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1日）
今天各位一起来，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非常欢迎。从《南阳日报》上，从给我寄来的市委文件中，对马万令同志、何东成同志的名字已经知道了，你二人的讲话我也认真看了，讲得很好。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全国人代会分组讨论时马万令同志的发言。感到你们两位同志来南阳工作，南阳大有希望。朱长青同志、丁世显同志、冯晓仙同志，你们几位的名字我都知道，有的已多次见过，是老朋友了。
现在采取干部回避本籍的制度，这很好。这个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就有的，封建社会就是如此。内乡县衙的墙上列出100余位在内乡任职的官员，可以看出，自金朝元好问开始，历任官吏无一人是河南人。毛主席很早就提出了干部交流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在本地工作，或在一个地方工作太久，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关系网很难突破，必然影响工作。所以毛主席提倡，干部不仅要上下交流，还要进行异地交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新调来的书记来看我，他是从上海同济大学调来的，我说这很好。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领导中，我是从外边去的，但外边去的很少，长期以来都是本校学生留校工作，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近亲繁殖”有问题，不利于发展，交流大有好处。不仅大学如此，地方、部门也一样。所以，对两位同志来南阳工作，我作为一个南阳籍人，表示衷心欢迎。
我从1940年离开南阳到延安，50年没有回去。南阳地下党的发展，1937年10月成立了特别支部，1938年成立南阳中心县委，1939年成立豫西南特委，后改为南阳地委。我是委员，主要在南召工作。后来暴露了，上级让撤到延安，一直在外工作。1991年回去了一趟，从北京坐火车直接到云阳，后来又到南阳，也去了马万令同志的家乡平顶山。当时张洪华同志任地委书记。因为平顶山是重要的能源基地，我对它比较关注，在煤矿建设中，我就去过几次。国家修焦枝铁路，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1970年在南阳接轨，纪登奎让我回去，但因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回去后有麻烦，考虑再三，就没有回去。所以一直到1991年才回去。现在一晃又10年了，很想再回去看看，一定又有很大变化。
回去看了之后，感到家乡变化很大，以前的许多理想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了，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心里非常高兴。但与先进地区比较，南召还是相当贫困的，南阳也是比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究竟南阳应该怎么发展，赵延年同志提出了个“行动计划”，我非常支持。他长期从事农业工作，解放后任南阳县县长。他前任的县长都是从太行山解放区过来的干部，作为本地干部，他是第一任。因为他是回族干部，中央就调他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后来又调到中央部门工作，长期搞农业，对农业非常熟悉。他多次提出四川有一个都江堰，我们也有条件在南阳再造一个都江堰。这是一个造福子孙万代的好事，我非常高兴，非常赞成，希望你们把这件事办好。
你们是南阳人民的“父母官”。“父母官”一词就来自我们南阳，就是汉代的召信臣、杜诗两位南阳太守赢得老百姓的拥戴。我小的时候在南阳上学，看到县衙门牌坊上边四个大字，一边是“召父”，一边是“杜母”。现在想来，他二人在南阳也没有做太多的事，无非是两条：一是政治清明，为官清廉，压豪权；二是冶铁，兴水利，发展经济。就这老百姓就永远不会忘记，称他二人为“召父”、“杜母”。
南阳的发展，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等高层次科研单位的支持很重要。我们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南阳这些年来实施“科教兴宛”战略，把科技提到很重要的位置。这是正确的。要把“行动计划”一抓到底，切实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子孙万代忘不了。我几次给晴超讲，你一辈子办成这一件事，就不枉此生了。
南阳有1000万人口，放在欧洲的话算是一个不小的国家。比利时也就是1000来万人，荷兰几百万人。南阳应该有一所大学。张家港市以前叫沙洲县，就办了一所“沙洲大学”。浙江省东阳县有一个镇就办了一所大学。南阳1000万人口，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对此，我对教委是有意见的，也多次跟他们提过，但他们说南阳目前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一直没有落实。我主张成立南阳大学，大量吸引外地优秀教师。我念中学时，校长是唐河县人，而老师大多是从上海、武汉等地聘请的。那个时候就在全国各地聘请优秀教师，现在为什么不能？要把大学办起来，请最优秀的人才、请有名的教授来任教。现在南阳师专已升格为南阳师范学院了，这很好，但还不够，因为师范院校毕竟有其局限性。
南阳历史上折腾了好多次。解放战争时期南阳有两个地委，一个是豫西，从太行太岳兵团下来的，以戴苏理同志为主的班子，叫六地委；一个是桐柏军区下来的，赵紫阳任地委书记，大概叫四地委。南阳解放后，两个地委合并，赵紫阳任地委书记，戴苏理任副书记。他们都是从解放区去的，对南阳的地下党了解很少，看到南阳的地下党多是出身地富家庭，印象不好，就不想承认。地委办了一个训练班，让这些地下党参加，2个月，结束时他们大多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被抓起来，投到监狱，甚至被整死了。土改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填补了空缺，赵延年同志就是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要不然解放区来的干部与地方干部接不上，但毕竟伤了元气。有许多老同志找我，要申冤，我说这是地方党委的事，我不便插话。我也把情况向赵紫阳讲了，他说地委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准备着手解决，要纠正，但他不久就随大军南下了。我大哥（袁峻峰）在这期间也受到了冲击，他先加入了国民党，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因他是上层分子，只与县委书记单线联系，县委书记去世之后，没人证明，地方党委认为他是冒充的，劳改了10年，直到后来当时的地委书记写了证言，他知道我大哥是地下党，作了证明。“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大哥才平反，恢复党籍，没几年就去世了。所以我向南召县一中捐献了10万元钱，以我大哥的名义设立奖学金，就是因为他一辈子搞教育，用这来纪念他。
当时河南省委在驻马店竹沟，南阳成立中心县委时，领导就是从竹沟派去的，成立地委时，领导也是省委从竹沟派去的，组织部长是省委从洛阳派去的。我们回南阳搞地下工作前，南阳有零星的地下党员，与确山方面有联系，经常有人到竹沟去，每逢竹沟办训练班就安排一些青年同志去参加学习。1939年底确山事变，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省委派青年部长谢邦志同志来南阳传达省委指示，要收缩，撤退到李先念、彭雪枫同志领导的四师、五师去。因此，1940年我离开了南阳。
南阳酒精厂，现在叫天冠公司，其前身就是地下党办的。1940年以前，在南阳县刘寺有一个地下党员，叫邰世芳，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解放后曾做过小南阳市的副市长，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后来在北京逝世。他哥叫邰世林，在省公路局工作。当时他们在刘寺办了这个酒精厂，用兄弟二人的名字，叫“芳林酒精厂”，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党的工作，为党组织提供经费，也为公路局提供酒精，作汽车燃料和救护伤员用。后来搬到了南阳市，就是现在的南阳酒精厂。1991年我回南阳时到过这个厂，很像样子，厂长叫张晓阳，今年大概有50来岁吧，很能干。当时他们利用酒糟发酵生产沼气，供市民使用，废物利用，又保护环境。最近我从《南阳日报》上看到，这个厂与神龙汽车公司合作开发燃料乙醇，用绿色能源替代汽油，这个项目很好，很有意义，开发前景广阔。通过生产燃料酒精，又可以带动农业的发展。
彭雪枫将军的叔父彭禹廷先生在镇平实行自治时，根据镇平人多地少的实际，提倡发展玉雕、丝绸等手工业。玉出在南阳，但加工主要在镇平。一直到现在镇平的乡镇企业还是比较发达。蚕丝出在南召，但挂毯镇平的最好。晴超还在南召做副县长时，我们一起到镇平看过，南召比镇平差一大截，现在镇平丝毯还在世界市场上很有名。到北京秀水街看一看，就能看出南召地毯与镇平地毯的差别。
我今年已经86岁了，总希望家乡发展快一些，总想造福家乡，但年纪大了，只能说些空话，办实事就拜托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