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共产党曾多次组织营救黄显声，但都没有成功。其中很大原因，竟然是他自己不愿意。他要光明正大的进来，更要光明正大的出去。他在监狱任生产组长的时候，为狱长周养浩赚取了钞票，周为“报答”他，曾发给黄显声一匹马作锻炼身体之用，以示对黄的信任。黄显声一次清晨骑马出去锻练，当行到靠近公路旁时，突然从公路上驶来的一辆吉普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急请他弃马上车。原来此人系他过去的一个老部下，时在国民党辎重兵团当团长，又恰驻在贵州境内。此人极力主张黄显声逃走，并表示他将倾力相助，但黄显声未置可否。
这原本是一次非常完美的“越狱计划”，黄显声要做的，只是弃马，上车，换上士兵的衣服躲上几天，就可安全离开。但是，黄显声拒绝了，国民党把他偷偷摸摸关起来，也要把他明明白白放出去。他还有更深的考虑，假如自己逃走，就给了******颠倒黑白的机会，到时罪及无辜，会连累这里的难友。可以说，黄显声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
黄显声不是傻瓜，他当然渴望自由，但是，他想让更多的人和他一起走，也不愿因自己越狱而牵连更多的人。随着时局发展，白公馆后来对囚犯的戒备越来越严，黄显声也被囚于楼上，不能与他人接触。这时，他利用宋绮云的小儿子宋振中（即《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与其他人互通消息，并教“小萝卜头”语文、图画、算术、俄语等课程。他认真的教诲，使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刻上了“共产党好”、“山那边（解放区）好”的烙印。
既然决定不走了，黄显声做好了斗争准备，每一次“亮剑”，都让军统特务头疼不已。因为他订有多种报刊，所以狱中党组织特别指定专人与他取得联系，获取各种消息，从而组织狱中斗争。黄显声巧妙地避开特务耳目，每天向外提供种种消息。不久，一份白公馆版的《挺进报》竟奇迹般的在狱中部分人中间传阅，大多数人也能够不断听到口头传达。每当一条重要消息传开时，都会使大家增添几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当******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白公馆沸腾了，重庆终究是要解放的。然而，就在这时，******带着毛人凤空降重庆，亲自部署屠杀计划。
屠杀的阴霾尚未降临，将军却在监狱里收获了爱情。在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黄彤光出狱后，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
这是一对及其特殊的恋人，他是将军，她是桀骜不驯的女学生。和威武的将军相比，她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出生于书香人家，由于宣传抗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她是不畏惧死亡的，军统要她加入，小女子竟然对着戴笠拍桌子。这不是人世间一般的****。很难找到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情，这是绚丽而壮美的生死恋，展示出人性美的极致。当特务头子戴笠找黄彤光谈话，说决定放她出去时，她反而不想走了，她说自己有胃病，这儿有个很好的大夫。这个“大夫”，就是黄显声。
没错，黄显声是医治旧中国累穷累弱的“大夫”，也是医治奇女子黄彤光心灵的“大夫”。一往情深的黄彤光出狱后，一直想方设法营救黄显声，差一点就成功了。黄彤光找到黄显声之前的秘书，共产党人刘澜波。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天有不测风云，一位痴情女子的爱，究竟没能挽留住将军的性命，因为屠杀开始了，而且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这天下午，特务带走黄显声，将其骗出。当此时，将军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最大威胁，沉思中换上草绿色夹克，又暗藏一把短刀，准备在必要时刻与特务同归于尽。在白公馆附近的一个山坳，特务下手了，突发冷枪，黄显声命殒白公馆。
这个打响对日反抗第一枪的将军，就这样，带着国仇家恨，带着对黄彤光的深深挚爱，离别了这个世界。至死，黄显声也没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归期，他牺牲前从狱中给黄彤光写了最后一封信，声言万一自己遭遇不测，是对得起国家人民，是光荣的。“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一代爱国将领****特别党员黄显声没有战死于与日本侵略者拼杀的疆场上，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灿烂光辉，竟然于长期囚禁后，殉难于末日来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手中
为了掩人耳目，或者因为被囚人员过多，敌人从监狱中提出三批人押往白公馆附近枪杀。夜已深，远处，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声清晰可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加紧了屠杀的步伐。特务们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男女牢中的全部人员分别锁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里，突然用机枪、卡宾枪扫射。屠杀后，又纵火焚烧了牢房。白公馆的熊熊烈焰，映红了罪恶的天空。
屠杀当日，亦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流传。比如那个白公馆的看守，紧要关头，毅然倒戈，打开放生的牢门。比如那些冲在最前面的烈士，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扫射，让同伴趁机逃出。尽管如此，歌乐山下的这场悲剧还是以殉难三百余人而告终。
将军已去，故人已还。闻知将军遇害，“红色恋人”黄彤光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骸。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她立刻跪了下来。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已过耄耋之年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这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已随将军铁马冰河入梦。
白公馆留下的，是一个永远令人敬仰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