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
1900年阴历正月11日，我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温州有谢池巷，巷有春草池，相传大南朝谢灵运住宅，名谢池坊。六岁时即随大哥就学蒙馆，课余时间曾到布店学习商业。十四岁那年，我报考孙治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当时签名报考共二千余人，体格淘汰后尚有千余人，考额只四十名。我以第七名的资格进入了温师。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个题目我觉得做得比较满意，因而这也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勤奋学习的种子。
温师的课目甚多，有读经、修身、博物、教育、国文、历史、人文地理、几何学、矿物学、化学、图画、音乐，体育以及英文、西洋史等十几门课程。
我因为一开始就潜心于古籍之中，对于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绝大部分自修时间，都用于读经、读诗文集子。那几午，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我是一个天资很低的人，但我想，必须勤奋。因此，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扑向地面。那时，我每天看书，从未间断。
1916年6月11日，在我的日记本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载：晚饭过与家人坐庭下，闲谈予家昔年事。父亲谓当十余年前，金选卿公设帐，予时方二、三岁，头上生异疮，昼夜号啕，唯金公抱之外庭，见庭联即破涕为笑，且目注联上字，不少瞬。因大奇之，尝嘱告家人日：是子未离乳臭，即知如此，他日必善读书云云。噫！予生性驽钝，年已弱冠，而尚屑琐自牵，虚度韶光，视诸古人，即不能如终军之称缨，为国家建勋立业，又不能如李长吉之赋高轩，王子安之赋滕王，以文章见重公卿，乃上蒙先人虚许如此，实所不解。谨述之于斯，其亦以之当座右铭，勤励来日，虽不敢望必达金公之言，希幸不致无闻于世与草木同腐焉也可。
前辈的赞许，家人的期望，不断鞭策着我发奋攻读。
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为常常觉得天资不高，就更加促使自己发奋苦学，这是我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在温师五年时间，我从图书馆和同学朋友处借阅了大量古书。学习过程中，常与师友磋商，获益不浅。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国文教师张震轩（榈）
先生和高班同学李仲骞（骧），他俩人堪称为我的良师益友。当我刚进师校，童心未除，懵不知为学，由于李促骞的启发，才引起我对于古籍和诗学的兴趣。
他借我袁枚的《随园诗话》和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集》等。几年当中，我沉潜于旧书堆中，自《四书》而《毛诗》、而《左传》，各相继读完。而且，我也开始了旧体诗词创作。有一次，我在一位同学处见到一本《词谱》，试作一首《如梦令》，最后两句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张震轩先生看到颇为赞赏，在句旁加了密密的朱圈。这几个朱圈，至今，我仍有深刻印象，好象还是耀在我的眼前。我之所以能够走上治词的道路，与这两位师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18年，我以第十名卒业于温州师范学校，张震轩先生l临别赠诗日：诗亡迹熄道沦胥，风雅欣君能起予。
一发千钧惟教育，三年同调乐相于。
空灵未许嗤黄九，奔竞由来笑子虚。
听尔夏声知必大，忍弹长铗赋归欤。张老先生的勉励，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从温师毕业之后，即分配到任桥第四高小任教职。从此，六十年来，我就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
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中这两句话，看来很有道理。当我离开温师，就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力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教师如胡适之、郭秉文等，皆新学巨子，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一个多月里，听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活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它许多新课程。本来，我想于七月间乘机投考高等师范，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加上自己平时不注重科学，英算甚生疏，临渴掘井，恐无把握，便决定在教师岗位上边工作边自学。
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无名师指点，时时感到困惑。但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读《龙川文集》，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所感动。以为“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一一慎（欧）社，社友中如刘景晨、刘次饶、杜鹃翔、梅雨清、李仲骞等，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经常与他们一起谈论诗词，论辨阴阳，收获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刊载。
温州是许多诗人活动过的地方，东晋开始就见诗人踪迹。住温师时，我就喜欢访求名胜，登临山水。十五岁游平阳的南雁荡，十六岁秋登乐清的北雁荡。
“游踪虽未半天下，已胜当年谢客儿”。这是我当时写下的诗句。十九岁时，游西湖惠山，游上海、无锡、南通，心胸知识为之一展。我想：安得他日再探五岳，登天台、峨媚、武夷、巴蜀诸胜以及世界最繁华之区，“以一饱我眼福哉。”
我把游历和读书一样看待。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正是希望自己的诗词文章，能够得到江山之助。
1921年秋，我应友人之招，到北京任《民意报》副刊编辑，得到了北游的机会。当时，我曾写下了一首《登长城》诗，日：
不知临绝顶，回顾忽茫然。
地受长河曲，天围大漠圆。
一丸吞海日，九吴数齐烟。
归拭龙泉剑，相看几少年。
此后，我又转向西北，在西安中学、西北大学任教。在西安期间，有机会实地考察古代长安诗人行踪，更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知识。
二十岁至三十岁是我治学多方面探索的阶段。温师毕业后，在北京和西安住过五、六年，那时我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写过《唐铸万学考》。我的设想很多，计划十分庞大。
我一度曾发愿研究《宋史》，妄想重新写一部宋代历史，并且花了五、六年工夫，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
二十五岁时，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黄仲荃先生“参绥阁”的藏书移藏在温州籀园图书馆里，我将家移至图书馆旁边，天天去借书看，几乎参绥阁藏书本本都翻过，每天晚上把它记入《日记》。
1925年至1929年间，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这里是一个美丽的景区，严子陵钓台就在这个地方。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严州府书院，里头有州府的藏书楼。我到学校，校长带我到各处走走。我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看，结果发现一个藏书间，里头尽是古书，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廿四史、浙局啸园丛书等，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校长交代把这些古书整理出来。我就在此扎扎实实地看了几年书。这期间，许多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我全都看了。
但是，对于如何做学问，我还经常处于矛盾当中，早晚枕上，思绪千万。
有时候欲为宋史，为《述林清话》，为（《宋理学年表》，有时候欲专心治词，不旁骛，常苦无人为予一决。经过反复思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
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因此，我的《唐宋词人年谱》以及姜白石研究资料，基本上就在三十岁之前写成。
词学对我来说，先是感到兴趣。我在十多岁就已经试着填词，但研究工作，还是三十岁前后的事。研究词学，我是从校勘和考订人手的。当时，我所做的工作，似乎有点“不入时”，但我想：“人生在世，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何必阿附流俗，强所不能，我国文学待掘发垦植之地尚多，只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我已认定目标，决心向词学高峰攀登。
为了争取名师指点，1929年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疆村老人通信。12月11日，我接到了疆村老人的亲笔信，云：瞿禅道兄：
榆生兄转贲惠笺，十年影事，约略眼中，而我兄修学之猛，索古之精，不朽盛业，跛足可待，佩仰曷极。梦窗生卒考订，凿凿可信，益惭谫说之莽卤矣。
梦窗与翁时可、际可二人为亲伯仲，草窗之说也。疑本为翁氏出为吴后，今四明鄞慈诸邑，翁性甚繁，倘有宋时家牒可考，则梦窗世系，亦可了然，弟曩曾丐人广求翁谱，未之得也。我兄于彼郡人士有相洽而好事者，或竞求得佳证，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自我兄而昭晰，岂非词林美谭？阁下其有意乎？弟衰慵之质，无可举似。宏著有写定者，尚盼先睹也。率复，即颂撰安不一一。
疆村老人谦恭下逮，使我深受感动。我把疆村老人的复信恭录在日记本上。
疆村老人住在上海东有恒路德裕里。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仍对后进尽心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本专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证》，疆村老人亲为题签。疆村老人并约我“过沪相访”。
能有机会得到疆老人的教诲，这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实在难得。那期间，直到疆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几十年来，这位老人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