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政治“兼”、“独”相辅的人生价值观
近年的比较文学，多称中国文论是伦理型的。这大体不错，但需要作深入分析。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就大概说，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文艺寓道德教训，是欧洲文艺思想中一个主潮”。可见伦理型不见得是中国独得之秘。古代“韵味”诗派也并不强调寓道德教训。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是两大派诗论：一是“言志”、“美刺”，一是“韵味”、“兴趣”和“神韵”。人们常说的“言情”派并不能独立，它只能分别与前两派结合。这两大派泾渭分明，有对立、对应一面，但又决非水火不容。前者强调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在这种服务中求得慰藉，以“复吾平生之志”（白居易《与元九书》）。后者追求情景交融、悠然意远的艺术趣味，借以平复政治纷扰失衡的心态。如果说哲学是在理智上寻找精神家园，那么这两种心态就是在情感上寻找精神家园。而这两派诗观的共同点，是对社会人生特别是对政治的眷恋，对封建正统政治的认同。“韵味”说，只不过是以超脱的姿态曲折地表现对政治的关注罢了。其内里往往深怀人生悲慨，决不那么轻松飘逸。在那个时代，个别与正统政治对抗冲突的异端文学，为社会所难容。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学分为不是帮忙就是帮闲的“廊庙文学”，和暂时无忙可帮而身在山林、“心存魏阕”的“山林”文学，确实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古代文学的政治实质。陶渊明向来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但鲁迅先生深刻指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于朝政还是留心”。鲁迅的结论是：在古代中国，“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关注政治，这恰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和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而上述文论格局，又导源于一种士大夫人生模式。即由孟子提出、被儒家学派认定并为士大夫广为接受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热衷政治，学而优则仕，是士大夫一贯的人生追求。参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并取得实绩，既是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也是获致精神满足的途径。而一旦政治失意或厌烦官场倾轧，就“独善其身”。“独善”故然有超脱于外在功业之意，但更重要的是固守善道，保持忠贞的节操。它作为一种“修身”的方式，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备和休整。在这种人生模式实践的初期，还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冲突与对抗，出现与现行政治决绝对抗的真隐士，流行“杀身成仁”的人生信条，屈原就是这信条的殉道者。而到魏晋的“名士”，就已尝试边做官、边放浪。到唐宋两朝，依附现实政治的“朝隐”、“市隐”便纷纷出现，苏轼就是个突出代表。到明清两朝，像王渔洋一类“高官偏是宜名士”（蒲松龄《简王阮亭司寇》）一类士大夫，比比皆是。所有这些人“兼善天下”的雄心虽有强弱，“独善”的天地虽有广狭，但均不能忘怀政治。无论是“兼善”还是“独善”，都不放弃政道的人生模式，逐渐转化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标准。这种标准又由文人的文艺实践，影响审美和文艺观。建筑在这一人生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刺”观与“韵味”观的相辅相承，才是中国古代文论独有的民族特色。《文心雕龙》是这一特色比较典型的体现。
《文心雕龙·程器》明确肯定了“达兼”与“穷独”的人生模式。“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期待，表明了刘勰的政治自负。而由本传可知，他确有政才，出仕后政有清绩，并很快打入上层政治圈。日本学者兴膳宏认为，刘勰的一生是在宗教和文学（即俗界）中运动，其最终的出家则意味着脱离文学即俗界，调和佛儒。这或许还未说中要害。从刘勰一生行迹，及《文心雕龙》所透露的信息，特别由《程器》“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的话来看，刘勰依僧祐十余年，很可能是为“兼善天下”作准备的“独善”。“身与时舛，志共道申”（《诸子》）、“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时序》）的感慨，“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程器》）的牢骚，表现了他在前期“独善”中的政治敏感。而作为“独善”结晶的《文心雕龙》，竟成为他从政的引荐，更加有力证明了这一点。由其晚年燔发自誓、等待敕许、未期而卒等情节揣度，其出家很可能是鉴于政治冲突或官场厌倦的不得已的“独善”。柳宗元论士人奉佛时曾谈到：“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入焉”（《送玄举归幽泉寺序》）。奉佛往往成为政治逃避的有效途径。流存的刘勰著作也证明，他始终是以学者眼光看待佛理的，而且力求将儒佛调和起来。因此，与其说刘勰一生在宗教与文学之间运动，不如说是在“兼善”与“独善”之间游移。而作为联系二者纽带的文学，却始终没有脱离。
基于这种生活模式和人生理想，《文心雕龙》的文学观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意义，表现了与传统文学倾向的认同。什么“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原道》）、“摛文必在纬军国”（《程器》），都明确强调了这一点。据此，《征圣》提出了“衔华佩实”的最高原则。所谓“佩实”，主要是指“述志为本”，充实政治内容或政治倾向。所以刘勰高度赞扬古代诗人“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情采》），肯定“讽兼比兴”的《离骚》，批评“诗刺道丧”（《比兴》）的汉赋。虽然并不要求作家一定写政治题材。《诠赋》和《物色》也肯定写物抒情，但同时又警醒不能“无贵风轨，莫益劝诫”。对作家除要求有才学之外，更要求“达于政事”，懂政治事务，随时为参政作准备。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这两种生活他均体验过。而“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序志》）的“独善”心态，不就是“韵味”审美的心理基础吗？他对“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情采》）的批评，又表现他讨厌那种虚伪的超脱，流露出对政治坦率而真挚的关切。而“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味飘飘而轻举，情烨烨而更新”（《物色》）的艺术趣味，是否是“韵味”理论的前奏呢？总之，《文心雕龙》是在中国文论史上最早体现士大夫人生模式和两种审美倾向的专著。它所遵循的文化思路，在后代得到全面的展开。
历史地看，中国古代文论所体现的上述文化意蕴，那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模式，对于吸附士人参与国家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独善”与“兼善”的互补，有利于调节政治温度，缓解政治对抗，也有助于维持士大夫的心理平衡和社会的稳定。但与此同时，对政治的过分热切，对皇权的愚忠，也严重阻碍了士大夫对人生价值的全面追求和实现。“立功、立德、立言”被称为士大夫人生三大追求，但显然后者是次要和从属的。有人说，较之西方，中国古代文学在社会中有更高的地位，恐怕是只看表面。把文学高抬为教化工具，不恰恰是抹煞了文学的独立性吗？在士大夫心目中，文学与政治比，是微不足道的。连文章都被看作“儒者末事”（黄庭坚《答洪驹父书》）、“雕虫篆刻”（扬雄《法言·吾子》），书画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小道”。作家的地位，不过在倡优之间罢了。魏晋南北朝是人格和文学相对觉醒的时代，许多文学家都极力抬高文学地位，曹丕、刘勰等均把文学事业与个人声名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他们也不得不依据上述人生模式和价值观，借政治抬高文学，所以才有“文章者乃经国之大业”（《典论·论文》）、“摛文必在纬军国”（《文心雕龙·程器》）的张扬。此外，“独善”而不忘怀人生、政治，故然有利于保持人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但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妥协性。延缓了政治变革。
但不论如何，文化传统藕断丝连。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上述人生模式和价值观，在新的时代和阶级基础上沿续下来，化为当代知识分子人生模式和价值观的因子。无数新知识分子不是深怀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兼善”与“独善”之间往返运动吗？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在谈及中国的“智慧”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既不因人生苦闷导致身心失常、悲观绝望，也不流于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而使人生苦闷转化为活泼的力量，不使之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上述人生模式不就是这种人生智慧的一种表现吗？然而，文人天性带来的政治幼稚和脆弱，与参政的热切又时时在冲突中。这种人生模式及其审美观的长短利弊，在新中国的文艺发展中也暴露无遗。它既使革命文艺配合了无产阶级政治，又因政治的过分干预而阻碍了文艺繁荣。新时期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既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脱离政治”的原则，也许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吧。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古人恋念社会人生、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在现实和未来，仍将具有生命力，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关于文艺阶级性、党性的思想也极易共鸣。
然而问题没有完。“既不从属，又不脱离‘的正确原则，有待于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真正落实贯彻。这就需要在总结新鲜经验基础上予以科学分析。如果人们不清楚“从属”与“脱离”的内涵，不明了“从属”与“不从属”、“脱离”与“不脱离”的界限，如果“不从属”与“不脱离”之间是个十分模糊的张力场，那么是否会产生新的困惑？人们均已深恶痛绝的悲剧是否会重演？与此相联系的，新时期作家同时增强的政治积极性与独立价值追求如何协调？作家参与政治的最佳模式是什么？文艺创作的政治自由度有多大？文艺创作应该怎样表现政治倾向？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作出回答。历史也许能提供一点灵感和鉴戒，但我们是面向未来。因为解决这些课题，毕竟是为了促进社会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都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能抓住诸如上述一类重大理论问题，八方出击，期以时日，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就有希望逐步建立。
《文心雕龙》富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意蕴决不仅上面这些，那些一般文学原理和技巧论也并非毫无价值。这里是仅就笔者所确立的角度作举例式说明。不错，对文论遗产的研究常常伴随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但令人担心的是，以盲目的热情代替冷静的科学分析，乃至简单地迎合临时性政策。只有准确区分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才是真正地爱国和尊重历史。而历史教训提醒我们，感情用事的严重后果，不仅在于扼杀健康的学术讨论，更在于使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遥遥无期，进而干扰提高民族素质和现代化的历史行程。
（本文原载于《文心雕龙学刊》第7辑）
注释：
［1］［5］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第112、113页。
［2］（苏）莫伊谢依·萨莫依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76页。
［3］张尚仁：《欧洲认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55页。
［4］（英）吉尔伯特：《中世纪的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和1982年版，《美学译文》（1）、（2）。
［6］［7］［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第468页，549页；535页；546页。
［9］《科学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