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的谈话》一书的波兰语原文版单行本是在2002年7月16日收到的。当时正在太原市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给我惠寄此书的是美国名校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赖斯大学德语与斯拉夫语语言文学系教授艾娃·汤普逊博士；博士每年访问欧洲，尤其是波兰。作者柯拉柯夫斯基的三本故事书篇幅都很小，但是不容易买到。2001年5月31日到6月27****有机会在波兰做访问学者四周，在波兰从南到北各大城市去过很多新书店和旧书店，都没有买到。波兰人读书风气很好，所以好书销路不错，反而不好买。
《与魔鬼的谈话》是在2005年下半年翻译的，在当年的圣诞节那天完成的初稿。用的是横格笔记本，铅笔，以便于校对、修改，然后亲自用文字处理输入计算机，因为输入过程是又一次的修改过程。之所以翻译，是因为觉得作品本身很好，有可能发表，但是也有发表不了的准备，就算打个水漂吧。这是几十年辛苦得来的经验教训之一。
那是在2003年以后差不多三年的时候。2003年第1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之后，北京三联书店编辑文静女士和我联系，讨论出版该书和同一作者的《天堂的钥匙》的合集。
文静努力说服三联领导把这本合集收入“文化生活丛书”，又用几乎三年时间和三联有关方面一起努力解决版权购买问题，直到2006年秋天才获得成功。受到鼓励，在这个时候，我把《与魔鬼的谈话》译稿拿出来校对修改，写出“前言”，再和出版社联系。2007年1月，三联出版《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反映不错，卖得也很好，在北京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门市部排名第三，在万圣=社园排名第五。令人欣慰。但是《与魔鬼的谈话》依然没有找到出路。
春节后不久，《南方周末》“阅读”版发表了刘小枫先生论《暗算》的对话体大文章，我立即以电子邮件方式请教该版主编刘小磊先生是否可以提供刘小枫先生的联系方式，并且提及远在1992年和刘小枫先生在越洋电话中讨论过翻译几本书籍的旧事和自己的几本译著。刘小磊先生很快给了刘小枫先生的联系方式（十分可以理解的是，编辑们是不轻易随便提供他人的联系方式的）。致谢之余，我给刘小枫打电话，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帮助。谈话极其简短，大约只有两分钟。结论是：找华夏出版社陈希米女士。
此前因为翻译出版事宜，我已经和陈希米女士建立了联系。
我和陈希米女士谈了刘小枫先生的建议，并且给她发去《与魔鬼的谈话》译文的电子版。很快收到华夏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这本小书的通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购买了版权。不久以后读到2007年5月24日《南方周末》“阅读”版长文《天不丧斯文》（副标题：“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访谈者为陈洁），文中提及陈希米在华夏出版社主持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文章读后，对陈希米女±在译介和出版外国文化经典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肃然起敬，十分钦佩，也再次感到刘小枫先生的卓识远见和艰苦努力。一一《与魔鬼的谈话》这本小书的面世，再次生动地表明，长年的努力是基础，而机会和缘分虽然十分重要，却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就个人而言，2007年10月5日是单枪匹马努力自学波兰语50周年。
1956年夏天，我在北京汇文中学（当时的北京26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到现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专业学习（当时的北京俄语学院；1956年秋天，波兰语、捷克语专业从北京大学迁入俄语学院。，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迁移”的理由仍然百思不解。俄语学院1958年和当时的外语学院合并。到上世纪末高升为大学；常识教导我们：“大学”是指“综合性高等学校”，所以，“外语大学”的涵义也是百思不解）。汇文中学保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中学时期打好了坚实的俄语语法和词汇的基础，但是不是在课内，而是在课外。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俄语广播讲座，分初、中、高级班，共三年。我按时收听广播，完成作业，邮寄给电台，他们批改之后邮寄给我，都是十分认真的，确实“疯狂”了三年，直到1955年初学完高级班的课本俄语文选。我记得文选包括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麻雀》，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一卷最末一章最末一段，附加的标题是《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等等。讲课的老师是刘光杰先生。那时还时常举办语法讲座，得提前到西长安街府右街西面路北电台收发室领票，讲座在东长安街南河沿路西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小礼堂举行，讲座完毕放电影。（在1976年秋天以前，北京的家一直在东单苏州胡同内的芝麻胡同。离北京站、王府井、南河沿等地都很近。苏州胡同的来历很有意思：据传说，苏州人姚广孝受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皇帝和明成祖朱棣皇帝的重视，设计北京潭柘寺，亦即北京的蓝图。故民间传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
为建造北京，苏州大批工匠北上，住在北京内城东南角，即现在快要被新时期伟大开发商拆光的苏州胡同及其附近区域。另一说法是明清五百多年，不断有“下有苏杭”的苏州的美丽少女被送到京城，就住在这条胡同，故名苏州胡同。都很可信。还有，苏州胡同附近的麻线胡同东口路北第一家住宅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一雌一雄，每年果实累累，大概有几百年树龄。前三四年还在。希望北京园林局设法保住这两棵“中国树”。）一一我读完中级班的时候参加了考试，通过了，还收到了“毕业证书”；但是在结业会上发奖时候，没有发给我，记得当时得奖者之一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母亲，她必定修养很好，因为他父亲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其实，委员会应该鼓励我这样努力学习的少年的。呵呵，是心理的不平衡啊。
当时常常去王府井的外文书店，那里出售物美价廉的俄语版苏联图书。我买的书主要是苏联中学8—9年级的两本《俄国文学史》（19世纪以前、19世纪各一卷；10年级学习苏联文学。当时苏联中学是十年制）和相应的作品选读。高中二年级时候还翻译了文学史第二卷最后一章“契诃夫”，大约三万字，那是一次严格的锻炼（这时候，我国第一部《俄华大辞典》出版，上下两册，我姐姐杨德琴用等于她半个月工资的贷款为我购买，后来数月逐月扣除工资偿还。姐姐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给予我的帮助，我是没齿不忘的。大辞典很有用，但是错误很多，后来出版社寄来了一本“勘误表”，足有大约150页。如今二者都不知去向，有点对不起姐姐。——另一目的是想投稿得一点稿费，因为家境实在困难。投稿失败，现在看来是可以预料的，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从比例上看，稿费在一直递减：到2007年，翻译稿酬大约是千字40～60元，而且不大区分外文种类、译者水平和翻译内容。
老经验是：翻译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有经验的译者大概一天可以完成1000多汉字，包括选材、阅读、翻译、校对、查找资料、注释等等。稿酬是在翻译文稿出版以后发给，还要上税。有时拖欠，译者也大多难以开口索要，只好等待。就个人而言，不能够指望在这样的翻译活动中讨生计，在很多情况下，倒是要靠别的收入“资助”译事，靠兴趣和对文化事业的忠诚吧。一般硕士、博士学问虽大，却都有待积累翻译经验，遑论得到约稿之难。现在教英语，开课或者家教，每小时大概是30—70元，下课马上收费，立竿见影。所以，市面上好的译文、译著很少，此中原因很容易理解）。《俄国文学史》的特点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事件，也十分简要地介绍俄国通史、造型艺术史和音乐史；有著名油画的钢笔素描临摹，表现力很强，辅助引起读者对俄国绘画和音乐的兴趣。在轶事方面，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托尔斯泰青年时期为自己制定的庞大的自学学习计划，共11条，包括学习5种外国语（到老年时候，托尔斯泰懂14种外语，包括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拉丁语）。这两本文学史后来成为中国大学俄国文学史课本，升了很大的一级；然而，很多学校外语系不开或者开不出俄国文学史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