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到南昌已是下午三点，肚子饿得难受，当时馋肉都快馋疯了，我找了家肯德基，要了四块吮指原味鸡、一个嫩牛五方、一个老北京鸡肉卷，不一会儿全吃光了，留下好大一堆垃圾，旁边的人纷纷侧目。吃完后肚子很胀，可嘴巴还想吃，在柜台前转了一圈，一直琢磨要不要再买个汉堡包或玉米棒，犹豫半天还是放弃。到凯莱酒店开了一间房，已经十几天没洗过澡了，身上无处不痒，我放了一盆滚烫的水，跳进泡了二十分钟，幸福得连连叹气。刚爬出浴盆，小琳的短信来了：郝哥，你到了没有？我回了一条：刚住进酒店，史法可一会儿就来接我。等了半天没见回复，我暗暗警惕起来，想这帮家伙机警得很，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周五。我把十七个传销窝点的地址全部抄在纸上，然后打电话报案。那时快到下班时间了，一切都不太顺利。我先向工商局报案，对方说没有执法能力，让我找公安厅。我不死心，继续追问：“请问哪个部门负责打击传销？”对方极不情愿，支吾了半天才告诉我是公平交易处，又拨到公平交易处，一个男人接的，声音十分粗鲁：“什么事？找谁？”
我说我要报案。
“报什么案？”
我说是传销。
对方极不耐烦：“我们没有执法能力，找公安厅！”我刚想解释，对方“砰”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没办法，只能找公安厅，对方说离得太远，建议我找上饶市局。说实话，我对此真有点害怕，此前我们天天都在上饶市局门口转悠，可从来没人干涉我们的行动。传销团伙中还有许多传言，说当地政府多么支持我们的行业，各位老总跟当地领导的关系多么密切……这些当然都是假话，可身处其中，根本没有能力仔细分析，听得多了，心里自然就有阴影，犹豫半天，还是硬着头皮打过去，没想到白担心了，我从114查到两个号码，一个无人应答，另一个接的是自动传真机，我听着那长长的刺耳的嘀嘀声，心里一阵沮丧，脑袋也迷糊起来，想难道传销者说的都是真的？
晚上出版社的陈社长请吃饭，还有建国老师和小倪老师，陈社长是我的前辈，为人渊博风趣，多年前我就读过他那本著名的书。另外几位也都是见多识广的聪明人，对于刚出传销窝的我来说，能跟他们聊天，简直就是莫大的享受，我们谈天说地，从国际政治聊到社会民生，从文学艺术聊到历史掌故，说到书法，我大发谬论，说我从来都不喜欢苏东坡的字，墨猪嘛，有什么好看的？还有郑板桥的六分半，那叫什么字？
陈社长笑眯眯地教育我：“艺术鉴赏有两个要点：一是专业素养，二是人文精神，苏东坡和郑板桥的书法也许不如颜柳欧赵，可价值不见得就比他们低，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浓郁的人文精神，说得通俗点，就是他们矫矫不群的个性。”这话大有道理，我心悦诚服：“说得好！长见识了，唉，自由世界就是好啊。”满座人哈哈大笑。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些细节，主要就是因为那异常强烈的饥饿感，经过那二十三天的黑暗生涯，再吃正常的饭、说正常的话，竟然会有难以名状的幸福之感，每一句话都如甘露，每一丝空气都如美酒，座中妙语连珠，议论风生，我渐渐有了一股醺醺之意，但心里依然明白，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接下来两天是公休日，办不了什么事，我用建国老师的电脑打了一份《报案材料》，他又给我引荐了《江南都市报》的杨总，在杨总的安排下，涂永晖和邹晓华两位记者带着我正式向经侦大队报案。经过一番周折，我于一月二十五日重返上饶，《江南都市报》派了一辆车，同行的还有邹晓华和摄影记者李伟。到上饶时天已经黑了，经侦队的程队长在高速路口接到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按我的意思，最好当天夜里就开始抓捕，可部署不及，约定在第二天中午十二点统一行动。
那段时间我莫名紧张，到和平酒店开了两间房，刚出电梯，走廊尽头有人忽然探出头来，与我对视一眼，倏地缩了回去，看模样好像就是刘庆松，我心里一惊，赶紧溜进房间，心中忐忑不定，邹晓华问我怎么回事，我低声告诉他：“刚才那人好像就是团伙中的头目。”他也紧张起来，出去转了一圈，说没看到人。我越想越不安，倒不是担心自身安危，而是怕走漏了风声，这帮家伙狡猾得很，说不定一夜之间就跑没影了。跟两位记者商量了一会儿，我又给小琳发了一条短信：刚到广州，满城灯火，心情真好。半天没见回复，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正焦躁时，手机响了，小琳回复：到了就好，保重。我如释重负，慢慢地躺到床上，心情很奇怪，有点兴奋，还有点难过，自己也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第二天九点多赶到经侦队，以前我经常在那转悠，怕被传销者认出，我头上扣了一个李伟的帽兜，鼻子上架了一副茶色眼镜，遮挡得十分严实，可还是紧张，一直伏在车里不敢露头。上饶警方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连工商、民政，一共出动了四百多人，分为六支队伍，我们跟着北门派出所一起行动，在那里吃了顿工作餐，还没吃完，程队长的电话来了，说根据手机定位，现在小琳就在步行街上。
我们大为振奋，开着车就往步行街赶，刚开出不远，对面两男一女慢慢地游荡过来，我眼尖，一眼就认出来了，狠狠地给了邹晓华一拳：“看，就是那个，穿白裤子的！”他也很高兴：“没看错？”我说绝对没看错，李伟忙不迭地提醒我趴下：“快，趴下趴下！别让他们看见！”我赶紧伏低，他举起相机嚓嚓拍照。
小琳他们走得慢，我们开得也慢，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那两个男的中有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位便秘的厨师杨正龙，另外那个肯定是他骗来的新人。转过几条街，他们走进了一栋小楼，正是那位瓜菜哥的住处，这时已经快十二点了，楼下的干警早已部署到位，我让司机把车开到隐蔽处，一直在那里等着，很快干警们冲上楼，开始很安静，一会儿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估计是在抓捕和搜查。
根据我的了解，全国各地打击传销办法都差不多：没收他们的学习资料，砸烂他们的生活用品，往被子上、床上泼上几盆凉水，最后再把房门锁死，防止他们再回来作案。我跟一些地方官员聊过，他们都赞同：这不是什么好办法，可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唯一的效果就是把他们暂时驱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相当于驱蝗入邻县，可蝗灾终不可免。在这过程中确实会有人退出，可大部分都会留下来继续骗人。传销屡打不绝，这正是原因之一。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人陆陆续续地下来了，有小琳、杨正龙、瓜菜哥，还有那位长得很帅的张总，每个人都拿着一张《共建和谐，远离传销》的传单，另一只手搭着前边人的肩头，他们低着头，唉声叹气地走过长街。我们的车远远跟着，看着他们步履蹒跚的样子，我心里忽然有种无端的伤感，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可怎么都想不出错在哪里。
到下午两点，抓捕行动结束，光北门派出所院里就站了近四十号人，我悄悄上楼，程队长希望我能够下去指认廖东、王浩和刘庆松，我还是有点紧张，他也看出来了，给我找来一件警服，我穿上后勇气倍增，堂堂正正地走到他们面前，所有人都有点吃惊，龙师父愕然瞪眼，罗老汉黯然低头，瓜菜哥不敢与我对视，悄悄地扭过头去，只有小琳最勇敢，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十分轻蔑，嘴角还挂着一丝冷冷的笑，像是女英雄在刑场上斥责叛徒。我转了两圈，没发现那三个大头目，只能怅怅地回去复命，心想大鱼都跑了，只抓些小虾有什么用？
按我原来的想法，最好能给这些传销者开个学习班，我甚至还准备了一份讲课提纲，希望能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骗局，可那天抓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据《江南都市报》第二天的报道，那天一共端掉二十三个窝点（其中有六个是当地警方自己掌握的线索），抓了一百五十七个人，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既不能抓，也不能关，更重要的是警力不足，实在没有能力处置如此庞大的传销队伍。程队长告诉我，最晚下班之前就要把这些人遣散，因为那三个大的没抓住，他担心我遭到报复，要求我必须在那之前离开上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