹的项背，就是与富弼也无法相比。一言之间，就可决人生死，为大臣者，岂可不慎乎。
文化巨人的政治思想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亦为千古罕见。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声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轼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囊中，囊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拢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余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而出于汝而忘之耶！”
予俯而笑，仰而觉。父翌日使作其文，故记之。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这帮小人的谄害。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既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很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司马光像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王安石像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冒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竞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