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起源于一个卖方市场时代，在不少人的眼里，市场经济似乎异常“简单”，埋头生产，简单重复，就是利润之道。一些浙商把“睡地板”作为市场经济永远制胜的钥匙，认为只要挺得住，算得精，就能长盛不衰。无休止的量的扩张成为置业的方法论，贴牌借东风成为进军世界的捷径，模仿取代了自主研发，价格拼杀取代了附加值实现。这是浙商辉煌背后的另外一组数字：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2003年，浙江省万元生产总值耗电约1340千瓦时；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浙江省二氧化硫排放量69万吨，比上年增加7万吨，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控制指标10万吨。“低档产品做不过人家，高档产品又做不了”可能成为浙商的另外一种尴尬。
一、“地铺精神”已成为制约浙商发展的瓶颈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地铺精神”最深远的意蕴几乎囊括了浙商成功的全部奥秘，但是其最隐蔽的局限也暴露了浙商的全部局限：无视企业制度的重要性，无视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因而，与中国各地的企业一样，浙江民营企业往往“短命”。“地铺精神”重视的是一种战术，而不是一种战略。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技术”而非“谋略”的做法，开始显现其负面作用。
1.浙商普遍有创业的“地铺精神”
浙江的发展，并无太多天时、地利，但浙商善于商谋、讲求实效、自强拼搏、开拓创新。浙商曾采取“以小博大”、“借船出海”、“借鸡生蛋”、“戴帽穿靴”、“信誉订单”等各种商战谋略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赫然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发展历程。很多浙商从打地铺的家庭作坊或者走街穿巷的经营模式起步，利用各种资源和营销手段，开拓进取，发展壮大，以至于在制造业、加工业、金融业、地产业等领域自由驰骋。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破译浙商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的成功密码——具有永恒价值的浙商创富精神。
事实证明，浙商的“地铺精神”是创业的基石。在众多的浙商中，和众多本土企业家不同，德州海弘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统义眼神里面透着浙商特有的睿智，但是这个17岁就出来打工创业的年轻人，也有着多数20世纪70年代人并不具备的老练。
“我们浙江商人的普遍特点就是有艰苦创业的‘地铺精神’”，潘统义回忆说，当年就是跟着姑父到北方弹棉花，早晨4点多就起来做饭，喝冬瓜汤啃馒头。“我们从来不以此为耻，而是留心把握机会。日复一日的苦日子让我不禁自问：难道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吗？不！我要自己当老板，打造自己的事业！”经过一番调查和分析，潘统义锁定了“皮鞋”这一具有巨大市场的大众消费品。从1991年开始，潘统义开始做起皮鞋销售生意。
潘统义说，之所以自己要做海弘这个企业，就是想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因为做了那么多年的品牌代理，他领悟到没有品牌的产品不会赚大钱。一味地模仿别人，企业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因此，海弘从创立时就提出了“铸世界品牌，创百年海弘”。在注册商标时，他就预想到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以“海弘”为名，取得了包括鞋类、服装、药品等18个大类产品的商标注册权。这既为企业构建起坚固的商标防御体系，又为企业的发展预留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要成为一流企业，成为卖品牌赚钱的企业。
就是靠着这种“地铺精神”，潘统义的皮鞋生意越做越大，到2000年已成为著名品牌的北方六省代理商。随着对皮鞋行业的熟悉和资金的充足，他发现只有生产皮鞋才能创自己的品牌，也更有发展前途，于是萌发了办鞋厂的念头。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山东的招商引资会，决定到德州办厂。
海弘不但在公司本部建立起实力雄厚的技术中心，还分别在意大利和温州、广州成立了自己的研发基地。海弘瞄准高中档产品，不断开发新款式、试用新材质，领跑高端市场，使海弘品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在行业内越叫越响。目前，全国有30多家制鞋企业给海弘贴牌生产，由此带来的利润占到企业总利润的30%以上，潘统义笑着说，自己的品牌已经开始赚钱了。低调的潘统义告诉记者，到2006年，他要把海弘做到3个亿，到2010年做到10个亿。
2.浙商崛起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浙商的地铺情结
浙江人，既能当老板，又能打地铺，吃得苦，从小熊猫身上能看到浙商闪光的一面，这也确实是浙江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老板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对浙商精神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但是吃苦耐劳、敢作敢为、永不言败、头脑灵活却是“浙商精神”永恒的内容。“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反映浙商吃苦耐劳时马上就能搜索到的一句话，也是如今诸多声名显赫的浙江商人在发迹之初的“难忘往事”，更是今天不少尚未发迹但正在奋斗中的浙江人现实的生活……
1995年，李福宝挑着货担从浙江来到宿迁，白天走街穿巷卖小百货，晚上则随便找个地方把床单或报纸一铺，就成了栖身之所；10年过去了，货担已经变成了店铺，李福宝的五金批发在宿迁已小有规模了，但每次去外地进货晚上回不来，他还是会在车站或者其他地方凑合一晚。“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吃这么点苦算什么。”李福宝说道。
刚到宿迁时，项先祝只有16岁，白天在幸福路、黄运路摆地摊，卖眼镜和各类小百货；晚上，舍不得住几毛钱的旅馆，就住在汽车站的雨檐下，夜里12点之后，就会有人来赶，整整一个礼拜项先祝都只能睡在马路上。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浙商的这种“地铺精神”，是对新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种坦荡追求，一种“理所当然”，一种“大义凛然”。江苏西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安辉感叹自己就像是一个“难民”，四处闯荡，经常在火车上过夜；极尽节俭，常常为了省钱而步行几十里；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在宿迁的浙商中，和李福宝、项先祝、曾安辉一样对“地铺”有着很特殊感情的还有很多。在创业之初，他们中有些是小商小贩，有些是收破烂的，有些是弹棉花的，有些是补鞋的……大都有着睡地板的经历。
项先祝谈起往事，神情轻松。但他从来不以睡地铺为耻，而是在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为以后的创业积累宝贵的经验。项先祝强调：“没有殷实的家庭后盾，我们刚出来闯荡时一无所有，为了生存，我不觉得丢人。”
“吃得苦中苦，方为商上商”，这是浙商留给吴强最深刻的印象。江苏伟达电子有限公司经理李伟达说：“有道是‘苦尽甘来’，当一个人通过勤劳苦干，让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自然有各种发展机会降临。”
业内专家指出，“浙商崛起，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浙商艰苦奋斗的精神。甘愿‘睡地板’的‘地铺’情结。而在宿迁，一种怕苦受累的畏难思想还在作祟，很多人宁愿贫困也迟迟不迈动‘害羞’的脚步，还在‘倔犟’地认为钻到别人屁股下面睡地板实在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浙商从不问那里远不远、苦不苦，而是问你那里搞什么项目能赚钱。可以说，没有上海地下室的经历，也就没有今天取得辉煌业绩的刘卫高；没有车站门前冰冷的马路，也就没有如今蓬勃发展的项氏百货……而如今，富起来的浙商也许再也不用去睡地铺了，但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得到了延续。
3.“地铺精神”已成为制约浙商的一道瓶颈
“地铺精神”可以解读为降低成本的艰苦奋斗，也可以理解为拉帮结派的企业“家族化”。这个问题，不仅民营企业存在，国有企业可能更无章法。“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如今诸多声名显赫的浙江商人在当年发迹之初的“曾经生活”，也是今天不少尚未发迹但正在奋斗的浙江人的现实生活。这是赞叹浙商时用得最频繁的一句话。无疑，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大批浙江人离开浙江，在全国各地从事被当地人所不齿的工作。如今浙江许多身价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就是从这些人群中发展起来的。当年他们中有些是收破烂的，有些是弹棉花的，有些是补鞋的，有些是打铁的，但他们从来不以从事这些劳动为耻，善于把握机会，为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事实上，地铺精神是第一代浙商取得惊人业绩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对于如今的新浙商又该如何发扬“地铺精神”呢？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首先表现出浙商天然的成本观念。白天人模人样，怀揣“过滤嘴”香烟见人就递，甚至西装革履，请客送礼。这其实不小气，因为面对的是别人，是有求的对象，是正常的商务成本支出，没法省也省不了。到了晚上，并非所有人都没有钱住宾馆，因为面对的只有自己，能省就省，况且睡地板也未必比加了稻草铺的烂床糟糕多少。这种苦相信并非只有浙江人吃得起，关键看有没有把住宾馆和睡软卧的钱看为成本。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还表现了浙商在崭新的商业文明面前对历史文化传统造就的“心理障碍”彻底舍弃的决心。浙江台州农民邱继宝却“厚着脸皮”，带着自己的拷边机通过下水道进入广交会。如今他已成为国内缝纫设备制造产业龙头企业掌舵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对新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种坦荡，一种“理所当然”，一种“大义凛然”的追求。南存辉早就不睡地铺了。尽管大老板与其员工一起睡在地板上，可以解读为浙商的“民主、平等”。因为“睡地铺”会形成浙商的一种思维定式：只会模仿，不会创新；没有远大的理想，其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经过原始积累后的浙商期望基业常青，从而寻找蜕变之路。南存辉和正泰是其中一例。
1984年7月，20岁出头的南存辉不想补鞋，开始创业。他以房屋折价，大约投入5万元，办起了前店后厂的“乐清县求精开关厂”，以“地铺精神”走上创业路。
这个开关厂演变为现在的正泰集团。盘点正泰进化史，三线非常清晰：
其一，工厂—公司—集团—控股公司，企业组织形式前进的四个阶段。起初属于业主合伙股份合作制，后来是规范的股份制。
其二，相应的资本社会化过程。南存辉个人持股从100%下降到20%的同时，企业规模从1000万元扩张到2003年的销售收入101亿元，总资产31亿元。
其三，管理模式的演进。从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到“三会”制衡、三权并立机制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总部为投资中心、以专业总公司为利润中心、以基层生产公司为成本中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系”（即三维矩阵管理模式）。
南存辉“废除”家族制问题上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彻底，而是理性和实效。浙江许多家族企业的制度化实践表明，一步到位地废除家族化往往容易以失败告终；在这个问题上，渐进式的改造可能比推倒重来更有成效。
经过多次调整，正泰的股权结构已经大为分散，但大股东依然是董事长南存辉，占27%的股份，5个副总裁3个是亲戚，2个是负责技术的朋友，基本没有改变家族企业的性质。但他的家族企业却实实在在地快速做大了。南存辉认为，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家族制企业；同时，不是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也可能是家族式管理的企业。
企业家族化问题，几乎是所有民营企业与生俱来、无法绕开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家族化”问题一点不比民营企业少，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比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更加没有章法。
南存辉认为，家族企业有其缺陷，但也有天然的优势。为“非家族而非家族”的改造，企求一步到位的激进做法，往往情况更糟。南存辉也一直想交权，曾请过一个美国名牌大学MBA毕业的人当副总，后来又让他当了一阵总经理，但最终还是解除了他的职位。
南存辉虽不彻底、但富有实效的后家族化，就具有了典型价值。1991年，南存辉手中有了100万元资产，他从开店办厂的家族成员中招进9人入股，形成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层。这个所有者、经营者、打工者三位一体的、不用付工资（年终按股分红）的家族团队，不仅拥有一定的生产、管理能力与资本，更主要的是“人和”，使企业的起步非常平稳有力。
南存辉用来招股的100万股金，因为家族资金的流入，股权从100%降到40%多。这时的正泰，不仅是合资企业，更是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因为外资也来自“家族”成员。用家族资本稀释自己，这是南存辉“温和革命”的第一步。
紧接着，南存辉开始用社会资本“稀释”家族股份。在正泰成为温州首屈一指的知名企业后，正泰的品牌效应出来了。许多企业看中正泰品牌，希望加盟。先后有38家企业进来，全部成为正泰私人股东，而南存辉的个人股权也被稀释到不足30%。
如果只有上述两项，那南存辉的行动还算不上有什么典型价值。虽然股权几度稀释，但仍然只是在资金上做文章，技术、管理的资本化才是“南氏革命”的亮点所在。
这次，南存辉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他拿出正泰集团的优质资产配送给企业最为优秀的人才。这就是正泰的“要素入股”——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经营入股。股东一下子扩大到110多人，南存辉的个人股份也再度被稀释。正泰成功地从一家传统的家族企业转型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族”。
个人股份一再被稀释，“底线”到底是多少？南存辉曾说过一个数字：“5%”。他解释说，在有足够多的资产时，5%可能也会是最大股东。而且，所占股份的比例是下降了，但股本在扩大，“杠杆效应”更大，得到的利益有可能会更多。
确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重视的是一种战术，而不是一种战略。前文已经讲过，地铺精神对于创业期的浙商来说，这是非常奏效的手段，但是，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技术”而非“谋略”的做法，开始显现其负面作用。
2004年夏天，随着因为电荒出现的民工返乡潮的步伐。不少民工给浙江老板打了一个倒数第二的低分。原因是，有不少老板不想买保险，不想造宿舍，不想办食堂，更不愿意花钱办培训，甚至以扣押工资和身份证的办法扣留民工。
由于缺乏一种理性的制度来评价公司运作，不少“心疼钞票而睡地板”的浙商不愿意制度化治理、管理公司。他们不愿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使企业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在民工培训上，不少老板更是怕民工流动大，为他人做嫁衣而舍不得掏一个子。到2004年“民工荒”来临时，一些企业被民工集体炒了鱿鱼，陷入难言的尴尬。
二、产业集群的隐忧
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诸暨的袜业等，星罗棋布的产业群成为浙江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然而在这幅兴盛的图景背后，却掩盖着这些企业老板的巨大忧虑，“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我们的企业将无利可图而迅速倒闭”，在这个问题的背后，隐约看到了产业集群走向隐忧衰微之路的前景。
1.为什么浙江企业选择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是以促进浙江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不仅带动浙江民营企业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还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的特色和优势，也是20多年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浙江省经贸委调查统计，2003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浙江省总量的52%。其中，较典型的有温州鞋革和服装、绍兴（县）印染和织造、乐清低压电器、萧山化纤、海宁皮革、嵊州领带、永康五金、永嘉纽扣、桐庐制笔、诸暨袜业等。目前，这些块状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专业生产加工出口基地。为此，高新技术产业要完成从以加工、装配为主参与全球初级分工，到以研发、制造为主参与全球中高级分工的战略转型，形成比较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引进和培育一批有影响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现代装备制造企业和其他技术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企业，成为国际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制造基地。
浙江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全国起家最早，发展最快，一方面得益于浙江各级政府当初的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就是一个区域内密集发展一种产业，千家万户，一条龙配套，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和相关的辅助产业、服务业聚合在一起。正是由于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才使得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群成为浙江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这也正是25年来“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主要原因。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块状经济在浙江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省共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601个，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15826亿元，这占浙江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64%，企业总数30.84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19065家，从业人员约800多万人。
可以说产业集群占据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块状经济的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78个，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那么，为什么浙江企业选择了产业集群这样的发展模式？
（1）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物流成本低、速度快；
（2）配套企业之间熟悉，诚信度高，交易风险低，便于长期稳定合作；
（3）企业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一种产品增值的不同环节由不同企业来完成；
（4）很重要的一点是，产业集群能使中小企业一开始就采用模仿的手段迅速投入生产，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和企业，在很短时间内做得很大。只要一个企业生产出一种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产业集群的同类企业便会蜂拥而上，大量模仿生产这种产品。在以上三个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迅速产生覆盖全国的低价优势，进而将其他非产业集群生产的眼镜产品，挤出零售市场。产业集群的所有生产要素的组合，都指向唯一目标——低价！所以义乌的小商品能如此便宜，温州的打火机、皮鞋，浙江的种种产品，能占领中国乃至全球市场。
创新与高科技产业的结合是浙江民营企业文化集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提升浙江民营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浙江民营企业能否创建一批有影响的高科技企业，成为国际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制造和研发基地，关键是能否建立若干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拥有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比如，美国的“硅谷”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业集群。“硅谷”的成功是产业集群的结果，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本身独有的规律。
当产业集群形成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无论在最终产品、生产设备、上游供应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会有国际竞争的实力。产业集群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市场占有率上，而且体现在增长速度、结构转化和创新能力上。据研究表明，在美国，具有产业集群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其他地区。要发展浙江民营企业高新技术的产业集群，除了科学规划和提升现有的产业园区，确定优惠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培育风险投资基金，完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中介组织。
2.浙江产业集群显隐忧
产业集群的优势十分明显，浙江经济在发展中也尝足了产业集群的甜头。前不久，美国有关机构和媒体宣布：“中国制造”的成功“秘诀”在于它的产业集群。而国内有媒体称“产业集群是中国经济第三次浪潮的发动机”。确实，近年来，浙商迅速崛起，并确立了其在国内第一商帮的形象和地位。浙商的成功与转型离不开团队精神和集群效应。然而，以产业集群出名的浙江，却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据浙江省有关部门对浙江的产业集群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目前，浙江各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日子难过，而产业集群外的企业反而比较好过。究其原因就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闲置的现象，上游的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下游的价格则上升有限，企业不生产要失去客户与市场，要开工生产就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而且往往是亏本生产。比如，像纺织、塑料等产业集群，企业亏损面大，特别是纯化纤的织造企业出现100%的亏损。像绍兴的纺织企业，高达20%的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确实，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前浙江的许多企业正是因为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产业集群最让浙江许多企业津津乐道的是，能在不大的区域内构筑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台州杜桥，与眼镜制造相关的镜片、镜架、绒布、眼镜盒、电镀、包装等，都集中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各种配套运输不超过半小时。仅在杜桥镇，与眼镜制造业相关的企业达600多家。在浙江，一个村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一个镇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一个县、一个市更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在这样的产业集群里，同质的成品企业之间要相互竞争，同质的配套企业间也要相互竞争，这样在产业链构成及不断延伸过程中，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愈演愈烈。最后的结果是，低价优势成了产业集群在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唯一的核心竞争力。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它在市场上能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的同时，却必然遭遇两大阻力：一是来自外部市场。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反倾销开始了，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二是来自集群内部逐渐滋生的阻力。集群内部低价竞争，企业的利润空间肯定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企业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温州曾经红火的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现在产业集群怎么反而拖了浙江许多企业的“后腿”，是产业集群的功能退化、不适应形势需要了，是产业集群这种模式走到尽头，还是产业集群在浙江“盛极而衰”了呢？据浙江省有关部门对浙江的产业集群进行调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业集群的危机虽然发生在今天，但自它诞生那天起就潜伏着，只不过过去产业集群的优势正在发挥，而劣势和危机还没有显露。人们更多地品味着产业集群带来的好处，而对它的内在矛盾和潜在危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回首20多年来浙江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其高速发展的秘密之一在于“产业集群”。在浙江省内就是分布在各地的产业集群。一个集群有成百上千家企业，比如，绍兴县总人口只有70万，但工商企业达5000多家，个体工商户几万家，大小老板遍地都是；像慈溪市，单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就有100来家，大小企业简直难以准确统计。但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产业集群在使创业者以“零门槛”方便进入的同时，也滋长了浙江商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和观念。同一批老板都在同一个产品平台、同一个档次上竞争，结果企业都难以做大，大家都只好做小老板。小老板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只能是小草，很难成长为大树，更难见森林。一旦遇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产业集群内的小企业就很难抗拒风险，在巨大的压力下甚至会出现成片倒闭的现象。比如，由于近几年石油原材料涨价，台州、慈溪等地的塑料小企业成批地出现停产或半停产；又如，欧美举起“特保”、“设限”大旗，许多中小纺织企业、服装企业就感到日子难过。
区域经济学专家认为，小企业薄弱不是因为小，而是因为孤立。一旦小企业成了群，其整合的效用，专业化程度，工艺的精致，远远大于“1+1=2”的效果。由于在产业集群内，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运输成本低，配套企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交易风险也就很低。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得很大，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云和县的木制玩具，产品的类别很偏，但没有几年的时间，就战胜了台湾省的同类企业，成了世界市场出名的木制玩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内，企业间按利益关系，配套、分工、合作，能形成很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但是，一个产品要有持久的竞争力，单靠规模效应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是要有不断的创新能力。但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所以创新能力很难增强。同时，同类相聚，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而当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后，那么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企业都懒得去搞研发，那么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就只能是越来越弱。产业集群内隐伏的这种矛盾和危机，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变幻的形势下，就突然爆发了出来。
3.加快自主创新建设才是改变产业集群发展的唯一途径
显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就不会形成持久的核心竞争能力，就难以实现集群的持续发展。例如，由于技术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过关，温州灯饰产业集群已经消亡；桥头纽扣拉链集群近年来也陷于困境。有专家指出，当前浙江产业集群出现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产能过剩的危机。产业集群要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产品的市场无限大。但现在宏观经济处在下行通道，市场的容量遽然变小了，产业集群里的生产能力便突然显得过量，企业就难免日子难过。因此，要度过目前产业集群的危机，根本出路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中压缩产能规模。那么，为什么浙江民营企业一开始就选择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呢？一方面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另一方面产业集群能使中小民企一开始采用模仿和仿冒手段迅速投入生产，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物流成本低，配套企业之间比较熟悉，诚信度高，交易风险也就很低。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和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得很大，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产业带中一个企业通过模仿或生产出一个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产业集群的同类企业会蜂拥而至，通过仿冒生产这种产品，导致产业集群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但民企发家起于模仿和仿冒，发展到一定阶段仿冒却成为民企发展最大的障碍，甚至是杀手。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所以创新能力很难增强。更要命的是同类相聚，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而当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后，那么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这样集群内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愈演愈烈。最后的结果是，低价优势成了产业集群在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唯一的核心竞争力。
（1）多方面原因导致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导致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目前来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缺乏自主创新意识。由于浙江的产业集群大都是以低成本为基础的简单扎堆，而不是以创新为基础的，集群内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隐患。浙江产业集群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为主，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不高，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一般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不高，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成本优势上，知识竞争能力较弱，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集群的经济绩效。如，在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浙江出口企业的效益下滑，呈现出口比重越高效益水平越低的态势。浙江纺织业集聚效应的不断降低，就是其中的典型。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缺陷，浙江的产业集群原有的优势不断变弱，利润急遽下降，有些集群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专家指出，加快自主创新建设，才是改变目前产业集群畸形发展的唯一途径。
第二，自主创新投入不足。浙江的产业集群大多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许多企业主是从集市贸易经营户或农民家庭工业起家，企业起点低、规模小，大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开发资金严重不足。尤其是由于金融担保和风险投资机制的缺乏，中小企业贷款困难，融资成本较高，由此影响了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浙江省工商联对浙江民营企业的一项调查表明，57.52%的企业没有投入科研经费，仅18.1%的企业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
第三，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目前，浙江大多数集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社会化网络组织不发达。不少集群缺乏公共的技术创新平台，为企业提供公益性产品开发、信息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而金融担保体系不健全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缺少创新启动资金，研发能力受限。即使一些集群设立了研究开发中心，但这些中心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技术人员水平不高，仿制比例高，自主设计和开发产品数量少。
专家指出，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所以创新能力很难增强。更要命的是同类相聚，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最终成为自主创新的杀手。因此，在浙江，“不创新慢死、一创新找死”的观念非常普遍，最后导致“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
第四，创新人才高度缺乏。在许多传统产业集群，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产品设计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大都高度缺乏，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人才基础；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大多数人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劳动力技能基础。在浙江一些专业镇，随着土地、原料等生产成本的上涨，不少企业采取压低工资的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人的工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从2006年开始爆发的“民工荒”，其真正的本质就是企业由于没有自主创新提高利润，已经进入了薄利时代。
第五，缺乏良好的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事实证明，产业集群的最大负面影响是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在浙江的产业集群里，立志于搞研发的企业很少，创品牌的也不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少，其原因就在这里。而没有品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只能算是一个生产车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浙江产业集群出现的危机，是一种必然，而宏观调控和国际贸易摩擦使这场危机提前和集中地到来。产业集群里的低价战略、恶性竞争，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乏力。因此，有专家提醒政府，要从社会信用环境、法治环境的角度，加以认真治理，努力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从这次产业集群危机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教训是，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就难以持久发展；而企业要有核心技术，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
（2）提升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绍兴文理学院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李生校教授，对浙江产业集群如何度过当前的危机，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整体上向重化工业调整；二是集群内部“洗牌”，大面积出现并购，也就是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在并购中减少企业数量，压缩产能规模，以高档的产品和高端的工艺，进入新一轮市场竞争。李生校教授还指出，浙江产业集群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期，它的转型是一种必然，这个阶段一般需要2～3年。这也意味着浙江经济新一轮高潮将在2～3年后到来。而在新一轮竞争中，产业集群内的竞争，将不再是产品的竞争，其明显的特征将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二是按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三是按资本导向或管理导向，对集群内的企业网络进行新的调整。要改变目前产业集群自主创新严重不足的局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现有的高新区、大学科学园和软件园等为载体，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使之成为推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对集群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国家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例如，对集群内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活动可考虑给予加速折旧、税收减免优惠；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投资扶持等措施，推动集群内产学研紧密结合；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促进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和社会化等。
第二，促进低成本型集群向创新型集群转变。产业集群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走低端道路的低成本型集群；二是走高端道路的创新型集群。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属于低成本型集群，产品档次较低，难以进入高价值市场。为此，要强化技术创新，推进柔性生产，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走多品种、小批量、高质量的道路。尤其是对于那些以贴牌为主的集群，要推动企业从OEM方式（没有自我品牌的产品开发和制造）向ODM方式（自主产品设计和营销）转变。
第三，鼓励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首先要鼓励集群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广泛吸引各种人才尤其是归国人员，并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同时，要鼓励发展专业化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吸引跨国公司在集群内设立研发中心，鼓励本地企业与外资建立合资研发中心。此外，要完善金融担保、风险投资和创业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配套服务，缓解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矛盾。
第四，搭建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鼓励采取多种模式，在产业集群内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强化信息服务、产品开发、设计示范、培训服务等功能，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和行业技术支撑平台，支持和服务于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时，要建立科技成果转让交易市场，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积极培育投资咨询、市场研究、技术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法律服务等中介组织。
三、浙江千家鞋企集体沉默的代价
面对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为期两年的16.5%反倾销税，如果中国皮鞋业再不“抱成团”去坚守多年来打拼出的地位，鞋业贴牌出口的产业链必然会发生变化。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在时，当中国的资源优势消耗殆尽时，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大规模的代工企业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被彻底颠覆。中国鞋企为了不在反倾销的副作用下被迫在“加工厂”里下岗，他们就必须未雨绸缪去捍卫自身的产品销售渠道。
1.千家鞋企集体沉默的代价
为什么99%的中国制鞋出口企业集体沉默？试想一下，如果四家鞋企组成的“联合抗辩团”赢了官司，广大鞋企都可以从此在平等税率的绿荫下蔽日乘凉；倘若输了，也不过是维持原状。站在一旁的老板们可以一边庆幸着自己没有因参与这“徒劳”的官司而损失一分一毫，一边盘算着下一步打算。
况且，无论输赢，这都将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两年之中，作为一家中型制鞋企业的老板可以做很多事情：欧盟征税，那就转战北美市场；皮鞋税率高了，改做皮包或其他皮具；更精明的索性瞅准时机抽离资金拿到楼市大炒一笔，经营好了绝不比出口皮鞋赚得少。
为什么中国缺少“真正的企业家”和“百年老店”式的大型企业，这一直是众多经济学家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从此次中国鞋企上诉欧盟响应者寥寥的清冷画面中，恐怕能窥见一斑。短期利益比长期利益更加明确而直接，这是每个经营者都知道的真理，既然能够把握住眼前获利的机会，何必还要去投资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至于代表所有出口企业，花费自己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和欧盟抗辩，怎么算起来都不是上算。
只可惜，精于算计的众多小老板们却没算到这场诉讼背后的巨大“利润”。“联合抗辩团”这一战不论官司胜败，却轻松赢来了知名度，赢来了公信力，还赢来了在国内外市场上花上千万美元也难买来的企业形象，同样是经营者，奥康、泰马的老板们自然也有着自己的算盘。过个三五年，大浪淘沙，熬不下去的中小企业走了，坚持下来为数不多的皮鞋企业，说不定就是中国未来的登喜路。
“或许，反倾销来了也是件好事。”奥康总裁王振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对华皮鞋反倾销而状告欧盟理事会的中国企业还是寥寥无几。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获悉，在权衡得失后，一种对诉讼难以取胜的悲观情绪，正弥漫在上千家涉案中国皮鞋企业间，绝大部分企业已放弃诉讼，退出欧盟或将成定局。
尽管，温州奥康集团正式聘请“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蒲凌尘，向欧盟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欧盟理事会对中国鞋征收16.5%的反倾销税不符合欧盟相关法律。该公司也由此成为第一家起诉欧盟理事会的中国制鞋企业。此后，对欧盟皮鞋出口最大企业之一的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也正式宣布加入原告队伍。
“原本以为，两家温州企业的‘榜样’作用，会带动全国其他鞋企纷纷响应。但结果让我失望了，至今仍难看到同类企业采取行动。”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哲西说。与泰马一起陷入孤军奋战局面的奥康集团也表示感到“很孤独”，面对欧盟这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少数几个企业的应诉力量十分有限。据了解，目前正式聘请律师状告欧盟理事会的国内鞋企不过4家，仅占1200多家涉案鞋企的0.003%左右。
据了解，大部分鞋企决定不参加诉讼的理由是，欧盟法律并未对审理时限作出明确规定，加上举证责任、调查等程序繁杂，诉讼至少要两年才能出结果。此次欧盟裁定对中国鞋企实施为期两年、税率16.5%的反倾销措施，极有可能出现“制裁已经实施完毕，而法院诉讼尚无结果”。另外，高额的诉讼费用也是这些企业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1月中旬，欧盟在网上发布咨询文件，公开征集各利益有关方对其拟修订的“化妆品指令”的意见。时间过去半个多月了，情况如何？媒体记者拨通省内一家化妆品生产企业的电话，询问其有无表达意见时，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却说对此不太清楚。
这位负责人的反应只是一个缩影。WTO浙江研究咨询中心副主任张汉东认为，目前，浙江省企业在应对国外贸易壁垒时，还停留在事后应对的被动阶段，在国外贸易政策、技术指令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时就积极主动表达利益诉求的企业相当少。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企业对相关国际规则缺乏了解外，更主要的是，“省内企业在对方实施贸易壁垒后，应对普遍比较积极。但通过利用国际规则，事前应对贸易壁垒的意识还不强。”张汉东认为。
据介绍，欧美在制定一些贸易政策、技术指令前，往往会规定一个期限，向利益相关方进行意见征集。这意味着，在相关政策制定之前，企业可以通过积极表达意见，有可能将最终出台的政策中对自己不利的影响降低。据介绍，在欧盟公布针对化学品的REACH指令、日本正式实施针对农产品的肯定列表制度之前，我国相关部门都通过这种规则安排表达了我国企业合情合理的利益诉求，一些意见也被对方采纳，维护了国内企业的权益。
浙江省不少企业“沉默”以对也有客观原因。浙江省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进行这种利益诉求时，企业必须对要评议的国外贸易政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反映的意见必须有理有据。而目前，浙江省许多企业还缺乏这种能力。“这是一个原因。但还是有很多企业可以做到，只是缺少这样的意识。”张汉东说。
2.诉讼意义重于结果
对于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为期两年的16.5%反倾销税这个问题，尽管最终正式向欧盟一审法院提出反倾销诉讼的中国鞋企中，仅9家坚定在列；而为数不多的9家企业中，仅奥康和泰马同属内资企业，其余7家均为港资或台资。为此，业内专家强调，诉讼意义本身重于结果，如果中国不应对欧盟的反倾销，那么中国的商品将会大面积的遭受出口的贸易壁垒，但是值得我们内资企业反思的是，奥康集团新闻宣传部负责人韦开孟强调：“为什么规模庞大的大陆鞋企，最终只剩下奥康和泰马呢？反而一些平时行事低调的港资、台资企业能积极应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广大内资企业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淡漠。”
对此，也有许多董事长选择放弃应对，选择沉默，曾是“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会长、广州番禺创信鞋业董事长吴振昌重点谈到了最终放弃上诉的原因，吴振昌指出，“放弃上诉主要由于其不是被欧盟实际抽样调查工厂，其次产品输欧比例很低，另外，创信受欧盟反倾销制裁的影响，迄今销售额只下降了2%。影响不大，所以，创信去打这场耗财费力的跨国官司意义不大。但对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中小企业来说，打击无疑是致命的。”确实，对于创信鞋业来说，耗资巨大的跨国官司不仅耗时两年，而且诉讼前景不甚明朗，极可能出现制裁都到期了，而官司还未分胜负的结果。同时，多数企业没摆脱“政府依赖症”、对反倾销缺乏认识、维权意识淡漠、法律观念不强，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以上种种原因无疑是众企业放弃应诉、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积极应对欧盟的反倾销对中国企业有着阶段性意义，其诉讼意义重于结果，比如，广东南海金履鞋业有些与众不同，它是第一阶段应诉后唯一可享受9.7%优惠税率的中国鞋企且唯一获得欧盟市场经济地位认可。然而，金履鞋业却毅然站在应诉到底的行列中，与拿着16.5%税率就“打道回府”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前，金履鞋业董事长刘旭曾表示征收反倾销税是针对整个中国制鞋业，必须要参与。的确，既然承认了金履的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税又从何而来。
对于奥康积极参与欧盟的反倾销这个问题，奥康总裁王振滔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谈到，作为一个走高端路线并具有稳定销售渠道的企业来讲，奥康此次所受的影响并没有其他中小企业那么大。16.5%反倾销税带来的大部分成本，将由其在欧盟的销售商和欧盟消费者埋单，其本身增加的成本并不多。但奥康多次强调：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欧盟听到中国鞋企抗辩的声音，这场官司输也是赢，赢更是赢。
对于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泰马集团副总经理陈哲西表示，“仅9家鞋企坚持到最后，让他多少有些费解，打这场跨国官司，纯粹费用不会超过100万元；若胜诉的话，最多50万元。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支付这笔费用不是难事。就算败诉，法院也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若能胜诉，届时其他鞋企向欧盟上诉，可援用这个案例，也能获胜。参诉这件事，对中国鞋业来说是极有意义的，我们当然要做！”陈哲西还表示，泰马的诉请相当明确：要求废除欧盟理事会表决通过的“1472/2006条例”，基于此，欧盟才对我国皮鞋业征收为期两年的16.5%高关税。“既然应诉了，就得有个结果。对于胜诉，泰马很有信心。”
对此，蒲凌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赢和输都是相对的，对于应对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来说，其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为我们今后同欧盟打反倾销官司扫清了障碍，也为今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宝贵的经验，另外，此次事件，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表现，各界褒贬不一。一种呼声是，褒者认为政府做得很到位，企业不应过分依赖政府；而另一种呼声则是，相关部门对企业欠缺了解、初步反应滞后，从而贻误最佳战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应过分依赖政府，这次事件中，企业是绝对的主体。政府相关部门曾专门为此组织过两次大型企业应诉培训会。可是有的企业根本就不去，更不愿意积极应诉。一切都指着政府去解决，不做应尽的努力，等欧盟最终制定出为期两年的16.5%的税率后，就开始指责、埋怨政府。这种意识和做法过于滞后。”
为此，奥康集团韦开孟表示，商务部一直在给予应诉企业支持，企业也要积极争取自身利益，不能总存在依赖心理，更不能对不合理制裁坐以待毙。“我们确实缺乏经验，对欧洲法律规则也知之甚少。打这个官司，起码为我们积累了经验”。
3.中国鞋企要赢在转折点上
中国鞋企在积极应对欧盟的反倾销之际，我们也应该进行反思。确实，欧盟的反倾销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如果能积极应对，浙江制鞋业还可借此逐渐走向高效能之路。对浙江部分鞋企来说，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毕竟市场是残酷的。奥康总裁王振滔多次表示：“中国鞋企不只是赢在起点上，而要赢在转折点上。”在此次转折点上，浙江鞋业的风险和机遇同在。一些人把此次浙江鞋业受反倾销制裁的原因，归结为缺少自己的品牌，缺乏独立的销售渠道。创信鞋业董事长吴振昌对此颇不赞同，他认为好品牌若经营不善，同样会赔钱；小品牌如善加经营，也可以赚钱。“对于现阶段的浙江鞋业来说，创造几个阿迪达斯或耐克好像不太现实。市场不规范是我们的‘致命伤’。首先，一些企业不遵守市场规则，大打价格战，给欧盟造成了我们搞倾销的现象。”吴振昌透露，部分企业主为降低成本、压低价格，不给工人上保险，而且工作环境也很差。“其次，我们的鞋业市场过于分散，确实急需整合。”卫亚非表示，假如没有这次反倾销打击，几年后浙江鞋业市场自身也会进行一次“洗牌”。现在，外力加速了这一过程。“市场会进一步优化，抵御风险能力差的企业，会被挤出市场。此外，国家会出台相关的政策，对外贸进出口进行有效的调节。”
确实，又由于近几年来，欧盟真皮市场的自身产能在萎缩，外来低价产品的冲击是主要原因，欧盟也在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对此，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钢说：“这次风波，从客观上抑制了浙江鞋业市场中存在的过度增长、低价竞争的现象。两年的制裁，会让一部分竞争力差的企业消失，一部分从业者亦会度日艰难。同时，会损失掉一些转产成本，而一些地区的经济也会因此受影响。但这是市场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应尽量以平常之心和积极态度来应对。浙江有数千家制鞋企业，产业集中度不高，造成内部竞争激烈。受到制裁影响后，市场自身会进行有效的调节，但相关部门应加重对内外需求的调整，尽力促使其平衡。”对浙江企业来说，应作何应对呢？大多数具一定抵御能力的企业，已做了转产或转销。陈哲西介绍，先前欧洲约占泰马市场份额的15%，2004年，出口欧洲的产品中，皮面鞋占80%，革面鞋只占20%；在制裁前，泰马就做了产品结构调整，现在革面鞋占80%，皮面鞋则只有20%。欧盟制裁的是真皮鞋产品，所以泰马的经济效益非但未受影响，其输欧产品的比例还有所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专家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贸易摩擦的总体态势分析》报告中预测，在数量上，我国遭受的贸易摩擦总量将会进一步扩大，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国际反倾销的高峰期。2008年伊始，欧盟、美国等针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反倾销似呈加剧的势头。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专家提出以下八大应对之策：
第一，建立和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不少国家在防范反倾销风险方面有成熟的经验，如美国有“扣动扳机机制”，欧盟有“进口监测快速反应机制”，印度有“重点商品进口监测机制”等，这些国家的企业也都充分利用这类预警机制防范来自外国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冲击。一些国家的反倾销法判断某个商品是否存在倾销现象，主要依据价格、损害、因果关系这三个要素。以价格为例，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美国彩电总产量380万台，总价值19亿美元，均价500美元左右/台。2003年，我国向美国出口彩电180万台（总价为3.189亿美元），均价（177.2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类商品售价的1/3.2000年至2002年短短两年间，我国对美彩电出口增长了1166个百分点，而我国防范反倾销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大大滞后，四大彩电生产企业对这一可能导致反倾销的信息却丝毫没有引起警觉。目前，我国政府鉴于前期的经验教训，全面启动了重点行业进出口监测系统，初步建立了“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但大多数民营企业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反倾销风险预警机制。因此，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必须加紧“补课”。2005年11月21日，在杭州举行的“长三角法学论坛”上，有关人士指出，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反倾销调查以中国企业70%的败诉率而告终。由于不重视“游戏规则”等原因，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为此，与会的法学专家和民营企业家提出了建立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国际反倾销中心”的构想。试图通过这个非营利性的智囊团，构建反倾销案例库、经济信息数据库和国内外反倾销人才资源库，形成区域性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从而有效地减少国外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民企出口大省浙江正在拟订全国第一部地方性反倾销法规——《浙江省出口反倾销管理办法》。浙江省人事厅、外经贸厅、司法厅联手，用两年时间在浙江省实施百名律师“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与诉讼的专业培训。浙江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将设在海外的17家销售分公司和办事处作为企业探测所在地区反倾销情报的“千里耳”，随时为企业发回最新的信息。“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浙江企业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的上述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第二，平时注意搜集资料，“战时”快速策划反驳。反倾销应诉是对企业各项内部管理基础工作（特别是文档管理）的严峻考验。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问题往往数以千计，长篇累牍一万多页，涉案企业需要回答的问卷往往有数百页。如果企业平素不加强内部管理，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这些文字材料。当然，对于极为专业的问题，仅靠企业内部的人员往往难以解决，必要时应聘请外部专业人士谨慎把关，以免在应诉答卷中给起诉方留下把柄。例如，云南吉邦食品公司在应诉美国对其蘑菇罐头的反倾销案中，聘请专业人士谨慎把关，两次查出美国商务部在计算上的细微错误，使得该公司每年至少减少400万元的损失。
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案都规定了应诉期限，从调查公告到初裁，通常只有40天时间，留给企业回答几百页问卷调查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若超出规定时间不予应诉，则被视为自动弃权，起诉国将立即对这些企业采取高关税。因此，当民营企业遭遇反倾销起诉时，既不宜手忙脚乱、仓促行事，更不宜随意拖延、置之不理，而应该借助本国行业协会、相关专家和政府部门的力量，迅速拿出应对措施。
第三，相关企业应团结一致，“抱团”应战。国外对我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并非只是对某一个企业或集团的好恶。作为一个行政程序，国外实施反倾销调查的目的不仅仅是追究当事企业的责任，而在于限制所有该种类别产品今后的“倾销”行为。从表面上看，某国的反倾销起诉可能只直接针对我国A企业，但如果A企业的倾销起诉被判定成立，那么我国与A企业生产同类产品的B、C、D等企业也会“同罪连坐”，所有受牵连企业的产品将都不能获准进入该国市场。目前中国一些同行业民营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方面往往“隔岸观火”或各自为政，疏于相互沟通和协调配合，群体应诉不积极，往往使得国外申诉方“不战而胜”。例如2006年2月4日，欧盟委员会就欧盟3家企业提出的关于中国和乌克兰熨衣板反倾销诉讼正式立案，中国7家制造或销售企业（其中两家为香港企业，其他5家均为广东企业）以及乌克兰1家制造企业被列为调查对象。中国轻工总商会称其正积极与欧洲有关行业协会协商了解情况，并召集涉案企业共同商讨对策，而广东的几家涉案企业却不打算联合应诉。由于起诉国很重视应诉企业在产业中的代表性，涉案企业如能群体应诉，往往可以抑制起诉国采取过于激烈的制裁行为。而且，群体应诉还可以大大摊薄每个涉案企业的诉讼经费。因此，在应对反倾销调方面，民营企业要学会“抱团打天下”。
第四，重视行业商会的协调和引导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要扭转政府无所不能的观念，在反倾销应诉事务上不能过度依赖政府，而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更多地依靠同业商会的力量。商会不仅是协调企业与本国政府间关系的民间中介组织，而且在国际信息渠道、处理对外经贸活动法律纠纷的经验等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在很多发达国家，因为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往往掌握在行业商会手里，其在市场协调方面的作用甚至超过政府。前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倾销应诉中，关键的谈判对象是起诉国的行业商会。相比之下，我国的行业商会无论是在对付国外产品倾销方面，还是在应对外国政府反倾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行业商会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语。2002年5月，温州打火机企业在刚接到欧盟反倾销立案的消息时，由于不懂国外贸易法律规则，缺乏应诉资金、精力和时间，众多温州打火机企业曾一时陷入恐慌。正是在行业商会的组织下，才很快统一意见，由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联合其他15家主要企业，出巨资聘请国内外著名律师应诉，经过一年多中外专家的明察暗访，以铁的事实戳穿了某些国家恶意捏造的“中国打火机销价低于成本价”的谎言，赢得了“入世”后中国对欧盟反倾销调查第一案。因此，进一步重视和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已成为摆在民营企业跨国经营面前的一道必攻课题。
另外，从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的角度看，也应在平时发挥商会引导行业内部企业自律与相互合作的作用，改变国内一些出口企业哪里有钱赚便一哄而上，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同行竞相降价抢占市场的恶性竞争现象。同时，应通过行业商会逐步与主要国家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机构建立常规性的联系制度，由行业商会组织有关智囊对主要出口地区如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反倾销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加强研究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下如何处理与相关国家和企业的竞合关系，总结并推广应诉反倾销的规律和经验。
第五，在整个行业尚难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时，宜采取单个企业分散争取的策略。是否为市场经济，是反倾销调查中确定倾销幅度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或行业、企业为非市场经济，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surrogate country）或行业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采取相应的增税措施。迄今为止，美国等一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坚持用第三国的生产成本来评估我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给裁决造成极大的随意性和不公正性。我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从大局出发接受了比较被动的条款——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可以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目前，已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只有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等少数国家，有些国家则只承认我国某些行业具有市场经济地位，有些国家甚至只承认个别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以欧盟为例，如果应诉企业通过申请市场经济地位或个案待遇取得成功的话，该企业所获得的税率仅适用于该企业自己，而不适用于其他任何企业）。因此，在整个国家或整个行业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暂时难以成功的情况下，可先采取每个企业分散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策略，以便逐步攻破对方的限制壁垒，为日后联合应对反倾销，增添对我国同行企业有利的砝码。
第六，进一步积极融入国际大市场，利用与国际市场合作伙伴的关系，避开反倾销冲击。面对接踵而至的反倾销调查，民营企业不必惊慌失措和裹足不前，而应该进一步积极融入国际大市场，利用与国际市场合作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避开反倾销冲击。TCL集团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以及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实行彩电业务合并重组的案例，便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在彩电重返欧盟一案中，欧盟给予中国彩电企业40万台配额，除了严格的尺寸限制，对经销商供货价格也作了限定，要求中国企业至少不应比欧洲本土的厂家低，这仍然让中国彩电生产商苦恼不已。TCL集团为了大举挺进欧盟市场，数度探寻切入机会都无功而返。2002年9月下旬，TCL集团在进退维艰的格局下果断地用82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著名家电企业施耐德公司，承接了后者经历百年时间所打造的品牌和完善的销售网络。2003年11月，TCL集团又成功地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实行彩电业务合并重组，合资公司在亚洲及新兴市场以推广TCL品牌为主，在欧洲市场以推广汤姆逊品牌为主。通过上述两大并购重组，TCL集团不仅绕过了欧盟的层层技术壁垒，借此融入了施耐德公司和汤姆逊公司在欧洲的市场，同时也巧妙地绕开了欧盟对TCL彩电的反倾销。
第七，高度重视SA8000和环境保护问题。SA8000是美国经济优先领域委员会（CEP）依据世界劳工组织公约、有关国际人权组织文件（如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制定的，确保产品生产和服务符合社会道德的国际标准。SA8000涉及的范围包括：职业健康与安全、雇佣童工问题、强迫劳动问题、结社自由（组织工会）问题、工资及工作时间问题、不歧视问题等。1995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有8000多家企业接受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部分企业因没有达标被取消供应商资格。2004年5月，欧美国家开始把SA8000标准强制性地与企业的订单联系起来，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鞋类、玩具、家具、运动器材、日用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都曾遭遇到是否符合SA8000标准的调查。另外，近年来欧盟绿色环保壁垒日益突出，根据2003年1月9日欧盟委员会颁布的2003/2号关于限制用含砷防腐剂处理的木材用途的指令（该指令从2004年6月30日起生效），输往欧盟的木材及木制品除加铬砷酸铜（CCA）外，不得使用其他含砷防腐剂；且凡是使用CCA进行防腐处理的木材及木制品，均不能用作居家结构材料和经常与皮肤接触的器材。而目前砷恰恰是国内大部分家具厂处理木材及木制品防腐剂的重要元素，我国木制家具出口企业如不及时调整和改进生产工艺，将会因环保因素直接与上述指令发生冲突，难免遭遇欧盟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因此，民营企业在走向世界时，千万不能忽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要依照国际惯例重视环境保护和劳工的人权问题。
第八，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制订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战略。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加工贸易占到出口总额的一半，研发和营销这两边的高端为外商掌握，我们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呈现“微笑式”结构。我国民营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常见方式是贴牌生产，很少创立自己的品牌。如温州的打火机占据了世界市场的70%，并让日本70%的打火机厂商关了门。但温州的打火机生产厂商注册自己品牌的不到10%，日本不少公司则利用其知名品牌，以温州作为低成本的加工基地，1美元的打火机贴上他们的牌子，价格就可翻了十倍甚至百倍。缺少品牌效应，不仅使得我国民营企业不得不替人打利润微薄的“苦工”，而且无品牌的廉价“大路货”常常容易成为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出头鸟”。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出口企业，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一直致力于追踪国际最先进的标准开发新产品，由于注重技术创新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其产品出口快速扩张到100多个国家（地区），却从未遭遇到来自国外的各类贸易壁垒。
目前，技术落后和缺乏品牌是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短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们除了遭遇传统贸易壁垒之外，还将更多地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卫亚非认为，“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企业，应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积极的调整。对于既没自身品牌、又没销售渠道的企业来说，要么退出市场、要么创造品牌、要么开发国内市场。所以需要在国内市场寻求自身位置、谋求创新点、提高附加值，建立品牌、建立销售网。就制鞋业来说，大国以加工制造为主，小国以尖端市场为主。中国制鞋业制造量大、加工能力强，具有相当的优势。欧盟此次看似在打击我们的中低档鞋业市场，在表面上指责我们量的扩张，实际上是针对我们已进入其中端市场的品牌。欧洲制鞋业历来是一流的，并把持着尖端市场，中国要想冲击这个市场不是朝夕之事，但是，我们已有一部分中档品牌极具冲击其尖端市场的优势和潜力，这才令他们感到恐惧。欧洲只占我们市场份额的14%，两年的制裁，不会撼动中国制鞋业霸主的地位。但是，我们还须密切关注周边地区类似产业的成长。制裁期内，低端市场订单的转移，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不少损失。对于未来几年中国制鞋业的总体走势，卫亚非认为还是会以加工为主。虽然创品牌是件难事，但一定要有品牌意识。不能总在队伍末端徘徊，就算是作OEM，也要努力做到最高端。提高质量、寻求创新、创造品牌，是我们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
从整体上说，这次风波的确让中国制鞋业受到打击。然而，也正是基于这外在的打击，中国制鞋业提前开始了积极有效的整合。这个过程中，损失不可避免，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得到更多。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制鞋业最先踏上了打破国际贸易壁垒的征途，它不仅为今后本行业和其他行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也向世人宣告：中国反倾销开启“破冰之旅”。为此，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尽快培育出自己的品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把战略的重点从价格竞争转到品牌和质量竞争的轨道上来。切忌把应对反倾销看成是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应急措施，而应从长计议，规划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战略，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实力，同时有效地突破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