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问世的历史必然性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归之于理论家个人的天才发现，而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时，才得以形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论专著，它的诞生，也不能脱此规律。研究《文心雕龙》在南朝中期问世的历史必然性［1］，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它的精湛内容，恰当确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可能为我们建设当代新的文艺理论提供若干借鉴。
一、《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外文艺发展史证明，文艺理论都是适应特定历史时期思想斗争的需要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应运而生。我以为，考察《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应注意以下三个基本因素：齐、梁期间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南朝文坛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斗争，魏晋以来文学全面、深入的独立发展。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给僵化、神秘、烦琐的儒学以沉重打击。魏晋士族地主阶级为麻痹人民斗志，调和内部冲突，为其腐朽生活辩护，便构造了一种新的精神武器——玄学唯心论。由于玄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而在魏晋两朝弥漫思想领域，以至形成“从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2］的局面。但实质上，玄学并不否定儒学，而是把道家尚“自然”、重“无为”的思想与儒家“名教”融合起来，主张“名教”本于“自然”［3］。玄学的“贵无”思想故然是毒害人民的腐蚀剂，但同时，对统治者也产生了自我麻醉的副作用。许多士族中人，一味空谈，放荡不羁，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和生活的能力。有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如晋代裴頠就“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而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4］。东晋末年的孙恩起义，又证明了玄学欺骗作用的有限性。因此，玄学的极盛时期，也便随东晋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统治阶级不得不改换基本思想工具。到宋、齐两朝，与庶族出身的00皇帝推行限制士族的政策相呼应，传统的儒学又活跃起来。和东汉儒学不同的是，它与玄学的清空无为相对立，显现出强调经世致用的鲜明特征。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批判有神论和颓废作风时，就每每亮出儒学旗帜。在当时儒、玄、佛三家中，儒学显然具有历史进步性。梁朝的范镇痛斥佛教有神论，就以儒学作为武器。在南齐，由于最高统治者“端拱以思儒业”，一度呈现出“家寻孔教，人诵儒书”［5］的景象。入梁，统治者虽大力倡导佛教，但儒学仍然受到当权者重视。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的同时，又指出：“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礪行，由于经术”［6］。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必然要求文艺作出一定响应。
众所周知，整个南朝文坛，始终贯穿着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斗争。形式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思想内容的脱离现实，文学语言的刻意雕琢。玄言诗、宫体诗，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诗作。山水诗和永明体诗，有一部分尚能透露出失意文人的真情实感，在开扩诗歌题材、促进诗律形成、积累写作技巧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也终因思想的平庸、形式的矫饰，而陷入形式主义泥淖。士族地主的存在，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得以蔓延的社会基础。士族地主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凭借各种特权，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腐化生活，在文艺上必然片面追求声色之美，以抚慰其空虚灵魂。士族虽然具有腐朽性，但由于历经数代的剥削积累和政治经营，因而在南朝一直拥有相当大的文化优势。这正是形式主义文学难以根除的根本原因。
夸大文学的形式美，则是形式主义产生的认识根源。建安时期，文士对文学“华丽”的特点有了较自觉的认识，这对于摆脱文学对儒学的依附，促进文学独立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所以鲁迅先生说：建安文学的“华丽好看”，是曹丕“提倡的一大功劳”［7］。但是，如果把这一面引向脱离现实内容的极端，就一定会走向形式主义。而士族文人的生活实践，恰恰很容易导致这种片面性。南朝的庶族文人，则由于多参与实际政务，接触下层群众，能较真切地感受现实矛盾，对维护封建王权的长治久安有较为清醒的头脑，因而大都不满于脱离现实、纵情声色的形式主义文学，而极力主张文学的经邦治国和质朴清新。到齐、梁时期，随着士族制度的僵化，形式主义文学也愈益昌炽。许多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也越来越痛切地感到形式主义的严重危害，深怀“淫文破典”的恐惧［8］，从而加强了对形式主义的抨击。这种批判故然是以维护封建王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的利益相通。由此可见，《文心雕龙》、《诗品》等富有战斗精神的文论在齐梁间出现决非偶然。
但是，能否说《文心雕龙》是弘扬儒学的说教和纯粹的文学批判呢？不能。它的产生，虽然受现实政治、思想条件的制约，但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它又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忽视这一点，恰又是多年来文论研究的一种通病。大家知道，到两汉时期，文学在形式上已与经典分开，《后汉书》就专辟有《文苑传》。但这种区分仍然不很严格，许多以实用为目的的应用文、论说文仍与纯文学混淆在一起。而且社会上还普遍有一种重学术、轻文艺的倾向，甚至象王充这样的思想家也不能免［9］。特别是，汉代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礼教训勉，较严重地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促成了儒学传统地位的崩溃，使文学得以冲破儒经章句的樊笼而迅猛驰骋。建安时期，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曹氏父子，以“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标志了文学的这一“解放”。而曹丕“诗赋欲丽”的主张，更无异于是文学自我觉醒的宣言。从建安到齐、梁，觉醒和独立了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又有了更大进展。“文”、“笔”之分逐步明确，文学体裁更加多样，创作题材大大开扩，表现手法愈益细密，作家队伍日渐壮大，作家集团和文学流派大量涌现，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统治者的确认。文学的飞速发展，向人们特别是向文艺理论家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文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各类文体的渊源和特征如何？文学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怎样统一？作家的道德修养、气质个性对创作有何影响？写作技巧有哪些基本规律？怎样鉴赏和评判作品的优劣、高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给以理论的概括和说明，作出明确的回答。否则，文学的独立地位就难以巩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文学的社会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为此，魏晋的某些文人曾试图撰文回答，但都不够全面、深入。齐、梁的文坛更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与刘勰同时的锺嵘，曾这样描述：“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承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种情势，就更增加了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刘知几在《史通·自序》里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抵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氏《文心》生焉。”此论颇为中肯。
总之，《文心雕龙》的问世，既适应了齐、梁尊儒的社会风气和反形式主义文学的需要，又是我国古代文学长期发展的迫切要求，而前者确也曲折反映着南朝士、庶地主的尖锐冲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形式主义的严厉批判，有利于正本清源，为总结文艺规律扫清道路；而对文学创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反过来又能巩固并扩大从形式主义手中夺取来的文学阵地。《文心雕龙》就是为以上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因素孕育而成。
二、《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可能性
一种新文艺理论的产生，同任何理论的产生一样，不仅要适应社会的需求，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般说来，它要求：积累较为丰富完备的文艺资料，出现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酿成较为浓厚的自由讨论和著书立说的学术空气，产生具有较高知识修养和有利写作条件的理论家。如果说，上文论及的社会需要，是《文心雕龙》的“十月怀胎”，那么，恰又是这些必要的条件，才使《文心雕龙》得以“一朝分娩”。下面，试对《文心雕龙》的若干“分娩”条件作轮廓勾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