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创作论》起稿于六十年代初，“文革”后补充若干内容，于一九七九年出版，近又修订再版。它是《文心雕龙》研究跨越十年空白，将“文革”前后联系起来的承前启后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创见。但依我愚见，它的研究方法似更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研究。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中曾表明，他“企图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方面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它包括：将清理与批判结合起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古典文论的原有意蕴，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追溯源流，进行历史比较、考辨；对前人理论的阐发，力求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把古代文论与后代更发展了的中外文论进行比较、考辨，对涉及到的艺术规律作进一步的探讨。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使我国古代文论更有利于今天的借鉴，更鲜明地显示我国传统文论的民族风格，更有利于它在世界文学之林取得应有的崇高地位。由此即可看出，这些方法既不是我国古贤传统方法的袭用，也不是西方比较文学方法的照搬。它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坚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性和学术科学性，具有民族特点、富有现实感的新方法。它既继承了我国汉学言必有征、不发空论的方法传统，又具有驾驭材料、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因而它不仅是对古文论研究方法抱残守缺的冲击，也是对教条主义空洞叫喊的挑战。这一方法的基本精神，是综合运用微观和宏观方法，通过对事物多方面联系的考察，把握事物整体，由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该著对刘勰生平思想和创作论各说的论证，是运用此法的范例。《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通过对史籍和考古材料的考定，并参照《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得出了刘勰出身于庶族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将训诂方法与社会和思想分析紧密结合，深入闸发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对“物沿耳目”之“物”的训释，对“抒轴”含义的考定，对“情”、“志”综合两种意义的论列，关于审美主客观关系，文学创作中的思想与感情，创作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自觉性与不自觉性等问题的剖析，都颇为精切，并富有现实感。当然，由于新方法本身有个发展过程，方法和方法的运用也存在一定矛盾，因而它也有待于继续完善和系统化。例如创作与理论的印证，似乎就应大大加强。为慎重起见，对中外文论的对比，作者采取了“案而不断”的方法，也尚未完成综合。不过，即使是初步的革新，也远胜过四平八稳的原地踏步。《文心雕龙创作论》所达到的学术成就，毕竟显示了研究新法的强大生命力。千百年来，经验形态的研究方法在我国有极大影响。解放以后，人们又习惯于把带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直接套入个别性的学术探讨，而不注意总结作为普遍与个别中介的学科特殊方法。因而王元化先生在处境艰难的六十年代的方法探求，就更加难能可贵。
四、“文革”后至今
由于社会环境的有利和学术经验的积累，“文革”后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考察，综合化的趋势日益发展。近年来，王元化先生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提出的方法多次予以发挥、补充，提出要继承并发展乾嘉之学方法，将古今中外作比较、呼应的考查，进行文、史、哲多侧面的总体研究。并将这种方法称之为综合研究法。《文心》研究综合化趋势的一种表现，是微观研究的深入，校注、译释的修订增补本和新著纷纷出版，考订《文心》术语的论文大量涌现，对刘勰生卒年、《文心》著作时间的考证也逐步深入。虽然这些工作有时仍流露出脱离全局的烦琐倾向，但许多研究者已较为注意结合文论源流、时代风气和《文心》整体立意，考订文字和事实，发掘术语含义，把古代训诂方法推进一步。此间问世的许多校证译注本，也大多注意在《前言》和各篇释义中对《文心》及其作者作总体介绍，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周振甫先生所著《文心雕龙注释》就是如此。他根据南朝意识形态复杂交织的背景，联系《文心雕龙》全书的整体思想，指出刘勰虽然提倡“宗经”，但并不拘守儒家思想，并不主张用儒家思想来写作，而是兼采诸子之学，提倡“入道见志”、“师心独见”；对于当时的玄学，刘勰从创作的角度，也是既有批判，又有采纳；刘勰主张写出有内容、有文采、有新变的文章。这样看，就比较符合《文心雕龙》的实际。而更多的同志，则致力于《文心雕龙》的总体研究。刘勰的身事和生平思想，《文心》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以及在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均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研究中，人们又总是努力把《文心》这个整体与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整体作综合的研究，以发现事物多方面的内在联系。对《文心雕龙》的纲和理论体系的探讨，成为济南《文心》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在这前后并有许多论文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综合研究的深化。在这一讨论中，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龙译注前言》和《<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引人注目。这些论著，站在当代文艺理论的高度，根据《序志》的提示，照应我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色，从《文心雕龙》全书的有机联系中加以论证，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他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以‘衔华佩实’为核心，以研究物、情、言的相互关系为纲组成的。”又指出：“刘勰的创作论是详于情言关系而略于物言关系，精于物情关系而深于情言关系。物言关系是薄弱环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创作实践有关。因此，这正反映了我国古代文论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论点，不管人们是否完全赞同，在方法上是有启示性的。近年的《文心雕龙》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有些中青年研究者尝试从美学角读，考察《文心》的理论内核和历史地位。对“风骨”、“情采”等范畴的考辨，也不停留于其字面含义，而从审美思潮演变和时代审美理想的高度予以发掘。虽然这种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很可能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方法。近年的《文心雕龙》研究也仍有不足之处。与古代和当代的文艺创作联系还很不够，也极少与外国文艺理论作踏实、系统的对比，以寻绎其同异规律。这或许是当代文坛对《文心雕龙》研究不够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孤立考证和机械类比，在某些论著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王元化先生曾指出：“近二十年来，我国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总趋势。是以过去的训诂考据的成果为依据，透过时代背景，对刘勰的身世、思想、世界观、创作论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这一潮流目前正方兴未艾。日本方面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段话不仅概括了我国解放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综合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而且指出了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潮流。《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所收后五篇论文，就反映出日本学者也重视刘勰世界观、基本文学观和美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注意探本溯源、与同期文论对比，将词语考辨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安东谅文探讨“神思”术语和“神思”理论，就采用了联系南朝哲学思想和各种艺术理论予以考察的“思考方法”。这里，我想就见到的台湾的两本论著，进一步印证王先生的结论。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和黄春贵的《文心雕龙之创作论》，是台湾七十年代以来两部重要的《文心雕龙》研究论著。以方法论，二著都力求在传统方法基础上前进一步，作综合的系统的研究。王著就提倡惯用词语的比较研究，与西洋文学批评相融通，取其前期、晚期或同期文论作对照。该著探讨了《文心》结撰动机，立论要旨，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对学术界的影响，并把《文心》之“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文评论”作为研究的主体。在对《文心》创作论的研究中，他努力探索各篇的联系。如他认为，《总术》是统摄创作论的篇章，《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是理论体系的五纲，论情志、论事义、论辞采、论宫商为四目，《神思》、《熔裁》则贯于五纲四目之间。黄著则分列《文章之组织》、《文章之修辞》、《文章之内质》、《文章之外象》四大章，全面论列《文心雕龙》创作论。王更生序文认为该著“颇能援引唐、宋以下，以迄晚近中西各家的成说，为其持论的依据……从点的开发，到线的系联，把古今中外的创作理论，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基础上，做了一次全面的大结合”。可见其方法也有综合的意图。但是，如果仔细揣摸他们研究和论证的方法，似与我们提倡的“综合研究”仍有区别。他们比较重视学术渊源承传的关系，而对学术思想产生的其他复杂历史条件则重视不够。王更生把“身世”研究归入“附论”即可见一斑。他们所谓综合，又多表现为大量排比、罗列材料，作简单归纳，而不是辩证分析综合，因而显得缺乏理论深度。此弊黄著尤甚。黄的老师李健光在序文中介绍他教授黄治《文心》的方法：“属其规画纲领，先将刘书通盘阅读，特别置重于其文术论二十篇，作深入分析研究，再参稽挽近中西各家论著，期以三年工夫，辑成长编，然后再排比条目，爬梳赘绪，仔细写成。”显然，这正是清人“分割排纂，以类相从，核实虚实，参伍众说，归于一是”方法的沿用。虽与西方近代科学归纳方法有相似处，但毕竟不是辩证的综合。当然，由于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背景的差异，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完全可以理解。
由上述历史回顾可知，我国研究《文心》的方法大略沿着由搜集整理材料到系统阐发理论，由细部解析到整体综合的路线前进。这一路线，不仅反映了科研的一般过程，也与我国社会由朴素辩证思维到科学知性思维、再到科学辩证思维的演变大体相合，且与世界科学研究综合化的趋势相适应。恩格斯早在上世纪末就指出：“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以来，伴随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科学研究综合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也取得重大进展。在此形势下，建立在小生产感官感知基础上的经验方法和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知性分析方法，已难于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了。
当然，综合研究法，归根结底还是为事物本性所决定。方法不是随意外加的东西，它与内容血肉相连。正如列宁转引黑格尔的话所说：“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事物之所以成为具体事物，就在于是多种规定的特定综合和统一。我们要在思维中把握它，就理应运用综合方法。“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人们一般只强调，只有在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综合，但往往忘记，也只有在综合的指导下，才能更深刻地分析。只有认识了整体风貌和性质，才得以更准确地把握部分的性质和作用，否则部分只能是孤立和僵死的东西。当然，人类更深刻认识并自觉运用综合方法，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如认识手段的进步和多样化，大脑辩证思维能力的增强等。当今世界，这些条件已基本具备了。因此《文心雕龙》研究方法之综合化，实乃符合事物规律的历史必然。带有时代特色的综合化、整体化方法，将有利于我们把握古代文论更深刻的本质。
认识对象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全面把握对象的强烈愿望，驱使人类致力于不断改造探索世界奥秘的航船，而认识手段的进步，认识能力的提高，又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条件。因而笔者预测，《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趋势将进一步增强。今后的研究，很可能是建立在微观和宏观研究双向交织发展基础上的整体把握，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的多学科、多侧面、跨时空的综合研究。诚如杨明照先生所说，对于《文心》来说，一字一句并非无关宏旨。微观的语义研究仍很重要，乾嘉训诂方法应予继承。中青年研究者，对此要下更大的功夫。但对词语的训释也应贯彻整体性原则。应从语言的、思想的、社会的各种角度加以考订，注意根据语言环境（上下文、篇章、全书乃至时文）确定术语含义，而不是仅据几部辞书咬文嚼字。从不同典籍寻找相同词语简单类比，以定其思想同异的方法，不是辩证综合方法。词语引得只能代替我们的翻阅之劳，并不能代替我们大脑的辨证思维。搜集和整理材料，作为一个阶段虽已过去，但这方面仍有许多事情可做，有所发现的校勘、疏证也仍会受到欢迎。而综合精神的吸取，也必定会提高这些工作的质量。更值得人们全力以赴的，是宏观的总体研究。政治、经济等一般社会状况和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仍可继续进行，但这毕竟是些外围战，主攻的堡垒恐怕还是《文心雕龙》的文艺思想体系。因此，文论的美学的研究都可尝试，命题的、范畴的探讨均应鼓励，而且应该尽可能将范畴的研究与命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因为范畴内在丰富的规定性只有通过判断才能展开。只有判断之间的隶属和过渡，才可能建立范畴之间的复杂联系。据闻，日人有对《文心》基本概念予以研究者，只是不知用何方法。近有杜黎均先生对《文心》二十个常用术语进行辨析，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据我所见，迄今为止，人们还多是孤立地研究单个的范畴。但范畴是在相互联系中存在，通过范畴的矛盾转化，构成理论体系。《文心雕龙》是体大思精的理论巨著，必然自有其基本范畴、范畴群、范畴系列和范畴体系（即理论体系）。对范畴和范畴关系的研究，可能是沟通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良好中介。为了加速综合研究进程，提高研究质量，避免重复劳功，建立研究中心予以协调、交流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突破。当然，这并不排斥个人自选课题的研究。此外，精谙传统方法的老一代学者和探索新路的中青年学人紧密团结、取长补短，也至为重要。为了磨励我们的方法利器，故然要进一步学习唯物辩证法和辩证逻辑，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也值得我们借鉴。现代美国系统论者E·拉兹洛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整体性原则用作方法论”。的确，如系统论的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动态性原则，都可给我们一些方法的启发。
当然，综合研究法只是一种有待完善的相对进步的方法原则，而不是绝对优越、唯一科学的方法，也不是可以乱套的现成公式。每个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选题、兴趣等条件，选取自认为恰当的方法。我们提倡科研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也只能在相互比较、竞争和借鉴中发展。鉴别一个方法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和社会效果。即使是很进步的方法，也还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这种条件的差异，又必然形成运用此法的多样形态。还应看到，方法虽然很重要，却不是万能的东西。科学研究的成功，取决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不过，敏感地认识科研方法的演变趋势，努力寻求更科学更先进的方法武装自己，对于每个希求不断提高其研究水平的研究者，总是十分有益的。
顺应科研方法综合化的大势，立足于整体研究，在诸多规定中把握《文心雕龙》的文艺理论体系，剥取其合理内核，作为建立民族化文艺理论的借鉴，以服务于新时期文艺事业，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本文原载于《文心雕龙学刊》第2辑）
注释：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2］钱大昕：《二十二史札记》序。
［3］参看《饮冰室文集》卷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6页。
［4］主要有明代杨慎、曹学佺和清代黄叔琳、纪昀评，参看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各篇附“评”。
［5］参看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附录》和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
［6］明徐渤跋，见杨明照《校注拾遗·附录》。
［7］明杨慎批本《与张禺山书》，见王利器《校证·附录》。
［8］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史释》。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治书店，1926年版，第4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