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见这个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太炎先生既讲国学，孔教是国学中的一部分，他为什么竟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先说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又举了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他们如何解“耶稣”为父亲复生，如何解“墨者钜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为美”为俄罗斯一变至美利坚；他们的思想如何起源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
我听了这些话真气极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这类的妄人！
我以前在书本里，虽已晓得经学上有今古文之争，但总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哪里知道这个问题依然活跃于当世的学术界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这班无聊的“今文家”敢出来兴妖作怪？
“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极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很不幸的，“国学会”开讲还没有满一个月，太炎先生就给袁政府逮捕下狱。我失掉了这一个良师，自然十分痛惜。但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么走去了。
我以前对于读书固极爱好，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我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们的主宰。
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于是我有了烦恼了：对于这许多材料，如何去处置呢？处置之后作什么用呢？处置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时时盲目地侵袭我的心，我一时作不出解答来，很感着烦闷。
不知是哪一天，这些模糊的观念，忽然变成了几个清楚的题目：
（1）何者为学？
（2）何以当有学？
（3）何以有今日之学？
（4）今日之学当如何？我有了这四个问题，每在暇闲中加以思索，并且搜辑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评。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这四载中的闲工夫，都耗费在这上面了。
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
“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
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
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径致用”上。
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以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览的习性，总想寻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坏法。
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
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
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
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中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
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
我觉得在我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之前，最好对于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帮助。
于是，我把今、古文的问题暂时搁起了。
章太炎：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又过了数年，我对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
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
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
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虚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
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书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
在文学上，他虽然标明“修辞立诚”，但一定要把魏晋文作为文体的正宗。
在小学上，他虽是看言语重于文字，但声音却要把唐韵为主。在这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
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二、整理国学的发轫
我的野心真太高了。要整理国学，就想用我一个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要认识宇宙，就想凭了一时的勇气去寻得最高的原理。
我的幼年最没有恒心。
十余岁时即想记日记，但每次写不到五六天就丢了。笔记亦然，总没有一册笔记簿是写完的。
自从看戏成了癖好，作《论剧记》，居然有始有终地写了好几册。后来读书方面的兴致渐渐超过了看戏的兴致了，又在《论剧记》外，立《读书记》。（《读书记》的第一册上，有这样一段小叙：
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诮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之豸。
这是民国三年的下半年。这一年的国文教师是马幼渔先生（裕藻），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先生，他们都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使我在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之后，更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读。
笔记簿：千金的敝帚
这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正式用功的第一年。可是做得太勇了、常常弄到上午二时就寝，以至不易入眠，预伏了后来失眠症的根基。
我的读书，总欢喜把自己的主张批抹在书上，虽是极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击。
别人读（《国故论衡》时，每以为《文学总略》是最好的一篇，我却以为其中除了“经、传论业”一段考证以外，几乎完全是废话，既不能自圆其说，即攻击别人的地方也反复自陷。例如萧统《文选》本为自成一家之选文，不必要求完备，其序中亦只说选文体例，不是立文学界说，而太炎先生斥其不以文笔区分而登无韵之文，又说他遗落汉、晋乐府为失韵文之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要完备各方面的体制了，他从经史中寻出各类篇章的根源，可谓得文之本，但又斥他“经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溃散，钞将何为！”
这等读书时的感想，逢到书端上写不下，便写入笔记簿里。写的时候，也只大胆顺着意见，不管这意见是怎样的浅薄。到现在翻开看时，不由得不一阵阵地流汗，因为里边几乎满幅是空话，有些竟是荒谬话；又很多是攻击他人的话，全没有自己学问上的建设。但一册一册地翻下去时，空虚的渐渐变成质实了，散乱的也渐渐理出系统来了，又渐渐倾向到专门的建设的方面了，这便使我把惭愧之情轻减了多少。
因此使我知道，学问是必须一天一地实做的，空虚和荒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个阶段；惟其肯在空虚和荒谬之后作继续不断的努力，方有充实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现在所承认为满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过了十年再看，也还是一样的羞惭流汗。所以我对于我的笔记簿，始终看作千金的敝帚。
用时代分目录
以前我弄目录学时，很不满意前人目录书的分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为要整齐书籍的量，把篇帙无多的墨家和纵横家，一起并入杂家。
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因为书籍的部类，是依着各时代的风尚走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想用了学术史的分类，来定书籍的分类。大概的分法，是周、秦为一时代，两汉为一时代，六朝又为一时……再从周、秦的时代中，分为经（如《诗书》）、传（如《易传》）、记（如《礼记》、纬（如《乾鉴度》）、别经（如《仪礼》）、别传（如墩子夏易传》）、别记（如《孔子家语》）、别纬（如《乾坤鉴度》）等。又分别白文于注释之外，使得白文与注释可以各从其肘≥不相牵累，例如《诗经》就可不必因为有了《毛传》而称为“毛诗”。
这些见解固然到现在已经迁变了许多（各时代的中心虽各有显著的差异，至于各时代的两端，乃是互相衔接的，必不能划分清楚），但中国的学问是向来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用历史上的趋势来分，似乎比较定了一种划一的门类。而使古今观点不同的书籍悉受同一的轨范的可以好一点。
民国四年，我病了，休学回家。
用时代分目录的计画，到这时很想把它实现，就先从材料最丰富的清代做起。《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是一个很好的底了，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名为《清代著述考》（即《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一篇中所说的《清籍考》）。
弄了几个月，粗粗地成了二十册。
同时在《著述考》外，列表五种：（1）年表；（2）师友表；（3）籍望表；（4）出处表；（5）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编成的只有“籍望表”一种。
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以前我曾经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馒钉”的，是“束发就传，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