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维尔利用纪念建国二百周年激发的爱国热情，不失时机地将美国描绘成全盘基督教化的国家。他和由他创办的自由洗礼教学院（后改名为自由大学）的七十个演员一起周游全美，到过一百四十一座城镇，巡回演出一出名为《我爱美利坚》的歌舞剧；他自己也布道，“美利坚回归上帝，”他回忆道，“我们提醒那些成千上万来看我们节目的人们，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正在受到心中没有上帝的风气的威胁。我们警告他们，我们的政府首脑正在制定的政策，可能会毁坏这个国家建国的道德根基。”菲奥维尔又说：“大约在那个时候，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报告显示，百分之三十四的美国民众自称是‘再生基督徒’。我们当时正在调动数千万的浩荡大军。这场斗争将继续下去。”
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开国先贤们重新作一次彻头彻尾的宗教包装。“不知为什么，我过去认为政教分离观点的目的是抵制教会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菲奥维尔写道，“我错了。实际上，对我们的先贤们来讲，尤其是托马斯·杰弗逊和其他来自我们弗杰尼亚州的同事们，制定政教分离模式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对教会事务的干扰。在这个伟大的民主政体的初创年代，先贤们从来就没有想要让政府远离基督教的真谛，或者禁止基督徒应用《圣经》中的原则影响政府施政。”当年那些撰写《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反对宗教评估请愿抗议书》的弗吉尼亚人，更不用说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如果得知他们当初的建国初衷，现在被人理解为让政府运作与“基督教的真谛”保持同步，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马丁·路德·金二世在五、六十年代利用黑人教会进行的民权运动；七十年代，白人传教士在神坛上发动的一场场“回归”运动；这两者之间的最关键的差别之一，是金和菲奥维尔两人截然相反的历史观。
金呼吁全美民众兑现《独立宣言》中的承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菲奥维尔则称他正试图将美国从所谓的“迷途”拉回到一条正路上——这是从一个与历史事实相反的观念引申出来的说法——美国是基于神学精神建立的国家。“任何一个精通美国历史的勤勉之人，都能看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些信奉上帝的人们按照信奉上帝的原则建立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1980年，菲奥维尔在一份题为“听着，美利坚！”的宣言中写道。数年后，在一份“道德伦理多数派”
（Moral Majority）报告中，菲奥维尔的组织号召兴起“一个传统的、尊重上帝的、赞扬耶稣的复兴运动，让美利坚回归上帝”。
这种说法，恰恰是那些小心地将美国民众的诸项权利植根于“自然神”馈赠之中的开国先贤们所希望避免的。但是，在菲奥维尔协助下创造出来的“神话”阴魂却久久不散。一套非常畅销的系列小说《遗弃》（Behind）的作者之一亭姆·拉黑（Tim LaHaye）写了一本鼓吹同样观点的书，题为《我们的开国先贤的宗教信仰》（FaithOur FoundingFathers），传教派组织制作了许多书籍、录像、IVI和网站，鼓吹“美利坚信奉上帝的传统”。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通常被称为“宗教****”的势力渗透之广，在许多美国民众心中形成了一个印象：基督教传教派的浩荡大军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尽管实际上他们还够不上一支新兴力量，这并不等于政治中间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
里根的使命
有一个人完全理解应该怎样对待传教派势力——他一开始讨得他们的欢心，后来又令他们烦恼。此人便是罗纳德·里根。他是一个在宗教信仰上既认真严肃、又折中温和的人，妻子热衷于星相学。鲍伯·斯劳什（Bob Slosser）在1984年出版的有关里根的书《里根——里里外外》的开场白是历届总统传记中最奇特的。斯劳什原是一名记者，后来成为派特·罗伯森创办的基督教广播电台的副台长（并且与罗伯森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中记录了一件1970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发生在赛科门托的事。当时，里根加州州长的八年任期已经过半，演艺圈中的派特·卜翁（Pat Boone）带了几个传教派头面人物来见里根。其间，有人提议作一次祈祷，于是，里根和他的五个客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乔治·奥特斯（George Otis）是一个基督徒商人，他站在里根的左边，开始祈祷。
“我知道当时神灵附身，”奥特斯回忆道，“实际上，我感到惭愧。我能感觉手臂里有一种脉搏。我的手——那只握着里根州长的手在颤抖。我觉得手足无措。”
然后，斯劳什写道，奥特斯“转向罗纳德·里根，称他为‘我的儿子，。……众人用‘令人愉快’来形容他的‘祈祷’……门厅里绝对静谧无声，只能听到乔治的声音。每个人都在闭目聆听。‘如果你挺直腰板，来到我的面前，你将入主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祈祷结束了。
他们又沉默了三到四秒钟，众人睁开眼，七个人有些羞怯地松了手。里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看着奥特斯的脸。他只非常清楚地说了一声‘好吧！”
十年之后，里根击败卡特之后不久，卜翁给里根打电话，问当选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手拉手祈祷，心中有一种预感，天将降大任于你的那件事”。斯劳什写道，里根立刻回答说：“我当然记得。”
里根是一个具有许多侧面的人。他凭借自己的远大眼光和坚强意志，将自己塑造成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最机智敏捷的元老人物、一个以自己的意志扭转国家乃至世界的美国总统。在他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以及在他七十高龄时身受枪伤后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里，他的宗教信仰自然是一个因素。他伤愈后继续前进，从不妥协，坚信大难不死，上苍必降大任于他。
里根和他心目中的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喜欢在美利坚的公共宗教中扮演一个牧师的角色。1984年，里根站在法国海岸，纪念四十年前罗斯福为之虔诚祈祷的诺曼底登陆的胜利。“这些都是在杜佛角（Point du Hoe）浴血奋战的男儿，”他说，向解放欧洲的先头部队的工兵战士们致敬。“这些都是攻占悬崖的勇士们。”他的声音饱含深情，里根说：“诺曼底的勇士们坚信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坚信他们是在为全人类而战，坚信一个公正的上帝会在这一片阵地上——或下一个阵地上保佑他们。”
他的演说是如此优雅、坚定和有力，只有玩世不恭的旁观者才会想起，“二战”时期里根本人是在好莱坞度过的，他拍了些训练片。那一天，在诺曼底——还有在他杰出的政治生涯里的每一天——里根所做的是他最擅长的事：让美国民众相信自己的国家是沉沉黑海中一盏明亮的灯塔，是生性勇敢、品质良好的民众的故乡。他喜欢引用温什洛普笔下的美国形象——“山上的一座圣城”，他在这句话上加了一种里根式的视觉效果：按照里根的说法，美国成了“山上的一座灯火辉煌的圣城”。
在内心深处，里根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将人间的争斗看成宇宙问的善恶之争，但他不认为这场斗争会以毁灭性灾难告终。那个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水上救生员，最终变成了一个自信能将世界从集权主义和核战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的成年人。他认为，他能够通过私下说教的方式说服莫斯科，让苏联人意识到自己正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同时，也帮助美国民众相信自己，以及他们在世界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他的归宿感还引发了他对神学中“世界末日”观念的好奇心，对于一个核武器时代的美国总统，这至少算得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怪癖。（在卢·堪能[LJou cannon]所著的重头传记《里根总统：毕生的榜样》中的索引表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Armageddon]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各类平权法规”[Affirmive Ation]的三倍——六比二。）堪能在书中写道，卜翁和奥特斯造访一年之后，里根对加州参议院临时议长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善恶决战、耶稣再降人世的时机已完全成熟。”这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1980年，里根在杰姆和泰米·菲·贝克的PIL电视频道节目里曾说：“我们可能是亲眼目睹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一代人。”在离任后，里根曾对堪能说起“那些气候异常”可能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征兆。
位于加州西米谷地（Simi Valley）的里根文献档案馆里，有六个文件夹，其中有三百多页的文稿。通过这些文稿，人们可以窥见这样一个经常被错误地丑化成一个政客的、漫不经心的电影明星的内心世界。那些年代已久的一大堆纸张，是二十五年前里根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召开的全美传教士协会年会上所作的一次演讲的初稿和备忘录。这个演讲的时间是1983年3月8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如果人们还记得这次演讲的话，一定知道那正是里根不断使用“恶魔帝国”这个词形容苏联的那次演讲，这个词是一年前他在伦敦的下院作演说时第一次使用的。
文献档案里的那份奥兰多演讲初稿，上面有里根在演讲前的那个周末所作的亲笔改动。这份一共十七页、用打字机打成的、双行间隔的初稿，揭示了里根比一个简单的“冷战好战分子”有更深的内涵。在里根用钢笔细致地逐字逐句修改文稿时，他是从历史、神学等多方面考虑的。他精通公共宗教，在文中引用了威廉·潘、杰弗逊、华盛顿和托克维尔（他对托克维尔的原文作了重大改动，换了一些词语，使其更加朗朗上口）的话。里根认为，“开国先贤的伟大之处”在于坚信潘所说的，“不肯臣服于上帝之人，必臣服于暴君”。他能随口提起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有关祈祷和总统的轶事趣闻，而且很清楚，他当时正在试图缓和演讲稿的严厉口吻。他凭着记忆，在演讲中加进了一段有关林肯的往事：“艾伯·林肯曾说过‘有许多次，我在一种无法抗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驱使下，双膝跪地祈祷上帝’。我能理解他当时的感受。”
这份由演讲撰稿人托尼·都仑（Tony Dolan）起草的演讲稿中，原先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些在政界里的人们必须提醒自己，有时，我们从事的繁忙公务会妨碍我们去静静地思考和建立坚定承诺，我们会轻易忘却那些最初将我们吸引到为公众服务的职业圈子里来的理想和原则。”
里根将这段话划掉，将语调改得更加积极乐观：“说实话，在政府中，有许许多多敬畏上帝、敬业和高尚的人。不错，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让我永远牢记那些最初将我们吸引到为公众服务的领域里来的理想和原则。”这是大家手笔，他开门见山地向那些从政的人们致敬，赋予他们以大任。他没有贬低从政者，借此抬高那些信奉宗教的人，而是抬高所有的人，将演讲撰稿人原先写的“妨碍”一脚踢开。
里根还对演讲稿中对传教派至关重要的一些议题——人工流产、公立学校祈祷仪式等等作了处理，很明显，他在逐字逐句地审阅演讲稿的同时，想到的是人类的美德以及信守美德的人生之不易。“世界上有原罪和恶魔，”演讲稿中说，“我们是被《圣经》和我主耶稣联合起来、尽全力与其抗争的。”演讲稿中有一段流畅的文字，承担了美国自身对种族歧视负有的道义责任。“我们决不能回到过去，”里根说，“在这个国家里，是没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民族或种族仇恨的市场的。”
这些话是撰稿人写的，但是边上一段点明主题的话是里根用小小的、工整的字迹加上去的：“我们从上帝那里接到的训诫是言简意赅的——‘爱人如爱己’。”
转到海外的话题时，演讲稿对苏联的态度既强硬又具人情味。里根在谴责列宁的一句话——“道德价值应完全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时，仍然对行善赎罪抱有希望。“这并不意味我们应该关起门来，拒绝与他们达成一种谅解。”里根在稿子上潦草地写道，“我将尽我所能，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和平意向……但同时，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我们永远也不会在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上妥协让步。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自由。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通过这份文献渐渐显露出来的里根，是一个宽容、讲原则的领袖，他庄严地、坦率地谈论广义上的美国信念。他认为美利坚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万能上帝的敬仰，将会使其取得最终成功，而且毫无顾忌地将此信念诉诸言辞。“我坚信这一点，是因为追求人类自由的动力，并不来自于对物质的追求，而是来自于对精神的追求；此外，因为这种追求永无止境，它就必将令那些奴役同胞的人们胆战心惊，并最终彻底战胜他们。”演讲过后仅仅六年，柏林墙倒了；又过了两年，苏联不复存在。
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些被奴役的人们渴望美利坚哺育出来的自由精神——那种里根凭直觉就能理解的自由精神。1983年，在奥兰多希尔顿双塔酒店“桔冠舞厅”里，他对传教派的演讲结束语中，引用了一句自己最喜欢的名言：“我们的开国先贤之一的托马斯·平恩曾说过，‘我们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改天换地，完成任何一个教会无法单独成就的伟业。”
里根在与老年痴呆症作了长期、顽强的拼搏之后逝世，他的遗体被运到华盛顿举行国葬。在国立大教堂里离当年马丁·路德·金作他最后一次星期天布道的地方不远处，最高法院法官桑吉拉·对·奥康娜（Sandra Day O’Connor）被邀请前来诵读了一段里根最喜欢的话。这段话并非来自《圣经》，而是来自于约翰·温什洛普的《基督徒善行之典范》——这是一部美利坚的《圣经》，就像美国的公共生活一样，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