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上下篇的具体论述，也都贯彻了“贵乎体要”的原则。“论文叙笔”部分的“敷理以举统”（《序志》），就是运用“体要”方法高度概括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刘勰常常将这些特征称之为“要”（《明诗》），“机要”（《诠赋》），“大体”（《颂赞》）、“大较”（《祝盟》）、“大要”（《铭箴》）、“旨”（《诔碑》）等等。由此可知，他运用这一方法是相当自觉的。试以《诠赋》一篇为例。首先“释名”，说明“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接着“原始以表末”，叙述赋的产生和演变，结合“选文以定篇”，举若干赋家、赋作以为印证。最后刘勰归结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绘画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此处指明作赋物情结合、词义相胜的要求，就正是“敷理以举统”，也即“体要”。而后又辅之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批判。通过正反两面的论证，就将作赋的要领揭示无余。综观上篇，象此类例证俯拾即是。一般说来，除去儒家伦理的某些烙印，刘勰对许多文体特征的论述相当剀切。下篇论述创作、鉴赏、批评的各章，虽没有明确划出“敷理以举统”的部分，但每章论述也各有侧重。其论证要点，或在开头点明，或在“赞语”作结，也大都了了分明。
小而言之，刘勰对每一对对应范畴的剖析，也多能根据事物性质和现实针对性指出着重的一面。刘勰当然不会自觉地掌握两点论，但他的确以其论证实践显示了与辩证思维规律的某些一致。在辨析“文”与“质”、“采”与“情”的矛盾时，刘勰就强调了“质”和“情”的重要。这不仅符合文学作品构成的规律，而且也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其他如对“实”、对“正”、对“风”、对“圆”等等的强调，也都体现了这种思想方法。
“体要”原则贯彻到语言的运用中，必然导致语言的概括和简炼。刘勰经常谈到各种文体语言的“析词尚简”（《物色》），“覈字省句”（《体性》），也正是他自己的语言法则。
以上几点，是《文心雕》“唯务折衷”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些具有朴素的唯物色彩、一定的发展现点和若干辩证因素的方法，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大大增强了《文心雕龙》理论的深广度和科学性。
作为科学研究来说，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是最基本的。但这种思维成果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就须借助于形式逻辑。而况，从积极方面讲，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索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4］因此，这里有必要略为触及《文心雕龙》的形式逻辑方法。据我初步考察，《文心雕龙》的形式逻辑，似有这样几个鲜明特色。
一是概念的明确。概念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关于对象特征或本质的概括反映。概念的创造和运用直接关系到逻辑思维水平。从《文心雕龙》可以看出，刘勰创造和改造了大量概念，并且能把许多提炼为文艺理论的对应范畴。列宁曾指出；“如果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5］保持概念内容的确定性，是保证论证连贯的重要条件。为了使概念明确，人们往往采取下定义的方法。虽然“定义总是不充分的”［6］，但它毕竟能把概念的主要之点归纳出来，对保持概念的确定性仍有重要作用。《文心雕龙》就经常运用这一方法，确定概念的内涵。特别是上篇的“释名以章义”，基本上是较严格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也大体上能抓住文体特征，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关于“诗”，“赋”、“论”等定义，就较中肯简明。
二是归纳推理的大量应用。《文心雕龙》的推理方式多种多样，但最突出的是大量运用归纳推理。逻辑史告诉我们，凡是较重视经验材料的思想家大多喜用归纳法。以“阅时取证”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刘勰，对归纳感兴趣是极为自然的。《时序》遍举前代时风对文风的影响，得出“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的结论；《才略》历数九代“辞令华采”，概括出“才难然乎，性各异禀”的论断，均是典型例证。
三是交叉使用分析与综合。这两种逻辑方法又与“兼解”、“体要”的基本研究方法相呼应。刘勰在处理较复杂的理论问题时，往往先把对象分解为几个部分或因素细加辨析，然后又把分析过的各部分各因素汇成一个统一体，这就是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他周密分析和高度概括的逻辑能力。如《情采》篇，先分论“采”和“情”；在论“采”时又分论“采”之必要和“采”之要求；继而以一个小综合“辨丽本于性情”，转而论“情”；在论“情”时，又先述文学史上两种对立的“情”、“采”关系；接着则予以综合，提出“文不灭质，博不溺心”、“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的结论，可谓目张而纲举，严整而赅瞻。《辨骚》、《通变》、《镕裁》等篇也都辐辏合节，条分缕析。
以上，我们简要考察了《文心雕龙》几个方面的科学研究（包括论证）方法。这些方法涉及到认识论、辩证法、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等多种领域，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方法体系。正是对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融会贯通，才使《文心雕龙》取得了超出前人的学术成就，成为一部“体大而虑周”［7］的文论专著。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是什么原因使刘勰能以掌握比较正确的方法，取得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正确的回答是：历史成全了刘勰，刘勰顺应了历史。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以独具的慧眼，指出魏晋文学“有些异采”。其实，时间不仅于魏晋，领域不止于文学，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意识形态，在我国学术史上都是“有些异采”的重大转折。决不能以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泛滥为由，将整个六朝的哲学、文学等一笔抹煞。这里，仅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略作试探。众所周知，汉代的一般学风表现为保守、烦琐和荒诞。此种学风，后来受到了农民起义“武器的批判”。魏晋以来，由于人们在较大程度上挣脱了这种学风的束缚，社会认识能力又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有较大提高，加之地主阶级思想家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外来文化思想又纷纷传入，所有这些因素，便导致了六朝学风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博览征实，师心独创，追本简约，析目举纲，成为时兴的研究方法。这是我国古代人们认识能力的一个螺旋式上升。
空谈玄虚固然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思想风气，但自然科学的进步，人民群众和地主阶级的进步阶层总结经验的需要，以及古文经学派重征实的治学传统，也从另一方面孕育了求实的学风和方法。史学的研究固然后来在唐代才出现高潮，但自晋以降，修史也确已形成风气。《隋书·经籍志》说其时“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夸张。这种风气，惠及学术研究，就使许多学者重视历史事实，并以发展的眼光，把社会现象作为一个过程加以考察。同时，汉代以来，随着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大量印制和储藏，这又为思想家总结经验提供了条件。
魏晋以来，整个社会认识由重形迹到重本质，已成为总的趋势。观人则从“相”而察“性”，穷理则寻“末”而归“本”，评画则由“形”而入“神”，研书则沿“笔”而溯“意”，论文则循“辞”而探“心”，如此等等。玄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质，以及它为士族地主效劳的目的，当然应予批判。但它将认识引向本体的思辩，提出一系列哲学对应范畴，创造出较精密的论证方法，崇尚理性，力求简约，对当时的学术研究也仍有一定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与儒家古文经学派重“体要”的传统相结合，就使善抓主旨成为当时学术讨论的普遍风气。葛洪《抱朴子·自叙》表白他“及与学士有所辩识，每举纲领”，就反映了这种学风和方法。
受玄学熏陶的中国化佛学，也并非因其为神秘主义和唯心论而一无可取。不仅佛经形式逻辑的论辩术濡染学界，而且其与怀疑主义搅混在一起的某些辩证因素［8］，佛经的“宏重义门”［9］、“简而必诣”，也都于学林有益。玄谈问难，三教辩论，佛经的翻译，又刺激了形式逻辑的发展。
刘勰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他的较为低微的社会地位，与下层人士联系较密切的经历，对古文经学治学传统的继承，对儒、释、玄各种典籍的博览精熟，以及丰富的写作实践经验，使他有可能吸取融汇当时各种较合理的研究方法，以精心构筑那“思致备而品式昭”的理论大厦。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任何—种研究方法都是特定历史形态的产物，并与立场、观点密切联系。研究方法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阶级立场的制约。不管怎么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毕竟在南朝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对研究方法的革新不会不产生影响。儒家思想，特别是古文经学派的思想、方法固然有不少合理因素，但同时也确实具有某些保守性，这也往往给刘勰以严重束缚。《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唯物色彩。但依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对文艺事实的反映，还是大多停留在现象或较外在的特征上，一般不能触及到更加深入的本质。刘勰有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从事实出发的准则，而以孔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既想尊重事实，又要“附圣以居宗”（《史传》），这就常使刘勰陷入自相矛盾的难堪境地。这种矛盾，往往使他得出许多错误结论。对《离骚》“异乎经典”的指责，对三曹乐府的贬低，将形式主义文风归根于“竞今疏古”（《通变》），都是此类谬误。就形式逻辑而论，刘勰对揭示事物必然联系的演绎推理运用较少，即使运用也往往不够精密。《体性》开头一段分析风格形成的原因，大体近于演绎，但逻辑线索就不太清晰。有时，概念内涵则不甚明确，加之逻辑层次不请，每每造成文意的含混。《原道》篇就存在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批评此篇“其说汗漫，不可审理”，可说是一语破的。原文本来就含义不清，逻辑不明，研究者却硬要弄清含义，理出逻辑，那就难免矛盾百出，也很容易形成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另外，由于唯心论的桎梏、士族的割据和社会的动乱，南朝的形式逻辑虽在实践上有所发展，却也终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这也大大限制了《文心雕龙》的逻辑水平。再次，征事数典时或流于烦琐，骈体行文每每造成拘僵，也不能不说是其方法的弊病。恩格斯曾正确指出，“辩证的思维”，其“完满的发展”只有“在近代的哲学中才达到”。刘勰的辩证思维方法还不能说是“完满的发展”。但是，正象恩格斯所称赞的古希腊学术思想一样，它毕竟“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在人类认识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鄙薄那些为这个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一块块基石。
现在，我们探讨《文心雕龙》的科学研究方法，一不是盲目崇拜，二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给文学理论遗产以恰当的历史地位。其目的，是在科学辨析的基础上，批判地改造并合理地吸取古文论研究方法的精华，同时借鉴外国科研新法，以寻求和创造更为先进和新颖的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也就不可能有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重大突破。我们似应以这种战略眼光，看待文学理论遗产方法的探讨。在多年忽视研究力法，当前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背景下，进行此类探索，就更有其鲜明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本文原载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辑）
注释：
［1］参看黄叔琳《文心雕龙序》和张曰班《尊西诗话》卷下。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7页。
［3］见曹学佺《文心雕龙序》。
［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2页。
［5］《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2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附录。1953年俄文版，第322页。
［7］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9］佛学在整个唯心主义链条上，也往往附有具有某些辩证因素的碎片，这是它能长期欺骗信徒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指出，“辩证的思维”，只有在人类的高级阶段，即在希腊人和佛教徒中才存在。如大乘佛学三“假名”对不一与不异、不常与不断、非假与非实等对立范畴的论析，就含有片段的辩证因素。当然，这种因素终归为不可知主义和诡辩所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