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如前述，确定常用词词义必须有外证。有人曾举出八例外证，证明“博徒”为贬义。褒义论者却辩称：“典籍浩如烟海”，八例只是“沧海一粟”，不能遽下“古籍中均用为贬词”定论。是的，归纳法总是不完全的。考据界有句行话——“说有容易，说无难”。有一个“有”，它就是有；而一千个“无”，谁又能保证将来不会有第一千零一个“有”呢？笔者不才，竟不服气，曾利用一个软件，检索了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和续通鉴，几十种经、史、子、集，从先秦至唐代和现代大量诗词，中小学教材中的诗词，以及全唐诗、全宋诗、全宋词、全元曲和明、清诗，还有全唐文及唐前古文，外加四大名著，计得69个“博徒”选项，竟一无例外，均是贬义用法。但我还是不敢遽下“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断语，只能说我所检索者皆无而已。但作为广为流行的一个常用词，在这么多典籍中无一例褒义用法，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再说，褒义论者们可曾找到一个“真有”？所谓“真有”，应是作者有明确界定，或语境有明确显示者，而褒义论者的“有”，却是自己推断出来的。他们苦无旁证，却大喜过望地找到一个据称“最主要论据”的“内证”。但它能否充当“内证”呢？即使论者也不得不承认，《知音》篇是将楼护作“反面教员”，却又“肯定”此“博徒”竟是指“博雅通学”，并以《游侠传》未见“赌徒”记载为证。其实，此之“博徒”并非实指“赌徒”，乃是引申义“低贱者”之意。《汉书·游侠转》讲“护少随父为医”、“出入贵戚家”，为官免职后被视为“闾巷”之人，可见史上确是视其为“低贱者”的。《游侠传》但言“君卿脣舌”，无有“博雅通学”；“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也难称“博雅”，在儒士看来，恐是贱者所学。刘勰这里明明是批评楼护“轻言”、“妄谈”、“信伪迷真”，还会先表彰他“博学善辩”吗？“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意谓低贱者都“轻言负诮”，高雅文士就更不该“妄谈”了。在《文心雕龙·论说》里也曾提到楼护，同样没有称赞之意。考之历史，儒家一向反对博戏。《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昭明《文选》卷五十二，收有东吴韦曜（昭）《博弈论一首》，也痛斥博戏“废事弃业”、“神迷体倦”、“变诈非忠”、“劫杀非仁”，是为“鄙贱”之徒。“博徒”每与“卖浆者”相提并论，均属底层人士。儒家严“上智”、“下愚”之别，自然也会贱视他们。以儒徒自居的刘勰，怎会视“博徒”为“博学通达”呢？
再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如以褒义论者理解，上下句属语义转折，就应改为“彼虽博徒，然轻言负诮”语式。而“彼实博徒，轻言负诮”语式和语气，却明示两句话是因果顺承关系。低贱“赌徒”的冒险性，不正是“轻言”、“妄谈”的根源吗？在刘勰看来，“四异”不恰是“异乎经典”的“妄谈”吗？因此，“《雅》《颂》之博徒”的“博徒”，既不应释为“博通之徒”，也不宜释为“与《诗经》博弈中的以奇争胜者”，因为这均远离该词基本义，也与本词引申义“低贱者”毫无联系，甚至背道而驰，从而违背古汉语词义演变规律。其实，它不过是由引申义“低贱者”随文义指为“稍逊者”罢了。在刘勰看来，“四异”在《诗经》中是不被允许的。这个“内证”、“主要论据”如已落空，《辨骚》篇“博徒”褒义说还何所支撑？顺便指出，在刘勰之前，博辩、博学等义已有“博士”、“博达”、“博综”等词表示；《文心雕龙·诠赋》篇也已有“博通”一词准确表达。现成词语就在眼前，又何必费事拉巴，千回百转，搞出一个弯弯绕的“特殊”用法呢？这不是成心跟读者过不去吗？刘勰真的会糊涂到此等地步吗？
三、“四异”、“博徒”语境梳理
褒义论者也主张考察《文心》理论体系及其背景，也即结合语境判定“博徒”、“四异”含义。然而，考察语境，谈何容易！语境虽是客观存在，而判定却千差万别，原因或在视野狭窄，或在“结论预设”。下面，不妨说说我心目中的语境。
先看篇章语境。由“辨骚”篇题可知，“四同”、“四异”的辨析，乃是本篇核心。刘勰历举前贤评论，认为“皆合经术”和“谓不合传”极端，均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有违“惟务折中”原则。刘勰既想反道而行，褒贬、抑扬得当，就不可能一味赞扬。而“四同”、“四异”之辨，则是判定于经传有合有不合，因而对之有褒有贬，有扬有抑。如“四异”也是肯定，则与前文语境不合。这也是此前学界共识，大家并未看走眼。刘勰辨明“四异”后，接着说：“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种评价，完全上承“四同”、“四异”而来。其中六个对句中词语，“典诰”对“夸诞”，“体宪”对“风杂”，“博徒”对“英杰”，其中“夸诞”、“风杂”、“博徒”均偏于贬义。“语其夸诞”恰与“四异”相呼应。考之《文心》，也从未肯定过“夸诞”；《铭箴》篇“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语，也表明“夸诞”一词属于贬义。刘勰一向认为“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丽词》），故关键处每用反对。“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中的虚词“乃”、“而”，表明这是一个反对句式。《辨骚》尾章云：“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若能……则”或然语式，表明此语并非正面肯定屈赋，而是意味着《离骚》也尚未达到这一高标准，有“失真”、”坠实”之处。细味“悬辔”、“以驭”语气，实与“凭轼”、“以倚”等语相反，语含“控制”贬义。如此语境，“博徒”怎会成为褒义呢？
次看《文心雕龙》全书语境。《文心》立意重心，《序志》篇已有明示：“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里讲得明明白白：《文心》撰述意图，主要不是如褒义论者所说，为张扬文学变革、奇华异彩，而是针对近代以来“爱奇”而“离本”、“饰羽”而“浮诡”之“异端”所发。刘勰是在不废文学“情采”的同时，重点批评“繁采寡情”、“任情失正”、“反正为奇”、“文绣鞶帨”等“情采”异化倾向。明乎此，才会对《序志》的“变乎骚”之“变”有准确释义。承此大语境可知，“变乎骚”并非以《离骚》为新变典范之意，而是意指“变通于《骚》”、“驭屈赋之奇”。即吸取其“同于《风》、《雅》”，求“实”取“正”的创新，而剔除其“异乎经典”的“夸诞”一类失“正”之“奇”。这与“酌乎纬”为同一表达式。《辨骚》“四同”与“四异”、“英杰”与“博徒”的褒贬、抑扬，正是“变乎骚”的中心内容。刘勰“征圣”、“宗经”立场十分坚定并贯通全书，怎么会在《辨骚》一篇中偏偏对“异乎经典者”持肯定态度呢？
与此相联系，还有刘勰关于楚辞整体评价的争议。褒义论者认为，《文心》对楚辞“一贯肯定”、“由衷赞美”，进而断定“四异”应属褒义。然而，这一论断，未免过于轻率。“将核其论，必征言焉。”（《辨骚》）请看《文心》之言：“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通变》）；“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音律》）。这里对“楚汉”是否有批评？有人也许会说，“楚辞”不包括屈赋。那好，谁主张，谁举证，请拿出证据来。“楚之骚文”一语，不正是将《骚》与“楚”相联吗？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时序》），不明明将屈赋归入楚辞吗？刘勰还说过，“《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音律》），这不也是间接批评屈赋吗？刘勰显然是把包括屈赋在内的楚辞，视为后代“从质及讹”的源头，是“正末归本”的对象。纪评也据此认为：“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至于这种看法对不对，则另当别论，但刘勰确乎如此看待。论者辩称，如“博徒”属贬义，就与刘勰高度评价矛盾。其实，刘勰对屈赋的肯定极有分寸。肯定了“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气”、“辞”、“采”，并未全面肯定它，更未将之与《雅》、《颂》并列。论者还往往以《时序》“笼罩《雅》《颂》”评语，为“博徒”褒义说作证。却并未细味其分寸，它只是就辞采“艳说”而言，并非作整体比较。
再看《文心雕龙》写作的时代背景，这也是《辨骚》的大语境。褒义论者认为，魏晋、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文心雕龙》就“总结了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融会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意识”；“明乎此，‘博徒’、‘四异’也就不应理解为贬义”。然而，时代语境考察不能“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这种考察只是说出了部分真理。我曾在旧作中论述，《文心》实作于文学自觉之“情采”审美由盛转衰历史时期。从太康文学开始，就已日益向歌功颂德、浮艳、雕饰方向发展。其后虽有个别高峰出现，音律、骈俪也日趋精密，但总体看，健康的“情采”审美意识处于弱化中。玄言诗即已导致情感弱化；刘宋情诗意图突破玄言，却又流入轻靡，为人诟病。王僧虔就抨其“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曲正，崇长烦淫”（《宋书·乐志》）。南齐永明体细琢声韵、四声，却又过于拘僵。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对此曾有简明概括：“称永明体者，以其拘于声病也；称齐梁体者，以绚艳及咏物之纤丽也。”当此之时，为“情采”辩护，已非时代主要任务；而矫正“情采”不健康发展却成当务之急。由于人们对轻绮文风习以为常，士族文人又引领潮流，“矫讹翻浅”实需胆识。刘勰虽不废“采丽”，关注“声韵”、“丽辞”，但出身庶族官僚之家并富使命感的刘勰，却深为忧虑“任情失正”、“弃实务华”恶性发展，因而勇敢担当起拨乱反正重任，于是《文心雕龙》便应运而生。《序志》纪评，在“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一段评曰：“全书针对此数语立言”。黄侃也说，刘勰是“鉴于楚艳汉侈之流弊立言”。这是《文心雕龙》更主要、更重要的理论贡献。明乎此，就不至对“四异”、“博徒”作褒义理解。由上述简析可知，这种时代大语境，与《文心》主旨中语境，以及《辨骚》“四同”、“四异”小语境，遥相呼应，一体贯通。如果将“四异”、“博徒”理解为褒义，将与这整体语境枘凿难合。
笔者本求真求实宗旨，略陈异议如上，很可能是“一偶之解”，期待博雅指正。“博徒”褒义说者皆吾文友，故拙文实话直说；行文如有失轻重，敬祈海涵。拙文虽冀嘤鸣求友，却不期和者云集，如能使褒义说在驳吾诘难中完善其“正诠”、“新见”，则不胜欣慰之至。
2010年7月
注释：
［1］“博徒”、“四异”的褒义观点参看：韩湖初《<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韩湖初《论<辨骚篇>‘执正驭奇’思想在刘勰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两文均收入其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韩湖初《<文心雕龙·辨骚篇>“博徒”、“四异”再辨析》，中国《文心雕龙》学会2009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韩湖初《再论<辨骚篇>的“博徒”》，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编《信息交流》，2010年第1期；李金坤《<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同题论文另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以《<辨骚篇>“博徒”正诠》为题论文见《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李金坤《<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文心雕龙研究》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涂光社《小议“自然之道”、“神理”和“博徒”的诠释》，《信息交流》2010年第1期第16页。
［2］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3］张灯《“博徒”务应作贬词解》，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编辑《信息交流》2010年第1期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