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世情与《文心雕龙》
刘彦和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反之，“披文”可观“时变”，“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世情”与“文”（论）的互阐、互证，乃是古文论解读的基本方法。拙文即尝试从史实考察出发，将“世情”与“文情”互相映发，重点探讨军、政、文等“世情”，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影响，刘勰重“名”、干“政”、钟情“军国”的内外根由，并由此反观当代知识生产建构，以及知识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
中国古代学术的鲜明政治性，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或云：文论有别诸子学术，以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不一定关涉政治。而殊不知，创作思潮和文坛风尚，每与政治相纠缠，而文论家又无不生活在政治之中。如此以来，文论得无与政治乎？当然，文论对政治的反映，非如直接镜象，而是经由作者身世、经历、教养、志趣、性格所折光的特色肖像。
而今，我们均称刘彦和为“文学理论家”。但他当年是否也以此自许呢？他想当政治家还是当文学家？刘彦和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较之同类著作，《文心雕龙》确有超乎寻常的政治色彩，对此作符合实际的分析，未必就是“庸俗社会学”。探讨此点，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刘勰，理解《文心》，或也能为当代知识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提供有益鉴戒，进而导致对知识生产建制的理性批判。
一、刘勰的“文”、“名”、“位”三部曲
马斯洛心理学，将“自我实现”视为人的最高心理需要［1］。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不就正是古贤的“自我实现”吗？“三不朽”也者，声名不坠之谓也。不过，它是叔孙豹针对范宣子私家世禄功利论，而倡扬社会公益功利论的重“名”观。但重“名”，确乎是士人的一大传统。
时至后汉，由于“选士”和“清议”影响，士人求“名”意识大盛，以至《日知录》称“汉人以名为治”（《名教》）。此“名”乃“名教”之“名”。后人描述其得“名”之道云：“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最先，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名教》引《旧唐书》薛谦光语）许多士人“恃其才智，炫耀上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后汉书·苻融传》）。及其末流，则“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堕入“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矫情伪饰，致使“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后汉书·方术传》）。
魏晋以来名士，则以“才名皆胜”（《世说新语·识鉴》）相标榜。其“名”观虽承汉而来，而又有所不同。他们虽仍“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却更加“师心放达”（《日知录·名教》），突出个人风度。他们本“名教本于自然”、“缘情制礼”宗旨，在坚持“君臣”、“父子”大伦的同时，更重个性、才能和风仪，从而将东汉名士之“独行”推向极端。
但名士们决非为“名”而“名”，“名”与“利”紧密相联。《日知录·名教》论“名节”，称其虽“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又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名之所去，上之所摈”。《魏志·夏侯玄传》云：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可见名显即可为官。因此，“名”与“位”前后相随，故有“名位”一词出现。《南史·徐广传》引何法盛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当然，魏晋以来，也有轻贱“名爵”者。《世说新语·识鉴》载：“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椽，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有“菰菜羹、鲈鱼脍”的“适意”生活，自然可以不“要名爵”，但“家贫”之士却难学得。
史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陈书》卷六“后主纪”末史臣论）；“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资治通鉴·齐纪二》）。齐梁皇室也多好文。因而寒门士子又多以文名进身，当然需有“伯乐”引进。《南史·始安王遥光传》即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梁书》江淹等人“传论”也谓：“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晋书·张华传》载，他对“穷贱侯门之士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乐广传》也称，出身“寒素”的乐广，则是因幼时夏侯玄的赏识而起仕。鲍照也是以“才学知名”（《南齐书·倖臣传序》）而进身。由此可见，此间名士，已完全不象汉儒“以雕虫为后科”了。
梁初以文进仕之风大兴。《南史》卷七十二《文学·周兴嗣传》记述：“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帝以兴嗣为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这正是刘勰刚刚撰成《文心雕龙》的时候。
但“名位”追求却遭遇不公平竞争，庶族士子每受士族、豪门压制。史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沈约《宋书·恩倖传序》），从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裴子野《宋略·选举论》）的不良政风，引致寒门士子的愤懑和抗议。
刘勰乃寒门出身，因家贫等原因不得不寄食寺院，依附僧祐。“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他既已“博通经论”，就不甘永远寄人篱下。无论是为实现政治抱负还是为个人生计，他都必须求“位”做官。所以，他力主“练治”与“工文”相结合（《议对》）。为此，他对仍存的士庶之隔，就不能不心怀愤懑。这正是“或有志而无时”（《哀吊》）、“身与时舛，志共道申”（《诸子》）、“名崇而讥减”（《才略》）、“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程器》）等牢骚、感慨的政治根源，如《程器》纪评所谓“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
但作为寒门士子，求“位”必先成“名”。《文心雕龙》多处就表露出对“名”的推崇，诸如“形同草术之脆，名踰金石之坚”（《序志》），“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诸子》）。而要成“名”，又必先工“文”，所谓“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序志》）；“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诸子》）。而《程器》“名之抑扬，既其然也；位之通塞，亦有以焉”一句，又道出了“名”与“位”的自然联结。统观这些论述，不难看出“文”-“名”-“位”的内在逻辑。由此足见，刘勰之志恐不在“文”，而在“位”也即“官”。由《程器》“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论断推测，《文心雕龙》之重“质”崇“实”，决非仅是一种文学标准，实也暗含强烈政治诉求。
不管怎样，刘勰之“名”观，已甚少古代“三不朽”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后人“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的辽远，而是更为关注当下现实政治目标。加之南朝“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降及梁朝，其流弥盛”（《南史·文学传》），对刘勰更是一个激励。《南史·王筠传》载，世家王筠曾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激励子弟学文。刘勰以“雕龙”作为书名，是否受其启发，以文才自许并力求界入士族“时流”呢？
刘勰的这种人生态度，必然影响他对两晋、南朝作家的取舍。关于《文心雕龙》不提陶潜的根由，有陶潜“近道”、“入宋”等说，恐均欠准确。由《灭惑论》、《文心雕龙》可知，刘勰憎厌的是道教，而非道学，陶潜所“近”者实为道学，而非道教。赵翼《陔馀丛考》早已指出：六朝忠臣几无殉节者，“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王夫之也说，其时“君臣之道丧”（《读通鉴论》卷十五）。有些重臣是几代元老，刘勰将要“取定”之的沈约即是。对此，时人并不视为污点。因此，刘勰不可能因陶潜由晋入宋而厌弃之，何况潜很快便挂冠归去呢。笔者以为，恰是刘勰积极入世、从政的强烈政治关切，使其难容一切归隐者，甚至讨厌对此关切的曲折、隐晦表达。刘勰所不满于玄风的，也只是其“嗤笑徇务之志”（《明诗》）。《文心雕龙》一系列相关论述，证明此论非诬。诸如：“立德何隐，含道必授”（《诸子》）；“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议对》）；“故有志深轩冕，而泛泳臯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情采》），等等。这些，简直就是针对陶潜而发。整部《文心雕龙》，确实没有言及、肯定一个隐士。另外，陶潜之平淡，也不合彦和“以雕縟成体”（《序志》）的文学观。无论如何，六朝最杰出的诗人淡出了视野，应说是刘勰一个难以原谅的失误。锺书老责其不知“于诗咏中拔陶潜”是“识有未逮”［2］，是为确论。刘勰也不懂，最高当局有时也需要隐士装点门面，与他同时就有个“山中宰相”陶弘景（《梁书·陶弘景传》）。梁武帝对弘景的青睐，恐怕大大超过对刘勰的兴趣。
“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程器》）在某种程度上，《文心雕龙》就是刘勰所“藏”之“器”，一种干政之具。这或不是无端猜测之词，也无损于它的学术价值。
二、刘勰的“习武”、“军国”情结
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强制的后盾和手段就是军事暴力。罗伯特·比尔施太特认为：“权力是使用武力的能力，但不是它的实际应用。”［3］武装力量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己分子的一种威胁。当然，如果追根究底，还是马克思那句名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因为暴力的最终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暴力工具也需相应的经济支持。汉高祖刘邦，早就领会了靠武力“马上得天下”的法则，它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名言。吴思先生总结为：古代中国的“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5］。
关于《文心雕龙》重“武”之因，前贤、时贤多以“士大夫文弱之弊”、“主华实相胜”［6］释之。鄙意以为，其论即或成立，也嫌过于空泛。其真切动因，尚需深入求索。吾邦确实有文、武兼备传统，所谓“武为表，文为里”（《孙子·行军》）、“官分文武，王之二术”（《尉缭子·原官》）。但在一本论“文”专著中数标“军”、“武”，一定另有隐衷。
汉未以来的利益争夺、社会分裂，无不强化着对军事力量的需求。曹操，就是凭借武装力量统一了中国。他曾表示，决不放弃军权，因为“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在非民主制、军队不国家化的社会，执政者无一不紧抓兵权，因为非此无以保平安。故尔魏晋期间“其时言兵法者亦盛”［7］。时至魏晋，“将军”称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此后的魏晋南朝列代，又无一不是在刀光剑影中面南登基，军事力量自然非同小可。晋代王衍就曾指出：“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王衍传》）士人仅靠文名，虽可谋得一官半职，却难跻身权要。即使象桓温这样的经学士族，也主要是靠军功进身。因此敏感的儒生们，也每每对武职跃跃欲试。
然而，社会事象错综复杂。社会最需要的，却不一定是最宝贵的。众所周知，自汉末以来，势家大族力量日盛，从总体上看，魏晋南朝政治就是士族政治。士族政权亟需武装力量，但养尊处优的地位与习惯，又使他们鄙薄武职，重文轻武，“文清武浊”，已成为士族根深蒂固的偏见。司马氏就标榜“吾本诸生家”，而耻为“将种”（《晋书》卷十五、卷二十）。因此，除个别高层将领由士族、宗室担任外，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均由寒人充任，使寒门士子或以乡议清望或以高门赏识而进身。史称：“（晋）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晋书·职官志》）尽管寒门人士升迁高级将领困难重重，但毕竟有可能以军功跻身上层。陈寅恪曾指出：早在东晋，将领之职“就落在了流人中有武力的中层阶级楚人之手”［8］“楚人”也即“寒人”。周一良先生则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9］。
陈寅恪认为：“江南社会处于从东晋贵族制向南朝贵族制的质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以皇权的强化和寒门、寒人的抬头为主要特征。”有人指出：到晋宋之交，南朝豪门逐渐“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大族”。甚至有人认为，从刘宋起，士族“兵权被解除”，有名将帅“大多出身寒门”尤因士族人士不善武事，所以政权往往为非出高门的武将篡夺。但由于士族有雄厚的田园经济基础和广泛社会关系网络，新政权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承认并维护其政治特权。不过，保卫这个政权，毕竟还是要靠寒门武官。这就给庶族士子开辟了一条有限却又珍贵的官途。因此，南朝的“军号”虽然仍然面向宗室诸王，但更多情况则是寒门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本人乃武官出身，极为“善骑”（《南史》五十九《任昉传》）。他之欣赏武功，也在人意中。他在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此事虽发生于刘勰入仕稍后，但其趋势由来已久，敏感的刘勰当不会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