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十点钟，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走进了刘志坚的住处。一个翻译跟在他身后。野村长智来到刘志坚身边，凶狠地问：“你的什么的干活？”
刘志坚回答：“打鬼子。”
野村又问：“你是那个部队的？”
“八路军。”刘志坚接着又大声说：“我的腿被你们打断，你们枪毙我吧。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不会说。”
野村长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冀南军区干部的简历表。他拿在手里围着刘志坚转过来，转过去，反反复复地比较着。
刘志坚趁他低头仔细看简历表时，也趁机向那简历表上扫了一眼，发现自己的名字就排在前面，但令他欣喜的是，自己的名字后面没有照片。刘志坚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在西安事变后，上级有意让刘志坚打入敌人内部，曾经正式通知刘志坚，不要照相，随时准备去做地下工作。从那时起，刘志坚就没有照过像。所以，敌人才没有搞到他的照片。尽管日军中队长用简历表上的照片反复对照，可就是查不出刘志坚是谁。他们又发现刘志坚态度很坚决，就再也不问了。然而，野村长智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所以他不敢怠慢。他们出去后不久，就又带着冀南抗日文救会干部赵鼎新走进来。
赵鼎新是十几天前被日伪军抓来的。他被关在大营据点，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在牢里给组织写信，说日本人答应，只要他同意给敌人“报平安”（就是给敌人报告消息的意思）就放他。区党委根据“革命的两面派”政策，经研究，同意他给敌人“报平安”。在刘志坚被俘的前一天，赵已获得自由。他看到刘志坚同志负伤被抓进大营据点，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找到日本中队长说：“我愿意为皇军效劳，帮助皇军照顾这个犯人。”敌人看到刘志坚的伤势很重，需要人照顾，同时也想让赵“拉拢”他，获得些情况。这样敌人同意赵暂时留下来。……赵鼎新走进来后，日本中队长问：“你的认识他？”
刘志坚睁大眼瞪了赵鼎新一眼，示意他不可说出自己的姓名，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赵鼎新会意，便对日本中队长说：“这个人我不认识。”
日军得不到刘志坚的情况，只好走了。
赵鼎新等日军中队长和翻译走远，才低声对刘志坚说：“日军翻译大古把我叫来，名义上是让我照顾你这个‘彩号’，实际是让我侦察你到底是谁”。
刘志坚觉得赵跟自己说了实话，对他也就放心了。当时，刘志坚的断腿痛得很厉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不能翻身，大小便也坐不起来，全靠赵鼎新照料。他到伪警察所去吃饭时，就给刘志坚带回小米稀饭和咸菜。两人睡在一个炕上。赵鼎新对刘志坚说：“我可以同外面组织联系。你要设法拖延时间，应付敌人。”
刘志坚听后，心里就有了希望。他想：敌人既然还没认出自己，那就一定要同敌人拖时间，争取组织上营救自己。
第二天，赵鼎新对刘志坚说：“敌人派我来考察了解你，如果什么也不说，也不好应付敌人，也不好拖延时间。”
刘志坚同意他的意见。俩人反复商量后，给刘志坚编了个假名、假身份。于是他对日本中队长说：“这个俘虏叫李英华，是个连级干部。”赵鼎新回来对刘志坚说：“商量的那些话，敌人不全信，他要我继续了解。”
刘志坚心想：这样正好拖延时间，等待外面组织营救。于是就嘱咐他说：“你继续应付敌人。”
在对日军隐瞒刘志坚身份这件事上，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志坚是冀南地区八路军的主要负责人，和广大群众有广泛的接触，很多群众都认识他，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夫人刘莱瑛就是枣强人。但是不论日军用什么手段，如何盘问，却没有一个人向日军汇报刘志坚的真实身份。
那些伪军也都看到“小日本”靠不住，是秋后的蚂蚱，蹦嗒不了几天了。特别是八路军开展“红黑点”、“良心大检查”运动后，他们就更靠近八路军了。他们不但没有暴露刘志坚的身份，还一有机会就向刘志坚表示，不会坏良心，一定要设法救他。刘志坚在大营的情况，每天都由伪军告诉村里的地下党和关系户，再传到军区。
驻大营据点的日军是新换防的，刚来大营不久，什么也不知道。而刘志坚在据点里被关押的情况我们却一清二楚。每天都有消息从里面送出来，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审讯，敌人问了些什么，刘志坚怎么回答的，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刘志坚始终也没有承认什么，身份没有暴露，他只说自己是个参谋。日本人知道他是个大官，却不知道他是什么大官。有些伪军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但他们不告诉日本人。
接到军区首长“全力营救刘志坚”的命令后，易良品立即召集军分区干部研究对策。军分区副司令员夏祖盛说：“我建议，马上调集部队，强攻大营据点。”
“我赞成。”“我赞成。”多数人都表示赞成。
军分区参谋长王树棠说：“我也赞成武装抢救。可是，前一段反扫荡时，易司令把十九团和二十一团都放到了外线，我们身边几乎无兵可调。这样强攻大营据点就有很大的难度。”
这一下大家都愣住了。易良品也说：“是啊。我们身边只有一些警卫部队，其他部队都不在跟前。”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董启强说：“我有个办法。今天上午，军区的第二十团奉命从五分区向一分区转移，副团长楚大明率领第四、第六连去军区后方机关领取棉衣，路过此地。现在还没有走。我们可以让他们帮忙解决。”
“好！”易良品大喜过望，马上说：“快去告诉他们暂缓领棉衣，先去执行抢救刘志坚的任务。”
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自告奋勇：“我原本就是跟刘主任一块来的。我在这里坐镇指挥，还可以负责情报联络工作。”
“就这么办！”易良品十分高兴。
……
恰在这时，从大营据点传来情报：“明日敌人要将刘志坚押往枣强县城，而且押送的敌人并不多，日军30多人，伪军几十个。”易良品看完情报，兴奋地连声高叫：“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他果断放弃强攻计划，命令楚大明率领两个连，埋伏在大营、恩察之间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准备打伏击。
楚大明十分清楚，在冀南打伏击是相当困难的。第一，平原上没有地形地物可以利用；第二，敌人曾下令公路两边五百米内不准种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第三，平原地带，敌军行动便利，如不能速战速决，很可能遭受敌人围攻。但他也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敌人不会料到我们在这里打伏击，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十月二十日凌晨，战士们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伏阵地。那是一片红薯地，当时，当地的红薯大部分已经收获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地的红薯还没有挖，长长的红薯藤可以把战士们的身体遮掩起来，再加上一些伪装，即使在近距离搜索，也不易被发现，正好为八路军提供了藏身之地。
行动前，楚大明作了如下分工：六连向押运的日军展开攻击，切断日伪联系；四连完成抢救任务。四连连长让四班长纪志明率领全班战士负责抢救，因为纪志明见过刘志坚；其他连负责掩护。
天渐渐亮了，天空中大雾弥漫，数丈开外就人树莫辨了。已经进入中秋时节的华北平原昼夜温差很大，特别是黎明前，寒气袭人，战士们身上的衣服都被雾水打湿了，更增添了几分寒意。
浓雾渐渐散去，已经潜伏了两个小时的战士们，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也没有一个人松动一下筋骨。
八时许，哨兵报告：“敌人来了。”楚大明抬头望去，只见从大营到枣强的公路上，来了一支人马，前面是身穿黑色军服的伪军；中间有三辆大车。前面两辆大车装着所谓战利品，就是八路军突围时丢下的背包、挎包之类的东西，后面一辆载着刘志坚、艾大炎、胡景云等人。再后面就是身穿黄色野战服、提着三八大盖枪、戴着钢盔的日本兵。
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等到走在最后的一个日本兵进入伏击圈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六连的机枪首先开火，将猝不及防的日军压到公路边的沟里。接着，六连战士向日军展开攻击，用猛烈的火力把敌军压住，不让他们抬头。与此同时，四连的战士迅速向大车冲去。战士们不敢开枪射击，怕误伤到车上的同志。伪军也不还击，只是向天空放枪，那是给日本人听的。原来，八路军同这些伪军定有秘密协定，只要伪军不协助日本人打仗，八路军也就不进攻他们。
在六连火力的掩护下，纪志明率全班冲到大车旁边，几个战士将刘志坚抬下来，纪志明背起他就跑。日军完全被突袭打懵了，他们躲在沟里，忙于自保，无暇顾及被押送的人员。
眼见抢救任务圆满完成，楚大明也无意恋战，命令部队迅速撤退。于是，他们很快便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大家不敢久停，立刻把刘志坚送到军区司令部驻地——邱县北面的马头镇。当天晚上，郝保康医生就给他做了手术，取出了大腿上的弹头。然后由敌工科长周时霖、医生郝保康和警卫员刘华英等人，把他送到肥乡县城附近的敌占区，在一个“堡垒户”家里住下来。
“营救刘志坚”取得园满成功，军区首长心里都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随即便开始筹备召开军区机关干部签名誓约大会。开展签名誓约活动，是在邱县十月区党委会议上定下来的。本来是计划在会议结束后就马上进行。由于刘志坚被捕，大家忙于营救，才拖到现在。
签名誓约大会在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举行，由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主持。会议开始后，王蕴瑞向大家宣布：“首先请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讲话。”
陈再道走到会场前面，两眼看着大家，提高声音说：“今年以来，敌人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扫荡’，还利用铁路、公路和封锁沟墙进行分割、封锁。更为阴险毒辣的是，敌人还多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奴化和控制当地老百姓。
“继一九四一年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一九四二年又推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三月三十日开始的，中心口号是‘反共’、‘建立东亚新秩序’。鼓吹所谓‘东亚解放，剿匪自卫’，进行欺骗宣传。第二次是从十月八日开始，目前还在进行中。其口号是‘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提高民众建设新华北的意志’。
“敌人这些‘治安强化’措施，加上连续的疯狂扫荡，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难。一些群众为了生计，逐渐疏远了我们，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更要坚定胜利信心，积极发动广大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陈再道说完，又走回自己的座位。
王蕴瑞：“下面请军区政委宋任穷同志讲话。”
宋任穷也走到会场前面，大声说：“日军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后两次比前三次更加阴险。后两次着重强调‘思想战’，树立‘反共’思想。鼓吹‘军政一体’、‘军民一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汉奸、伪军也一改过去耀武扬威的姿态，开始说话和气了，甚至也学着八路军的样子，开始给老百姓扫大街、挑水、干农活了。这些变化，还真在一些群众当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其实这些阴险毒辣的政策，都源自一个阴险毒辣的人。这个人就是冈村宁次。自从他担任华北司令官以来，推行了一系列‘奴化’和控制老百姓的政策。……他判断一个地区治安好坏的标准，也十分阴险。他主张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和表现来判断。如果日本军队走到哪里，绝对见不到中国姑娘的踪影，系中国姑娘惧怕日本兵的佐证，为‘治安不好’。如果中国姑娘对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为‘治安稍好’。如果在上项情况下，中国姑娘能走出家门口眺望，甚至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
“这就是冈村宁次‘阴险毒辣’的最好例证。他是想用‘假意亲善’和小恩小惠，从思想和心灵上将我们中华民族彻底征服，使中国人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
“然而，他所谓的‘亲善’和‘友好’，只是对那些甘心当汉奸，甘心做亡国奴的人。而对那些有爱国心、敢于抗日的人，他们却毫不留情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群众，对日本侵略者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我们才有安全保障。为了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坚定大家的抗日信心，我们决定开展一次广泛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签名誓约活动。”
宋任穷讲完后，王蕴瑞站起来宣布：“签名誓约现在开始。首先请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宣誓，并在誓词上签名。”
陈再道走到大家前面，举起右手，大声宣誓：“我陈再道，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怕牺牲，坚守阵地，誓与冀南人民共存亡；和其他领导人一道率领冀南人民，与日寇血战到底！死不屈服，死不变节！”宣誓完毕，拿起笔郑重地在宣誓薄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王蕴瑞：“请军区政委宋任穷同志第二个宣誓。”
宋任穷也举起右手，大声宣誓：“我宋任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阵地，不怕牺牲，与冀南人民共存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一切听从组织决定。坚决和陈司令一道，率领冀南人民与日寇血战到底。死不屈服，死不变节！”然后也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
接着，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副主任朱光先后宣誓。各科室，各部门负责人都相继宣誓。广大干部、党员群众都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宣誓。
……
随后，各军分区、各地政府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签名誓约活动。全体党员和学校的教员、学生以及广大群众都自动组织起来，参加签名誓约。一些进步士绅也自愿报名参加誓约。二地委一个支部的党员宣誓说：“被捕后绝不咬人，绝不投降，如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有的伪村长、情报员宣誓：“我如果真替日本人做事，八辈子绝户。”临清县一位士绅发誓说：“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谁要是变节，不是人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