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冶金部副部长的工作岗位调到国家经委，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总局第一副局长，开始了全国物资管理的新工作。在我主持国家经委物资管理工作期间，我国的物资管理体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国家经委物资总局到国家物资总局，再到物资管理部，我国的物资管理系统和机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规模迅速壮大，管理日益完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40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忆起这一段紧张繁忙的工作，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想起许多一起工作已经过世的同志，他们为我国物资管理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一、奉调国家经委分管物资工作
到国家经委管理物资工作，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1960年5月，我当时担任冶金部副部长，到四川出差。我先后到了江油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本来还想去攀枝花钢铁基地，因为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当时因盲目冒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已经显露出来，我们沿途看到四川农村的灾情相当严重。在路过荣县县城时，看到一位妇女坐在城门外，敞怀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没有奶吃，孩子哭，她也哭。目睹此情此状，心情十分沉重，我问陪同我们的四川同志，这种情况多不多？他说在四川这种灾民太多了。可是，那时四川省委的调子还是很高。到重庆的时候住在重庆宾馆，清晨散步遇到了同住在那里的薛暮桥同志，他见到我很高兴，说我来得正好，中央有个物资管理的文件，要把物资集中统一销售和供应，同我们冶金部关系很大，让我看看这个文件，提提意见。他还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当时也在重庆，是少奇同志要他修改这份文件。我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文件，从冶金部的角度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对我的意见薛暮桥同志基本都吸收了，少奇同志看后就签发了。
过了一两天，王鹤寿同志打电话到重庆，要我马上回京。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工作有调动。我赶回来后，鹤寿同志告诉我说，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经委去搞物资工作。鹤寿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从40年代初在延安中组部开始，到东北工业部、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将近20年在鹤寿同志手下工作，他对我很了解，以前有几次工作调动的情况他都顶住了。建国初期，我在东北工业部工作时，富春同志曾提出来要调我和柴树藩同志来北京工作，鹤寿同志没有放我走。1957年反右之后，中央要调一批干部去充实高校领导班子，那时中组部就点了我的名，让我去北京地质学院，鹤寿同志费了很大劲，交涉了几次才把我留下来。后来包钢建设关键时期，刘彬同志提出想让我到包钢去，当时包钢干部关系比较紧张，鹤寿同志也没同意。这次国家经委设立了物资管理机构以后，就到各部要人，李富春同志和中央组织部指名提出让我到国家经委去管物资工作，鹤寿同志还是不愿意让我离开，所以才派我到西南地区去作调查研究。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才把我放了。让我去管理物资工作，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对物资管理这项工作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摸不着头脑。6月初，我正式到经委上班，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总局第一副局长，协助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兼物资管理总局局长孙志远同志工作。后来听说，有一次黄火青同志在沈阳请大家吃饭，席间孙志远同志站起来对鹤寿同志讲：咱们碰碰杯。鹤寿同志拒绝和他碰杯，并对他讲：咱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物资管理工作，并终生与物资流通结下不解之缘。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物资”指的是什么？物资工作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实际上“物资”本来是指物质资料，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物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由工业生产提供的用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产品，如生铁、钢材、原煤、燃料油、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和机器电机产品等。物资工作，也就是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工业品生产资料直接影响着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是国民经济计划平衡的主要内容。可见，经济发展的物资保障，特别是与固定资产投资、重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值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经验，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对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燃料、机电产品，建立起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计划分配调拨的物资管理制度。实际上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还主要是依靠这一套制度来规范和指导着物资流通的组织与管理。这套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集中物力，保证重点。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重工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时期，这一套物资管理制度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突出，使物资供需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同时，国家管得过多、过死，也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这套物资管理制度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物资管理工作是在建国后逐步建立起来。如何建立一套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资流通与管理制度，这一直是中央领导同志关心的问题。在1956年之前，重要物资的计划平衡与分配调拨，主要是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管理的。最早在中财委内专门设立了一个物资处，王逢源同志是处长，负责物资管理工作。后来成立了物资局，由朱理治同志负责。1956年国家经委成立后，负责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执行，这些物资管理机构都转而并到了国家经委。为了加强物资管理，经委成立了物资供应总局，由韩哲一同志负责。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动，这个变动首先就是从改革物资管理工作开始的，当时把物资供应和物资分配工作都下放到地方。国家经委负责物资管理工作的韩哲一、王逢源、李更新同志也都随着物资机构的下放而到了地方。物资管理权下放后，中央企业和地方的物资供应紧张局面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一批中央企业下放地方，国家对物资的平衡分配，从按行业条条分配管理改变为以地区（省、市、自治区）块块平衡分配为主，实行了所谓“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办法；加上由于追求高指标，造成物资供需矛盾加剧，打乱了原有的分配渠道和协作关系，造成物资供应的混乱。许多企业计划供应不落实，合同欠交严重，催货采购人员满天飞，正常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煤炭供应没有保障，辅助生产用料，如扫炉台用的竹扫把也供应不上，对生产影响太大。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物资管理工作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物资管理体制也提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日程中。1959年中央决定收回物资工作管理权以后，少奇同志就开始考虑物资工作怎样管理的问题。1959年夏天，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找李富春、薄一波同志讨论中央怎样搞好物资的供应与管理问题，提出来物资工作要集中统一到中央。当时少奇同志的思想就是掌管了物资，就掌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了经济的主动权。他提出可考虑在国务院下建立一个专门管理物资的部门，拟叫物资委员会。这样就等于在国务院下有三个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即经委、计委、物委。这是少奇同志当时提出的意见，他认为物资部门是个综合部门，物资部门应该比其他各个部的规格稍高一些，这样工作才好做。
李富春、薄一波同志从庐山回来以后，找冶金部、机械部、铁道部和建材部的部长去商量如何贯彻少奇同志成立物委的意见。机械部部长段君毅同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同志、建材部部长赖际发同志和我参加了会议，当时由于王鹤寿同志不在北京，我是代表冶金部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为加强对物资的管理，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是必要的，这个机构可以放在国务院，也可以放在计委或经委，但都不同意在计委、经委之外再成立物资委员会。从冶金部的角度讲，我也表示不同意。当时不同意成立物委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物委在各个部之上，这就有个物委与其他部门的关系问题。它们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在当时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会议经过讨论确定，向少奇同志汇报不搞物资委员会，搞一个管物资的机构。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把管物资的机构放在哪里。是放在国务院下面？还是放在计委或经委下面？李富春、薄一波同志把大家的意见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后，确定成立一个物资办公室，由薄一波同志把它承揽下来了，设在国家经委下面。经委第一副主任孙志远同志分工领导，李哲人和谢北一同志担任物资办公室正副主任，这两位同志都是经委的委员。经委开始抓物资工作，就要集中统一物资管理，这就与各个部都发生矛盾。在钢材的平衡上首先同冶金部发生矛盾，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开会，孙志远同志在会上批评冶金部，说冶金部没有权动用钢材，只有经委有权动用，我和孙志远同志吵了一架。我们愤愤不平，回来后就向鹤寿同志汇报，鹤寿同志讲：这不是对着你们的，是对着我的。1960年5月，中央同意将经委物资办公室改为物资总局，偏偏调我到国家经委来做副主任兼物资总局第一副局长，协助孙志远同志工作，这真是“釜底抽薪”啊。我是6月调到国家经委，不到4个月的时间，10月初物资总局与冶金部的矛盾就激化了，孙志远同志告王鹤寿同志的状，官司一直打到中央书记处。说明当时物资矛盾多么尖锐。
二、对物资集中统一管理的激烈争论
在组建物资管理机构的同时，根据加强物资集中统一管理的要求，由薄一波同志主持起草，提出一个改进和加强物资管理的方案，即《关于加强物资供应工作和建立物资管理机构的请示报告》。196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这就是我国物资管理工作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个“5·18文件”。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是确立了物资供应工作的方针，即：必须从生产出发，为各厂矿的生产服务，起组织生产和促进生产的作用；二是进一步加强物资管理工作，迅速建立各级物资管理机构和物资供应网；三是在物资管理上，实行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原则，统一组织和管理生产资料的收购、供应和调度工作。报告提出国家经委内设立物资管理总局，它的任务是组织执行物资分配计划，按照国家计划，对全国生产资料的收购、供应和调度工作实行统一组织和管理。同时，为了贯彻执行上述物资供应工作的方针，中央决定各生产部门的销售业务（包括企业的销售业务）和经营销售业务的组织机构、人员（包括销售司（局），销售办事处仓库，企业的销售机构、人员和仓库等）一并移交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和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必须迅速地把物资厅（局）和专区、县的物资局（处）建立或者健全起来，以便更好地开展物资管理工作。争取在两三年内使新的物资管理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并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物资管理工作办法来。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对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物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物资管理体制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薛暮桥同志在重庆让我看的就是这个报告稿。1960年6月初我回到北京时，中央批转的报告和对我的任命已经发下来了。
我全力投入这一新的工作领域，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60年底，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的工作局面有了很大变化，先后接管了各生产部门的供应和销售机构与业务以及中转仓库；在各部驻各地供销办事处的基础上建立起了60多个专业物资供应站（一级站）；经过与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商讨，各级地方物资管理机构陆续建立起来，有些省区还建立起一批二级供应站，开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物资管理和供销体系的雏形。
由于我在国家经委除了协助孙志远同志分管物资工作外，同时还分管经委冶金局并联系冶金部，负责抓钢铁生产，所以还用了很大精力搞钢铁工业的生产物资供应。1960年下半年，钢指标从年初开始经过几次调整，已经下调到1600万吨，但要完成这个指标仍然是相当困难的。国家经委和各部门领导同志纷纷下去，分兵把口，了解情况，全面督战，解决问题。1960年8—9月，我和刘淇生、宋尔廉等同志一起到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在上海，正是“大跃进”打最后一仗的时候，整个形势都是十分紧张，因为已经快到10月了，这一年上海能否完成钢的任务还不托底。说是我们到上海抓物资，实际上是为上海搞供应。在上海，我们一方面检查推动贯彻中央“5·18文件”，一方面就地调度物资，支援上海，保证钢铁生产的需要。当时，上海冶金企业感到供应最紧张的是煤，煤船一到码头，就被用户装车拉走了。有些企业煤的库存朝不保夕，最好的也只有一两天库存。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每天晚上到我住的锦江饭店去一趟，向我要煤。而我也是每天晚上给北京打一次电话，想方设法给上海调煤。上海物资局局长高立民同志很精干，他和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的主任也是差不多每天都到我那里去要物资。我在上海实际上主要就是给上海搞供应，调动全国各个地方的物资支援、帮助上海。
我们离开上海后，又到了浙江和福建两省。这两个省都是缺煤的省份，我们到了那里，当地领导把我们当成了及时雨，待为上宾，整天围着我们要物资。在杭州、三明、泉州、厦门等地，我还深入矿山和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小钢厂、小铁厂了解生产情况。当时这两个省的许多矿山和小钢铁厂都是人工操作，长途运输，人海战术，民工吃不饱、睡不好，不少人的脸和脚都是浮肿的，疲惫不堪。而辛辛苦苦炼出来的生铁和钢，质量又很差，含硫高。福建不少矿山都是人工开矿，矿工们患了严重的浮肿病。我见到一个女工，脸好大，宋尔廉捏了下她的脸，浮肿得很厉害。问她几岁了，她讲已经22岁了，但看上去像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大跃进”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种情况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
这时，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孙志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集中物力，保证1840万吨钢为中心的生产计划的需要，集中全国的力量保钢材完成计划，必须冻结各地方、各部门库存钢材，统一调运。他的这个建议被中央接受，据此国家经委作出了冻结全国各地、各部门库存钢材的决定。所有全国库存钢材，都归国家经委物资总局来调动，谁也不准动。库存钢材由国家统筹安排，调度使用。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限期报告库存钢材品种、数量。这种高度集中的做法受到各地方、各部门的激烈反对，国家经委与各地方、各部门的关系也搞得更为紧张。
这件事传到上海，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马上找我谈话，非常严肃地提出：“孙志远要干什么？”我没说话。柯庆施又说：“你告诉他，这样做是得不到大家拥护的，是没有前途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事厉害了，我和孙志远同志通了电话，告诉他柯庆施的意见。孙志远同志说：“不要管他，库存还是要让他们报。”
要完成钢的任务，就发生了告冶金部状的问题。9月底，我从华东回京后，得知孙志远告了王鹤寿的状。10月1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孙志远同志用物资管理总局名义送上一份报告，反映冶金部在中央决定冻结库存钢材之后，把天津仓库的一批钢材转移到石景山钢铁厂隐藏起来。那天的会议是李富春同志主持，总理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孙志远和王鹤寿两位老朋友争论起来，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王鹤寿同志有些强硬，而段君毅同志则灵活一点，加上段君毅同志与孙志远同志的关系比较好一点，他们都是从西南大区来的。所以，孙志远召集一些记者大讲与冶金部的矛盾，只点了机械部，说冶金部拖着机械部压物资部门，就怕物资部门少给他们东西。
书记处决定把冶金部转移库存钢材的事交给中央监委钱瑛同志负责处理，这对上下震动都很大。在生产高指标、物资供应极端紧张的情况下，地方、部门压力都很大，但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极其严肃甚至是严厉的办法来处理物资的管理和分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之后，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还陆续揭露和批评了一些地方与企业自行动用大型机电设备或原材料的事件，都起了一定的教育和震慑作用。
到这时，1960年还剩下不到100天了。周总理在怀仁堂作动员报告，动员完成1840万吨钢的任务。这年6月，彭真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吵了一架。赫鲁晓夫骂我们，说我们喝大锅清水汤，没有裤子穿，几个人穿一条裤子；说我们生产的那些钢铁，豆腐渣子似的。彭真同志回击说我们一年增加500万吨钢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能够完成。面对苏共的攻击，钢铁生产变成个政治问题了。周总理动员说，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我们同赫鲁晓夫吵了架。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批评了几个人，大家也很紧张，压力很大。接着我们在前门饭店开订货会议，我们总想把订货会改革一下，也想了一套办法，“就地就近、直达供货”就是当时想出来的办法，后来又提出仓库也要统一。
进入1960年第四季度，为了确保钢指标的完成，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支援钢铁联合指挥部，主要是对炼钢用的生铁、煤炭、矿石的生产、运输、供应进行调度，保证需要。原来指定由薄一波同志负责，因他当时身体不好，改由谷牧同志负责联合指挥部，我也参加，有关部的部长也参加。确保钢指标的完成在当时是一项突出的政治任务。
经过三年跃进、农业歉收的煎熬，物资供应捉襟见肘，全国人民粮食、副食、日用品普遍短缺，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从10月开始，指挥部开始紧张的工作，每周都要在养蜂夹道国务院俱乐部召开两三次调度会议，专门解决全国工业生产的困难。一接触这项工作，才知道下面困难重重。煤炭部长提出下井的工人粮食不够吃，煤炭生产受影响。我们马上找粮食部门调粮食，老大哥吃饱了，那老大嫂呢？只好就不顾了。有粮食吃了，下井总还要喝点酒，不喝酒顶不住井下的湿气，患风湿性关节炎，我们还得调酒去。只有酒还不行，下酒菜呢？下酒需要猪头肉，猪头肉总得供应上。煤炭部是这样，铁道部也同样是要了这个要那个，冶金部也是提了一大堆条件。这些要求都要由这些会议来调度，商业部等有关部门也都参加。一天到晚到处补窟窿、救火。物资管理总局要汇报指标进展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只要一开会，大家总是不断地争论，但是在1840万吨这个大目标下，大家都能从全局出发，共同协商，克服困难。那个时候整天忙得昏头昏脑，谷牧同志也明显累瘦了。
指挥部召开的会议经常是夜以继日，真正起到了夺钢大战参谋部的作用。工作很困难，最后算勉强完成了1840万吨，算是皆大欢喜，至于说后遗症，谁也不顾了。当时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会开完以后，吃一顿面条，大家很满意，真是拼了命日日夜夜地苦战。
1961年2月中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强调，一定要压缩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标、物资调拨、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这对于进一步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工作的分散和混乱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加强物资的纵向集中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实行物资工作“退”的方针，薄一波同志态度十分明确，“退供不退销，退工作不退人”。他主张：在物资管理中应贯彻“退”的方针，但对重要物资的管理权限不应放弃。一波同志找我谈了一次，他说少奇同志的意思还是要集中统一，“大跃进”以后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工作暂时退给他们，机构不要退给他们，机构还保留下来，把供应退给他们，分配咱们还要掌握，即“退供不退销”，就是供应由他们来供应。钢厂的这一部分钢材资源，经委还掌握住，供应机构也不退给他们，机构还保留着。那就是准备着将来再重新恢复这一部分工作，大家当时开玩笑说，准备着“复辟”。
按照一波同志的建议，我们确定了实行退“供应”不退“销售”的方针，中央同意了我们这个意见。经过这次分工调整，物资管理总局的人员与业务大为压缩，人员由1000人减少到400多人，这对刚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物资管理总局是一次不小的震动。供应退了，销售没退，因为我们还要组织订货会议。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因为物资供应要“退”，队伍一开始还有点不稳。一波同志提出了物资工作方针以后，物资队伍的人心和情绪才稳定了一些。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工会，二机部分解成二、三、四、五、六、七共六个机械工业部，孙志远同志调去做三机部部长。要我做物资总局局长，我的思想有些想不通。一开始调我到经委来做物资工作，我思想就不通，折腾了大半年。孙志远同志在离开物资总局前，在前门饭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老袁，以后这个事可是你的了。物资总局局长的担子压在我的身上，也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思想不通，但是不通也得通。我正式担任物资总局局长后，面临着调整和收缩的局面，一是要安抚干部，收拾残局；一是要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原来热火朝天的物资工作局面一下子“偃旗息鼓”了。薄一波同志提出，物资总局在机构调整之后，保留下来的干部除了做好日常工作，主要是搞调查研究。
三、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全面改革物资管理工作
1962年1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后各项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各条战线的工作逐步开始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同志，他在“七千人大会”后以很大的精力来抓物资管理的改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物资管理工作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他从1962年到1965年专门找我们商谈物资工作就有八次之多，其中1962年就有五次，1963、1964、1965年各有一次，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述。他的这些讲话对推动我国物资工作的开展和物资流通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每一次找我们谈物资工作，都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绝不是泛泛而谈。在少奇同志看来，物资工作还是要集中起来。他对物资部门的性质、任务、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在物资管理具体改革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少奇同志关于物资管理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1）物资部门是先行部门，不是后勤部门。国家计划工作，必须建立在物资基础上，要有物资作保证，不掌握物资，计划是空的，物资安排要留有余地。（2）物资部门是综合部门，要有全面观点。国家对物资管理必须是全面管理，集中统一管理。（3）物资部门要管三类物资。计划内的物资包括国家统一分配和各部门分配管理的物资，如钢、铁、煤、木等有人管，也比较好管。计划上没有列，没有人管，没有人注意的物资，生产急需，却没有人管，要认真管起来，把它管好。（4）销售业务和机构应由物资部门统一管理起来。国家统一销售才能广泛掌握物资。（5）各部门的物资仓库应该逐步地由国家物资部门统一管起来。（6）物资机构需要加强。行政管理机构可短小精干，经营机构要充实加强。物资总局对各省、市物资厅、局应该是垂直领导，这样才能调动物资。总局要成立各种全国性的总公司，还要设立很多分公司。（7）物资管理工作，已经到了必须集中统一的时候了。不掌握物资，计划经济就没有保证。现在实行统一管理的条件很好。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生产上需要；物资部门统一管理较为合理，有办法、有物资、资源丰富，比分散管理路子宽广。
少奇同志还讲到，实行物资统一管理，一定会遇到抵抗，要准备进行斗争，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如清仓核资，摸清家底，建立制度；中央派检查组进行检查，发现隐瞒不报或以多报少，要批评，甚至纪律、法律处分；物资部门要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最重要的物资绝对要统一管理，任何人不许随便动用，要下死命令执行。当时我们就强烈地感到他对物资管理改革已经胸有成竹了，找我们去无非就是要把他的思考和想法告诉我们，我们回去研究落实。
少奇同志还花费了大量精力，亲自指导了物资流通和管理的改革，他直接组织和领导调查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布置了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到无锡、石家庄两个地区对物资工作进行典型调查，无锡的试点工作是王愈明、干玉梅同志主持的，石家庄的试点工作是贾步斌、姚力文同志主持的。这两个组都由少奇同志亲自掌握，直接向他汇报。
正是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加强和改革物资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可以说，从1962年到1964年这一段，是物资工作蓬勃开展的时期。
我这时接手物资管理总局工作不久，正经历着物资管理工作“退”的困难。少奇同志如此重视物资工作，使我感到很振奋，也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我们抓紧起草了一个《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的文件，提交国家经委召开的大区经委主任会议进行了讨论，并报告了中央。1962年5月18日中央批发了这个文件，后来在物资系统把它叫作第二个“5·18文件”。这两个“5·18文件”，相距两年时间，但它们在加强物资集中统一管理上，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前一个文件基本上是恢复性的，目的是克服“大跃进”时期下放过多过乱的现象，从地方和部门集中权力，以保证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后一个文件则是在总结前一段实行物资集中管理的基础上，根据计划经济要求，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改革物资管理的方案。
在1962年中央批发的这个“5·18文件”中，对我国物资管理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改变各个部门分别管理产品销售、各自组织物资供应的办法，由国家物资管理系统，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分级负责地统一组织物资供销工作。第二，改变只管统配、不管物资的办法，实行全面管理各类物资的办法。不仅要管好一、二类物资，而且要管好三类物资。第三，改变中转仓库由生产部门各自设立、分散管理的做法，逐步地由物资部门实行统一管理。第四，整编分散在各部门、各企业的物资队伍，组成一支服从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的队伍。第五，改变多数部门各自有一套供应系统，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套办事机构的状况，建立全国统一的，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以至省辖市垂直领导的物资管理系统和业务经营网。可见这后一个文件思想明确，要求具体，措施有力，成为其后20年间物资管理和物资产业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在这次物资体制改革中，1962年5月底顺利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物资工作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少奇同志这一年3月8日的讲话精神，我们在1962年5月底召开全国物资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中央下决心改革物资管理都是拥护的，但也存在不少怀疑和顾虑。中央各工业部门的同志主要是担心物资实行统一管理后，部门不能具体及时掌握物资情况，失去了直接调度物资的权力，不便于组织生产，特别是一些紧急需要不容易解决的物资，要求在步骤上稳一点、慢一点。地方物资部门的同志则认为中央对物资改革很重视，要求也很具体，而物资总局则劲头不足，对中央部门过于迁就，是“改良”不是改革，要求集中管理得更多些、更快些。
我在5月30日会议开幕时作了《物资工作要贯彻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方针》的报告，对这一次物资管理改革进行了分析。我说：在过去两年克服经济困难与调整中，物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对物资管理体制进行了大改革、大调整，积极贯彻了农、轻、重的方针，千方百计地组织了国家分配计划的执行，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清仓查库工作，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行这次改革，就是因为“大跃进”以来物资工作存在着的“说不准”，空头支票上下都开，物资情况说不准；“抓不住”，物资分散，根本难以调动；“转不动”，机动物资太少，周转不开，“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管不了”，只顾要物资，根本顾不上管；“拿不起”，物资部门力量薄弱，国家委托的任务拿不起来；“放不下”，上百万人满天飞，但物资积压浪费却很严重。而且，我国国民经济的问题主要就是财政，信贷、物资不平衡，中央抓财政统一、信贷统一、物资统一，用这三个统一作为武器，来加速国民经济的调整。因此，这个强调统一的物资改革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全面管理生产资料，统一管理供销业务，集中管理中转仓库，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资管理系统和业务经营网。我在这个报告中，还特别传达了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例如，少奇同志说：你（物资部门）不管，天下大乱。旧中国时期，大量物资还通过洋行来供应，现在，我们不能搞个社会主义的“洋行”吗？现在，小额订货增加了，很多物资积压了，大部分企业都赔钱。不能设想，大批企业赔钱而能建设社会主义。物资必须全面地管、统一地管、集中地管、系统地管。
6月5日，我在中央部门小组会上，全面介绍了这个初步方案的起草过程，与1960年方案进行了比较，并着重针对大家的顾虑作了说明。如物资统一管理后，会不会影响供产销的密切结合，会不会打乱协作关系，集中管理中转仓库对生产部门会不会不方便，专用物资如何管理，等等。特别强调物资部门是服务部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做到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一切要为了生产部门方便，在办法上要做到主随客便，便利生产，有问题欢迎各部批评。希望大家同心同德、统一思想，按中央指示，把物资管理改革搞好。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大家的讨论，在6月14日的闭幕会议上，我对物资管理改革的具体要求，提出了五个目标和八项工作。五个目标：一是对生产资料实行全面管理；二是对供销业务实行统一管理；三是对各部中转仓库实行集中管理；四是建立起全国垂直系统的物资管理机构和业务经营网；五是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物资管理和经营制度。通过以上目标的具体实现，做到灵活调度物资，及时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在1962年立即着手开始的八项工作是：（1）确立编制，建立机构，组织队伍；（2）抓好改进物资管理试点，总结经验；（3）对各部中转仓库实行集中统一管理；（4）开展重要物资的固定协作关系和定点供应工作；（5）整顿和加强物资分配与供应定额工作；（6）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积压物资的收购；（7）研究改进预拨订货工作；（8）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加强政治工作。
在这次会议期间，少奇同志于6月5日接见了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全面论述了物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布置了物资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讲话。6月6日，李先念同志又为会议作了报告，他指出：物资统一管理是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和整顿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护全民所有制和保证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必须搞好。他详细阐述了物资统一管理的重要性。他说：整顿经济是多方面的，财政、金融、物资、劳动工资、物价的集中统一管理，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而物资的集中统一，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物资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国家不掌握物资，计划就是空的；物资也是经济调整工作的基础，国家不掌握物资，经济调整工作就不能做好。因此，必须把物资统一在中央，统一在综合部门。先念同志还分析了实行物资集中管理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全党有了统一的思想；第二，财政银行控制卡紧后，基本建设战线不能拉长，积压不能再增加和做手脚了；第三，通过清仓核资把大量物资集中到物资部门，便于统一调度；第四，一部分企业下马，物资、人才也可以补充物资部门；第五，资金统一管理后，国家可以补助物资部门一部分。先念同志还指出，物资管理工作是一门经济学，学问很大，不那么简单。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再复杂的事情，只要大家同心同德，总是可以搞好的。少奇同志、先念同志的讲话，把物资工作的方向、方针、任务、办法都讲清楚了，使大家认识到物资工作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大大提高了克服困难，搞好工作的自觉性，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改革方针和任务。
在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和很大的支持。在一波同志领导下，国家经委直接组织和领导了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1962年6月25日上午，我到中央书记处汇报经委物资总局的资金、编制等工作，我当时提出物资总局的编制数应为12.9万人，很担心中央不同意这个编制数。但是会上大家都很支持我们，谷牧同志说为了落实少奇同志的指示，建议批准物资总局提出来的编制数。先念同志讲道：物资、物价、统计等综合部门必须加强，物资总局提出的编制可以批准，以后多了再减。富春同志讲道：物资统一是很必要的，有了物资、物价、财政、银行、劳动、工资的统一，然后才有计划的问题，建议批准初步的编制方案，具体的再精打细算。10月10日，我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物资工作，少奇同志又对物资工作讲了很长一段话，讲得非常系统。1963年1月也是在政治局听取生产供应情况的汇报时，少奇同志又对物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与此同时，物资管理部门在政府行政机构序列中的档次不断提高。根据“5·18文件”精神，并认真总结了几年来物资工作的经验，1963年5月，中央决定以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为基础，成立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归属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由我兼任总局局长，李哲人、李超伯、谢北一等为总局副局长。这样一来，物资系统工作就好开展了，那时是实行“三垂直”，一直到县里的三类物资管理。这一段物资工作基本上是完善了体系，打开了局面，打下了基础，形成了系统。从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来看，物资还得集中，因为历次调整的经验就是，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权力就是要集中到中央。1960年调整就是这样，1961年决定把物资权力分出去，结果还是有些问题，还是要把物资管理权力集中起来。
伴随着我国物资管理改革的深入，国家物资管理总局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工作要求越来越高。1964年2月27日，我在全国物资部门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就是要详细阐述物资部门加强经营管理的目的、方针和政策。我说道：物资部门加强经营管理，就是要集中力量，使工作建立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基础上，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物资管理改革工作的方针。奋斗目标就是通过算账，更好地、更经济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提高工作质量。要既算经济账，又算政治账，要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算账。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起保证生产和促进生产的作用，是物资工作的根本方针。物资部门要做到三个保证（即按计划和合同保质量、保数量、保时间）、三个要求（即费用要低、手续要简、服务态度要好），消灭三个落后（即消灭不合理的物资调运、资金占用和仓库管理）。
我在会上还提出物资工作的重点：一是要改革订货工作。过去那种集中订货的订货会议规模大、时间长、人数多、工作粗，不能适应物资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要逐步采取“统一平衡、定点供应、就地订货、就地供应”的办法。二是要处理积压物资。全国库存80亿元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亟待处理利用的物资，要积极地加以利用，这样既可充分发挥物资的潜力，促进生产，又可松动资金，加快资金周转，节约国有资金。三是要做好物资维护保管工作。为此，必须抓好“三基一化”（即基础工作、基层建设、基本功、革命化），包括业务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内容。应当在物资系统积极提倡树立四个观点和四个作风。四个观点就是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全局观点；四个作风就是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紧张严肃、雷厉风行的作风，老老实实、大公无私的作风，谦虚谨慎、团结互助的作风。经过一段时间的队伍建设，在这一时期物资系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中，形成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四、我国物资管理体系和流通网络的基本建立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升为物资管理部，并成立党委，任命我为部长兼党委书记，我同时还兼任经委副主任，李哲人、李超伯、谢北一、邓存伦等同志为副部长。物资部的主要职责仍是全面组织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工作。成立物资部之前，中央已经通知我了。9月，中央通知我10月1日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有人据此就问我：是否中央要成立物资部了？我只能说我也不清楚。
在物资管理部门升级的同时，对各部委之间的物资管理分工，也进行了些调整。主要是：（1）把1961年在调整管理体制中交回生产主管部管理的化工、建材和火工产品的销售机构、人员重新划回由物资部门领导；（2）把原归国家计委领导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划归物资部门领导；（3）把国家计委所属物资综合分配局、冶金产品分配局、机电产品分配局，划归物资管理部领导，这些物资的平衡和分配计划由物资部负责编制；（4）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一部分县）物资管理厅（局）都逐步建立起来。各地都发展了一批经营网点。到1965年末，物资管理部已经设立了6个职能局、6个总公司，共有职工1400多人。全国物资系统设有各种经营网点3700个，生产资料服务公司150个，全国物资系统职工达到20万人。一个遍及全国的生产资料流通的管理体系和流通网络已经基本建立了起来。
从1962年到1965年，我们物资管理部门在中央和少奇同志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少奇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了对物资的全面管理。过去，国家对统配、部管物资管得比较具体、认真，而对三类物资则缺乏管理，供需脱节的矛盾更为突出。这次改革中，在做好统配、部管物资平衡分配和改进订货工作的同时，特别加强了对三类物资的管理。各级物资部门都建立起了三类物资管理机构，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经营”的原则，制定了三类物资分工经营目录和分工经营办法，1965年列入分工经营目录的三类物资已有5929种，生产三类物资所需的统配、部管物资也逐步纳入计划安排，并组织固定了一批三类物资的协作关系。如少奇同志曾经讲过的鞍钢生产需要的竹扫帚，就由鞍钢与浙江签订了每年供应10万把、为期10年的供应协议。从而使三类物资的供应有了较好保证。
第二，统一管理重要物资的销售工作。经过这次业务和机构的调整，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化工材料、木材、建筑材料和火工产品的销售业务与销售机构，从1963年起已直接由国家物资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订货，其余统配物资也做到在国家物资部门统一组织下进行订货。为了监督国家订货合同和调运计划的执行，国家经委在重点煤矿、林业局委派了调运专员，物资管理部在重点冶金、机电、建材企业委派了驻厂代表。由于计划资源比较落实，又加强了销售管理，这个时期的国家订货合同基本上得到兑现。如原来执行合同较差的钢材和水泥等产品，1963—1965年的国家订货合同全面完成。
第三，集中管理中转仓库。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冶金、一机、石油、化工、水电、煤炭、农机、建工、轻工、交通、地质、林业等部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等13个中央部门先后将中转仓库移交物资部门。物资管理部在天津、沈阳、上海、西安、武汉、成都、重庆、石家庄、郑州等大城市设立了直属储运公司，将上述接受各部的仓库连同物资管理部所属各公司在各大区的中转仓库一起管了起来。实行了“统一管理，分户记账，货属原主，随用随提”的办法。中央各部仓库实行统一管理后，既加强了物资调度，又提高了仓库利用率。多数地方物资部门也统管了地方工业部门的中转仓库。
第四，统一了收费管理办法。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通过物资企业中转供应的物资实行收费从低、“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由物资管理部规定全国统一的收费标准，即在统一出厂价基础上加流通费用即作为供应价，1962年物资部提出了管理费收费标准，金属材料为2.5%、机电为1.85%、建材为3%、木材为3%、化工为2%、轻工为3%，比1962年统一管理前平均降低收费20%左右（具体产品有高有低）。进货运杂费也比统一管理前降低10%～20%。为了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当时还确定进货、销售、资金周转、盈亏、工资基金5项为考核企业的经济指标。
第五，试行按经济区域就地就近统一组织物资供应。为了克服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相向运输、同城倒库等不合理现象，物资管理部先后在石家庄、无锡、徐州和三线建设地区，进行打破条块分割、按经济区域由当地物资部门就地就近向生产企业和用料单位组织供应的试点。对教育部、新华社、气象局等24个中央非工业部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直属企事业单位需要的物资，实行了由这些部门把物资分配指标划转到地方物资部门，由当地物资部门就地就近统一组织供应。这对减少中转环节，降低流通费用，起了积极作用。特别在三线的重点建设项目所需主要建筑材料，由物资部门负责确保供应，效果更为突出，得到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和总指挥李井泉、程子华等的称赞。
第六，创造、推广了许多服务生产、方便用户的好经验。物资部门坚持为生产服务的宗旨，尽量为用户提供方便。对需要成批大量供应物资的用户，发展定点供应、直达到货；对需要小批量、多批次供应的用户，搞好中转供应；建立供应站，实行前站后库、门市供应，分斤破两、零售供应，电话购货、送货上门；设立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及时为用户解决小、少、难、急的需要；等等。这些供应方法和服务方式，突破了产品分配调拨的传统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商品交换的特色。
当时，许多地方物资部门还建立了生产服务队，实行下厂、下乡服务。服务队于60年代初期在沈阳建立，1964年经物资管理部总结推广后，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65年全国物资系统已有服务队982个，服务队员9516名，活跃在上万个企业里。服务队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既帮助企业解决材料不足，又帮助处理积压物资；既抓成材的合理使用、节约代用，又管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既抓当前的生产急用，又摸清消耗定额，建立供应档案，为合理供应提供依据。他们想生产所想，急生产所急，成为物资分配、供应、管理、使用四结合的一个纽带，受到用户的欢迎。不少服务队员被用户誉为生产企业的“及时雨”、“好参谋”、“贴心人”。上海金属材料公司优秀服务队员杨士林，1966年被评为全国物资系统先进工作者，成为60年代物资战线的一面旗帜。服务队的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赞赏，1965年8月他在听取物资工作汇报时曾对我们说：建立服务队是一件好事，要很好地总结经验。
第七，物资部门还大力提倡“管供、管用、管节约、管回收”，努力实现物资的节约使用、综合利用和回收复用，在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上节约物力，提高社会积极效益。总之，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末，一个以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管理为特点的物资管理和业务经营网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生产资料流通部门。
在我国物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物资部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周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总理、小平同志对物资工作十分关心，多次与少奇同志一起听取汇报，对物资体制改革作指示。先念同志也是一样，在1962年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时，他当时兼任商业部部长，主动提出商业部的五交化公司可以交物资部管理，我们考虑到五交化涉及六亿人民生活，建议还是要有一部分商品交叉经营。在三年调整时期，周转得慢，产品积压，全国生铁库存达600万吨（年生产为700万吨），冶金部面临严重困难，要求国家收购一部分生铁。当时，国家财政相当困难，收购资金难以解决。但是，当先念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次给财政部有关同志做工作，并指示再困难也要克服困难收购部分生铁。结果国家收购生铁200万吨，优质钢材100万吨，使冶金企业得以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维持生产，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国家储备。这些物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起了很大作用。1965年1月，为使物资平衡分配计划的编制与执行更好地结合，又将国家计委的物资综合分配局、冶金产品分配局、机电产品分配局划归物资管理部领导，由物资管理部负责编制物资平衡和分配计划。
随着物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生产资料的流通和管理，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是重要物资的周转加快了。以钢材为例，1962年全国钢材的社会周转库存出现极不正常情况，周转期竟达到17.8个月，到1965年已缩短为7.95个月，三年之内缩短了近十个月。钢材库存结构也有明显改变。1962年生产建设企业和主管部门库存占95.8%，物资部门和钢厂库存只占4.2%，1965年前者下降为70%，后者上升为30%，增强了国家调度调剂的能力。二是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的周转加快了。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中原材料所占比重最大。物资供应好，产品销售快，是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加快的重要因素。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流动资金，1965年同1962年比较，三年降低44%，节约了大量流动资金。三是基建投资效果提高了。基建投资完成额中新增固定资产的比重，1962年只占79%，其中工业占70%；而1965年提高到93.6%，其中工业达94.9%，三年间提高了24个百分点。
由于调整时期造成的物资紧缺局面加剧，物资部门几年来较迅速的发展以及队伍的迅速壮大，在物资系统干部中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针对这些新的问题，我在1965年4月召开的物资厅（局）长座谈会上，专门作了一个很严肃的讲话。我严肃地批评了八种不良表现：一是单纯业务观点，将政治工作停留在口头上，只叫不抓，因此在经营管理上，损人不利己，唯利是图；二是严重铺张浪费，讲排场，摆摊子，争投资不问使用，争设备闲置损坏，争编制人浮于事；三是用人不问政治，喜欢顺手顺眼、吹吹拍拍、唯唯诺诺的人，脱离群众；四是工作追求形式，讲求表面热闹，工作不扎实，不顾实际情况，机械执行命令；五是作风专横粗暴，习惯于家长式领导，乱批评指责，搞“一言堂”；六是革命意志衰退，突出表现在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讲究衣食住行；七是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八是核心团结涣散，某些领导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危害很大。当然，这不是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对于物资队伍建设来说，必须不断提醒和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随时防止以权谋私，要保持警惕、防微杜渐，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作风。11月，在物资部干部会议上，我提出要大胆培养新生力量。许多较优秀的年轻干部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旦青黄不接，党的事业就会受损失。年轻干部精力充沛，对其中优秀者应及早放在领导岗位上。对年轻人要大胆信任，积极培养，严格要求，放手使用。有了年轻人，我们事业才有保证。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的，物资部门的机构建设和业务发展也很顺利，广大物资战线的干部群众都满怀豪情，准备大干一场。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国的政治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动下，极左思潮泛滥，以“突出政治”为幌子，开始干扰我国经济建设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这就使人们思想动荡不安。这年初，相继召开了工交口各部党委书记会议、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讨论革命化，突出政治究竟突出到哪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都讲了话。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曾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指出，政治要统帅业务，但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于生产。在这以后，在林彪及其一伙的操纵下，全国掀起了“突出政治落实到哪里”的大辩论。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为止，又接连发表了六篇论述所谓突出政治的社论，大肆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这以后，4月6—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三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可落实到业务、与业务密切结合的观点。两种观点明显不同，相持不下。不但在社会上引起争论，而且在机关干部中也议论纷纷，持不同观点的人争论十分激烈。
1966年上半年，在4、5月间，物资部用一个月的时间召开了全国物资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是传达这一年1月末举行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全面总结六年来的物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集中力量解决物资部门如何突出政治的问题。在会上，我首先传达了工交会议的报告、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讨论中，大家检查了物资部门存在的一些只重业务、轻政治的观点和事实，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六年来物资工作的基本经验，并概括为七条：（1）突出政治是做好物资工作的根本；（2）统一管理生产资料的销售和供应，对保证生产建设需要具有重要作用；（3）正确处理供需矛盾，促进生产发展；（4）组织服务队，是物资部门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好办法；（5）坚持勤俭办事，反对铺张浪费；（6）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调动各级物资人员工作的积极性；（7）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好物资队伍。从这七条经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讲的所谓突出政治，是和业务工作密切结合的，关键是按照中央指示把物资管理改革搞好，把服务水平提高，把生产建设搞上去。
4月8日，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特别强调实现革命化，关键在于领导革命化。我说，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说，公与私的问题，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都完全、彻底地解决了的。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和平环境里，家当越大，包袱越大，领导干部应当清醒，思想要革命化。我们发动代表检查部和各级领导思想和工作上的差距，以作为改进工作的目标。我在会议总结时重点是讲了如何实现领导革命化问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认真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摆正政治与业务、人与物、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坚持蹲点、坚持实践、坚持“三深入”（深入生产、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这是锻炼思想、调查研究、坚持“三深入”的好方法；走群众路线，克服“三多三少”（到群众中去的多，从群众中来的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联系领导骨干多，联系广大群众少），要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物资部门20万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全局出发，身在岗位，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牢固地树立全局观念，从党的最大利益、七亿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解放思想，要打破老框框，切忌主观性，看问题、处理问题要防止绝对化，原则要坚持，办法要灵活，敢闯、敢创，把工作做活做好；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要革命还是要当官的问题，要发扬延安作风；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以身作则是无声的命令，领导干部要不断革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而上学和个人主义的命，带领群众不断前进。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突出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但中心思想是要正确地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这次会上，我们坚持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要密切结合，使与会代表普遍感到在政治思想上、业务工作上都有很大的收获，许多代表情绪高涨，表示回去后一定要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把物资工作推上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即将来临。会议精神刚刚传达下去，还未来得及很好落实，就天下大乱了。这次会议成为一次真正的总结会，结束了为期六年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动荡，我国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被严重冲击，物资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
五、60年代我国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局限
在我国物资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会困难重重？关键就在于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这是个治标的办法，不是个治本的办法。治本的办法就是要把物资推向市场。但是这个治本的办法，当时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少奇同志关于物资管理改革的思想在当时看起来已经是很先进了，他提出来物资部就是第二商业部，生产资料也可以进入市场经营，也可以买卖。少奇同志提出来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经营，只有这么个路，是个治本的思路。集中统一经营现在看起来只是个治标的办法，也就是说是个近期目标。解决近期目标的问题，采取这个办法是可以的。但是要解决远期目标，这个办法就不行了。
物资集中统一管理，如果只是一个行政管理工作，这问题还不大。因为当时物资集中统一管理，是对物资的垄断经营，垄断经营这个问题就大了。物资部叫物资管理部，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只是从事管理，问题不大。但是，物资部要对物资进行集中统一经营，从中央一直到县里边，人财物三统一，实行高度的垄断，这就有问题。
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和物资集中统一管理的关系，我看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相对的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经济。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在物资供应和物资流通上，仍然是要用经济办法，不是行政办法，当时对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经济的办法。大宗直达，不要再经过中转，因为经过一次中转，仓库都要扒一层皮，加一层费用。大宗订货以后，就直接发到需要的单位去。小额就地就近供应，小额的需要，不用到钢厂去直接订货，经过供应站来订货。小额需要的并不多，钢厂那边一个规格的生产一批，怎么办呢？物资部门把一个规格装成整车，从鞍钢出来，到锦州供应站，卸下来一批；到天津供应站，卸下来一批；到济南供应站卸下来一批；到南京供应站，卸下来一批。这就解决了小额供应的资源问题。大宗直达，小额就近就地供应，再加上前店后库的这些供应站，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分斤破两地供应。各个地方的物资部门，派服务队到工厂里边进行调查，根据需要来做准备，来给工厂供应。
物资部这一段工作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即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从这个思路出发的。
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意义重大。因为计划经济造成的结果就是短缺经济、投资饥渴。所以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保证计划的准确性，首先必须要把物资掌握起来，实现物资的平衡。一个运行良好的物资管理体制对计划经济来说不可或缺。这和市场经济大不一样。市场经济不是以抓物资为主的，它是以抓资金为主的。所以那时候物资部对物资管理有时代的局限性。
物资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总想探索出一条物资管理的路子。20世纪60年代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对调整国民经济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物资工作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创了物资工作的新局面。但是这次改革还是在计划分配体制范围内，围绕着上下左右管理权力的调整来进行的，实际上都还是属于物资部门物资工作的业务建设的范围。这就不能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可以说，当时只是仅仅在物资管理体制上动脑筋、想办法，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那就注定当时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一路坎坷。最后到“文化大革命”，整个物资系统彻底垮掉了，今天看来，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与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紧密结合，和计划、投资、企业、价格等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深入开展下去。
总之，20世纪60年代我国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成绩突出，效果显著，路子是正确的。可惜的是，正当物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物资工作蓬勃发展之时，遭受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狂风恶浪的摧残破坏，被迫中止。每每想起这些来，都深感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