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12点钟左右，他给张旭打来电话，令张旭于次日判决该犯死刑，立即执行。张旭思考一下回答道：“现在，犯罪嫌疑人正在市公安局那里进行预审，还没有转到检察院。按照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子到我们法院后，法院要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7日前送达被告人，还得通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并听取犯罪嫌疑人庭上陈述等。再快也得依法走完这些必须的诉讼程序，才能毙人哩！”对方听张旭这样解释后说：
“她用汽车轧死轧伤那么多人，枪毙她几次都不为过，不要讲什么诉讼程序了。”张旭又补充一句说：“即使判决她死刑，还有被告人10天的上诉期和死刑复核程序哩。”对方没有听完张旭的讲话便把电话机挂断了。
张旭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没有错误，便立即给市政法委书记叶子龙打电话，把刚才的电话内容学说了一遍，并提示他，应根据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办事，如在短短的一两天就审判和枪毙姚锦云是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张旭建议去最高人民法院请教一下江华同志对这个案子如何看。叶子龙说：“你放下电话，听我的回音。”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张旭拿起电话听筒，对方说：“我是叶子龙，经请示市委领导，同意咱俩明天去拜会江华同志。”
第二天，张旭与叶子龙同志到江华处，叶子龙曾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也是江华的老战友，见面后三人落座品茶。片刻，叶子龙对江华说到北京市领导决定立即枪毙女司机姚锦云一事，江华听罢叶子龙讲述后反问道：“北京市高级人民院开庭没有？被告人委没委托辩护人？被告人还上不上诉？”这时，叶子龙已经领悟到了江华院长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意图——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办姚锦云案的主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后经请示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彭真，彭真指示由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公检法三家领导人碰头会，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从快审理姚锦云案。
之后，依据法定程序，经过提起诉讼、审判和死刑复核等法定程序，以“极其危险方法致众人死伤罪”枪决了姚犯。在人治还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张旭顶住重重阻力与压力，把姚案办成铁案，维护与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的审判员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有“左”的倾向，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仍有拔高的现象。张旭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时，极力纠正这种偏差。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有这样一个案件，宣武区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女会计，在一天傍晚骑着自行车向银行送存现款时，被一个男青年推倒在地抢走现款，后被捕获。讨论其定罪量刑问题时，有的法官认为该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故意推倒被害人抢走现款，其行为构成了抢劫罪。而张旭院长的观点则认为犯罪嫌疑人是趁人不备，推倒携款的女会计，抢走钱款即逃，是典型的抢夺罪。张旭说，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全面地分析被告人的犯罪意图、犯罪客观过程、危害结果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关联与区别。抢劫罪情节严重者高限是死刑，而抢夺罪量刑幅度只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法官的思想稍有片面性，也会影响到被告人的生杀予夺问题。由于张旭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院长负责制，此案最后判决为抢夺罪。他对法官们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固守独立审判和依法审判这道防线，把司法工作做好，办就要办出铁案来。”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这一典型案例，从正面肯定了张旭的观点和做法。
与日本关西地区法律、法学界友好交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法制建设既要保持社会主义特色，又要向先进国家学习与借鉴。于是张旭随中国法学访问团东渡日本进行访问。由于他既是高级干部，又是我国着名书法家，与日本各界朋友交往条件得天独厚。日本着名女律师佐佐木静子女士就是敬慕张旭者之一。
佐佐木静子是日本关西地区日中法律交流协会理事长，1926年生。
1957年2月，中国红十字协会第二次访日到达大阪访问时，日本右翼势力十分猖獗，想方设法地找中国访问团的麻烦。佐佐木静子凭借她在法律界的声望，组织当地妇女朋友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近距离地彻夜警戒，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1959年夏，她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与我国郭沫若、廖承志、李德全、梅兰芳、韩幽桐等名人相识。1971年，佐佐木静子经日本社会党的推荐，当选为大阪地区参议员、国会议员。她极力倡导提高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批判歧视妇女的日本现行法律与民间的这方面习惯势力。
她来华友好访问时拜会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并在日本国会中大声疾呼日中友好。在日后的中日建交问题上佐佐木静子是有功劳的。1975年5月，她曾作为日本政府代表之一，出席过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世界会议。佐佐木静子女士还是日中法律交流协会会长，多次周到地接待过中国法律法学访日团体。
由于张旭结识佐佐木静子律师，这位日本友人对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法学会格外友好。张旭访日回国后，特意与笔者畅谈了访日情况以及如何受到佐佐木静子的盛情接待。于是在我参与编辑的《法学杂志》（1985年第6期）上刊登佐佐木静子着作《火红的岁月》的书评，向我国读者介绍了这位日本女性奋斗历程以及她是如何冲破家庭羁绊、考取律师的重重困难和经过；她还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经历的日本军国主义猖狂时期。佐佐木静子说，由于日本发动那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使得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到战争后期，日本的老百姓只能靠吃地瓜蔓活命。通过张旭从中介绍，笔者所在的《法学杂志》编辑部也与佐佐木静子有了一段交往。
1987年，佐佐木静子从日本大阪向《法学杂志》投稿《婚姻与女性》一篇长文，我于当年6月15日起在《法学杂志》上分三期刊登完毕。此文介绍了日本社会生活中所司空见惯的婚姻家庭生活陋俗以及对此进行的批判。诸如姑娘结婚后必须与丈夫同姓；结婚后经济上不能独立；离婚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后，男性可以立即再婚，而女性则不允许马上再婚，否则就是违法等。此文连载后，受到我国研究婚姻家庭法学和婚姻比较法学的学者青睐。1988年8月25日，佐佐木静子率日本关西法律交流协会代表团访华，专门来北京市法学会及我所在的《法学杂志》
编辑部进行拜望与座谈。北京市分管市法学会的副市长封明为同志也到会欢迎她，并向佐佐木静子颁发“北京法学会名誉会员”证书。
转年时值中秋，佐佐木静子从日本给北京市法学会并张旭来信问候。
由于张旭不会日语，笔者学过日语便代为回信，向这位一贯致力于中日世代友好的女士致意。
身教言传努力做好北京市法学会工作
张旭于1984年卸任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职务后，专职担任北京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法学会的机关作用，组织首都各法学学科开展丰富的法学学术活动，并进行法律咨询以及对社会进行普法教育活动等，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张旭十分关注并要求充分利用《法学杂志》这块舆论阵地，更好地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当好北京市委决策层的法律参谋。例如，1983年“严打”之后，一直保持凌厉攻势，使得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受到震慑，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但是在严打过程中却有不依法办事之处，使一些犯罪分子及其家属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产生逆反和报复社会的心理。《法学杂志》在张旭同志支持下，大力宣传严格依法办案，即必须严格依据现行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实施“严打”，依法“从重从快”。“从重从快”是与“稳、准、狠”相辅相成的。所谓“从重”就是在现行刑法量刑幅度内从重；“从快”是在刑诉法规定的时限的基础上从快。上述两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应统一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之上，以确保只会“严打”，而不会“滥打”。
张旭还是造诣很高的书法家。他自幼临摹颜柳，中年时对王羲之、黄庭坚、苏轼等前人书法着意研究，致使他的书法俊逸挺实、工整妍秀，神态端庄，凝聚着中国传统书法的艺术美和功力美。张旭爱好广泛，在辞去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曾主持创办“燕京书画社”、“燕京艺术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书画人才。
他在担任法学会领导的同时，还长期担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凭借其在书画界的声誉，利用书法展来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堪称是一创举。例如，1986年8月23日，由他牵头，以北京法学会、北京书法家协会、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北京市司法局名义联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加强民主、健全法制书法篆刻展览》，活动举办得十分成功，在京的许多着名书法家踊跃参展。8月23日开幕式时，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司法部副部长顾启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鹏飞和张旭剪彩。利用书法、篆刻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1988年2月，在张旭的支持与帮助下，《法学杂志》第1期的封二上，印刷了四位着名书法家有关法制的作品。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的墨宝是“罚一劝百、刑期无刑，审治体察、罪疑惟轻”；张旭的墨宝是“为善勿怠，去恶勿疑”；北京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苏适的墨宝是“法治——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袁其微的墨宝是“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
这四帧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的精品力作发表后，不少读者来信叫好。张旭见此情景说道：“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艺术瑰宝。作为酷爱祖国书法艺术，临池七十余载的我，祝祷祖国昌盛，祝愿书法繁荣！”
张旭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原载于《北京市法学会三十年》2009年12月16日版
引领我国军事法学研究第一人——图们将军普法典范垂千古
中国当代着名军事法学家图们将军（蒙族）于2008年11月1日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作为他在法学界的挚友，对于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军事法学先贤，一直深深地怀念。在他走后的第四个月，我曾以“坚毅铸才华，法苑有将军”为题，写了一篇记传性质文章载于《走近新中国法学大家》一书当中，以示对他的怀念。
我与图们将军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作为《法学杂志》负责人，在一次法学学术会议上相识，那也是他担任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不久。之后，我们的联系不断，堪称为学术知音。
图们将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普法有嘉，曾于1989年荣获全军普法先进工作者，1990年荣获全国普法先进工作者。他以军法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开拓创新、富于时代精神、密切联系广大法学工作者而见长。
担任军委法制局局长伊始，他便深刻地认识到若想搞好军事法制建设和军事法学研究，仅靠军队自己关上门研究是不行的，必须借助地方上的法学研究外力，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增强军事法学研究的活力与质量，才能进一步推动军队法制建设。随即，旗帜鲜明地提出军事法制建设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1989年深秋，在一个秋高气爽、金菊飘香的下午，我应邀来到三座门的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采访了军委法制局局长图们少将。在他的办公室里，请他回答了有关军事法制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通过图们局长言简意赅的介绍，使我了解到，中央军委法制局刚组建不到1年，还处于边工作边筹建阶段。作为中央军委军事法制局建设的办事机构，归口管理军事法制工作的职能部门，行使包括立法、执法监督、法制教育、宣传与理论研究以及法制干部培训等9项重要任务。军事法制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军队，也涉及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许多部门。就军队自身来说，真正实现依法治军，还有一个思想观念、领导方式的转变问题，应学会把思想政治工作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三者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来治理军队。军队法制建设需要全社会支持，只有全民族都具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和法律意识才能全面实现有国有防。
这次采访后，我以《军事法制建设需要全社会支持》为题，撰写一篇全面介绍军委法制局如何搞好军事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军的稿件，刊登于发行量较大的上海《法律咨询》杂志1990年第6期。这篇稿件上还配上图们将军佩戴军衔的照片，稿件的标题醒目地亮在该杂志的封面上。
届时，北京、上海等大街的报刊亭几乎都代销这期杂志，从而起到了广泛宣传军法的作用。
鉴于军委法制局组织初建，尚无自己的理论刊物，图们局长便约北京市法学会秘书长彭尔琨与我一起研究，经双方同意，于1989年第2期起在我负责编辑的《法学杂志》上开辟“军法纵横”栏目，专门刊登来自军方的军事法学类稿件。有了这个学术交流平台后，图们局长带头撰稿，如“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军职能的神圣任务”、“军事设施保护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等论文，率先发表在“军法纵横”栏目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致使这个栏目始终红红火火，对于军地两方面法学家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和军事法学研究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正由于《法学杂志》的“军法纵横”栏目，也使军队的军事法学家不断地融入全国法学研究之列，如：张纪荪、朱建业、张建田、周健、盖新琦、钱寿根、肖凤城、夏勇、莫毅强、李佑标，等等，都是这个历史时期被地方法苑所认知的军事法学家，这与图们同志的远见卓识、力主军地法学学术联谊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