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在从艾登布里奇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假如塞缪尔·纳特金没把眼镜盒掉在座位垫子的夹缝中，这事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偏偏掉了眼镜盒，偏偏又把手伸进坐垫之间去摸索，于是，事情便发生了。
他摸来摸去，手指头不仅碰到了眼镜盒，还触及一本薄薄的杂志，显然是这个座位先前的旅客塞在那里的。他以为是一份火车时刻表，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抽了出来。倒不是说他需要一份火车时刻表。这趟通勤火车他已经坐了二十五年，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安宁的艾登布里奇小镇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车站，傍晚也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坎农街车站抵达肯特，他不需要火车时刻表，只是一时间感到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就脸红了，赶快又把它塞回座垫下面。他打量了一下隔间，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的发现。在他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泰晤士报》和一份《卫报》正随着火车的节奏一上一下地晃动，房产价格版面遮住了读者们的脸。在他的左边，老福格蒂在全神贯注地玩填字游戏；在他右边的车窗外，希瑟格林站飞驰而过。纳特金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光亮。上部印有“新圈子”的字样，显然是这份出版物的名字。封面的底部是：“单身、夫妇、团组——两性联谊杂志。”两行字之间、封面正中的位置是一位大块头女士的照片，她胸部高耸，脸部用一个白色方块遮住。照片上面写着：“广告者H331”的字样。纳特金先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杂志，但在前往查令十字街站的一路上，他一直想着他所发现的这样东西的暗示。
到站后车门一齐打开，上班族都涌到了熙熙攘攘的六号站台。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着文件包、雨伞和圆顶礼帽，直至隔间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鼓起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之间抽出来，塞进文件包，然后手里拿着季度车票加入到朝着检票口蜂拥过去的圆顶礼帽海洋中去了。
从火车换乘地铁，再从曼森大厦地铁站出来，踏上台阶进入三一巷，又沿着坎农街走到他当小职员的保险公司大楼。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在那人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叠艳照。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脑海里。这种事情，谁能解释得清楚呢？那种羞耻和尴尬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躺在病床上，一条腿吊在半空中，自己的秘密口味变得人尽皆知。那天上午他过马路时特别小心，直至抵达保险公司的办公楼。
由此可以推测，纳特金先生并不习惯这种事情。有人曾经说过，人会倾向于模仿自己平时得到的外号：叫一个男人“壮汉”，那么他就会昂首阔步、神气活现；称他为“杀手”，他就会眯起眼睛到处走动，努力去模仿鲍嘉[2]说话的样子；“风趣先生”会一直讲笑话、扮小丑，直至大家都摆脱压力、开怀大笑。塞缪尔·纳特金十岁时，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看了比阿特丽克斯·波特[3]的童话故事，给他起了个“松鼠”的外号，他的命运就这么被框定了。
自从二十三岁起，他就在伦敦工作了。战争结束时，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候，他能找到这份工作可谓很幸运。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稳定，最后还有退休金。这家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支机构，如同五百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安全稳固。这份工作标志着纳特金进入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方圆一英里，触角遍及全球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大本营。
四十年代后期，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午休时，他会在街上闲逛，看看那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古老街道。那时候，面包街、玉米山、家禽街确实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而伦敦墙也确实标志着伦敦城的边界。在这些外表朴素的石头建筑物内，冒险商人们得到资金支持，远渡重洋去中东、非洲和远东开拓贸易往来、开矿或寻宝，再把战利品送回这座城市，进行保险、放贷和投资。这一平方英里之中的董事会和账房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上百万穷人的生计。这些事情让塞缪尔·纳特金感动，但他却从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强盗。总体来说，纳特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光阴荏苒，二十五年后，原先的神奇感觉已经消退，他成了每天潮水般涌进这座城市的上班族中的一员。他穿着办事员灰西装、拿着雨伞、戴着礼帽、拎着公文包，在这里工作八个小时，然后返回近郊的家中。
在这片都市丛林中，一如他的外号，纳特金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工作已经使他适应了办公桌，他是一个身材圆胖的快乐男子，今年刚满六十岁，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为的是能够阅读和近距离看东西。他性情温和，对秘书总是彬彬有礼。她们都认为他很亲切，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下流杂志，更不用说随身携带了。但今天上午他这么做了。他溜进洗手间，插上插销，把《新圈子》杂志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新奇。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显然主要是家庭妇女，她们穿着内衣，摆出一些非常业余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文字内容更为明确。有几条广告所说的服务让人摸不着头脑，至少对纳特金先生来说是如此。但大多数他是明白的，而且大多数女士刊登的广告都表示她们希望结识慷慨的职业男士。看完后，他把杂志塞进公文包最深处，匆匆回到办公室。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到了艾登布里奇的家中，一路上没遭到警察的拦截和搜查。他把它藏到壁炉旁的地毯下，莱蒂斯绝对不会发现。
莱蒂斯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躺在床上，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尔斯特罗德大夫则认为这是严重的臆想症。她是一个脆弱憔悴的妇女，长着尖鼻子，爱发牢骚。她已经多年没给纳特金带来任何床笫内外的生理愉悦了。他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本愿意做任何事。幸好她因为腰背不好从来不做家务，所以不会去掀开壁炉旁边的地毯。
整整三天时间里，纳特金先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他主要是在想着其中一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广告中的简介来看，她身材高挑、体态丰满。第三天，他鼓起勇气坐下来，给那条广告写答复。他写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普通纸片上，内容简单扼要。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很想与她见面。
杂志的插页向读者解释了如何答复广告：写好你的回信，与一枚写着你的地址并贴好邮票的信封一起，装进一个普通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者号码，再把这个信封和中介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在伦敦的办公地址。纳特金先生全部照办了，只是在写自己地址的信封上写上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由亨利·琼斯转交。那是他的真实地址。
在之后的六天里，每天早晨邮件抵达的时候，他都会立即下楼去门厅收信。第六天，他发现了写有亨利·琼斯名字的信封。他把信件放进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婆的早餐盘子。
那天上午坐火车去城里时，他溜进厕所，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信封。里面是他自己的信，信的背面有一份手写回复，其文字是：“亲爱的亨利，谢谢你答复我的广告。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许多乐子。打电话给我吧，号码是……爱你的萨利。”那个电话号码属于伦敦西区贝斯沃特一带。
信封上没有其他信息。塞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在一张纸条上，塞进裤子后插袋里，然后把信和信封丢到马桶里冲掉。回到座位上时，他感到很紧张，觉得人们一定都在盯着他。实际情况是，对面的老福格蒂刚刚填出了十五个字母的单词。没人抬头看他。
午休时，他在附近地铁站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拨打了那个号码，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纳特金先生把一枚五便士的硬币塞进投币孔，清了清嗓子说：“呃……你好，是萨利女士吗？”
“是呀，”那声音说，“你哪位？”
“哦，呃，我的名字是琼斯，亨利·琼斯。今天早上我收到你的一封信，是关于我给广告回复的事情……”
电话的另一头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那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哦，是的，我记得，亨利。嗯，亲爱的，你来看看我好吗？”
塞缪尔·纳特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旧皮革一般僵硬。“好的。”他的声音低哑。
“好极了，”那边的女人满意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带给我一件小礼物，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问题。是二十英镑，但不用着急，这样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话筒说：“行。”
“好的，”她说，“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市区上班，晚上要回家的。”
“那好吧。明天可以吗？好，那就十二点半？我把地址给你……”
他还是感到很紧张。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当他来到贝斯沃特西伯尼街旁边那个地下室公寓的门口时，他心里的那种紧张感已经变成为蠢蠢欲动了。他忐忑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过道里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短暂的停顿，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猫眼窥视，那孔眼正可以看到他所站立的位置。然后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等他进入后，就关上了门。“你就是亨利吧。”她柔声说。他点了点头。“嗯，去客厅吧，我们可以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走过廊道，进入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他的心脏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象的要老一些，三十五六岁，浓妆艳抹，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但部分是因为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刚才当她在前面领他进走廊时，从那拖地睡袍下的臀部宽度来看，她块头很大。她转身把他引进客厅时，衣袍前襟敞开了一下，露出了里面镶有红边的黑色尼龙胸衣。她让门开着。
房间中家具简陋，似乎只有很少的几件个人用品。那女人朝他露出了鼓励的微笑。
“你把我的小礼物带来了吗，亨利？”她问他。
塞缪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袋里的二十英镑纸钞递给她。她接过钱，塞进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里。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的。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的边缘，他感觉自己嘴里就像是塞满了快干水泥。“这很难解释。”他咕哝着说。
她又笑了。“用不着害羞。你想做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了她。她没有表现出惊讶。
“没事，”她轻松地说，“许多男士都喜欢那种事情。现在，脱下外套、长裤和鞋子，然后跟我去卧室。”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着她再次走过廊道进入卧室。房间里的灯光出人意料地明亮。进屋后，她关门上锁，把钥匙放进睡袍口袋，然后脱下睡袍，挂在门后。
三天后，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投递到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塞缪尔·纳特金在前门的蹭鞋垫上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捡起来，拿到早餐桌上。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莱蒂斯姐姐写来的，一封是家政公司的盆花账单，第三封信件是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的邮戳是伦敦，信是写给塞缪尔·纳特金的。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以为是一份商业广告，但不是。
当六张照片掉出来、正面朝上摊在桌上时，他迷惘地盯着这些东西，愣住了。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迷惘立刻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些照片，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见那女人的脸，在至少两张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他慌忙去看信封里面，想知道还有什么，但信封里面已经空了。他把六张照片都翻过来，但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图片，没有文字。
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