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就没有人相信我会追到张露，就连我自己也不信，我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假如张露跟我在一起后，应该如何相处。
高一下学期开始了，张露、张颖和科比都选择了文科，他们坐在教室的右后边。张星、杨浩、胡海涛跟我，都选择的是理科，由于我和张星臭名昭著，曾经被鲁迅安排在讲桌两边和靠后墙黑板都坐过，所以这次把我们四人安排在左边前两排，放在老师眼皮底下。
本来学校是计划，从高一下期就直接文理分班，好像因为教育局不同意的原因，才想出了把一个班分成两边的分班方法。上文科的时候，理科生可以自习，上理科的时候，文科生可以自习，而老师也会自觉站在文理班前面讲课。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毕竟是火箭班的学生，学习氛围还算浓厚，但一段时间后，难免有些乌烟瘴气。
我们四个臭虫就是瘴气之一，在班上除了怕班主任鲁迅之外，其他老师还真不放在眼里。我和张露坐在对角线上，我会情不自禁转头偷偷看她，有时候上文科，我甚至会一直望着她发呆。我仍然会哗众取宠吸引她的注意力，一次政治课上，我们4个人偷偷在桌子下斗地主，输了的被打耳光。打耳光是用叠在一起的两张扑克牌打，底是一个耳光，炸弹就翻一倍。初中的时候我是赌徒，之所以有两个结拜兄弟，就是为了“炸金花”合伙打假牌，我初中沉迷于此一年多，几乎每周都会把生活费输掉一半，不但牌打得丑，而且手气从来都很差，所以我之后再也没有碰过扑克。
这次我会参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张露，高中时代小男生心中的思维模式是：“看我多牛逼，敢上课打牌，我是超哥，崇拜我吧。”叛逆的青春期，反派人物确实会更吃得开。我当然是输多赢少，两边脸被打得通红，张星下手总是特别狠，所以我想要翻盘的心理被挤压太久了。终于，我一手好牌，这局我赢了16个耳光，张星要挨8个，我的心里已经憋得太久了：“哼哼，靠，终于轮到老子打你了，打老子那么狠，哼哼哼！”我实在太得意了，“准备受死吧，星星！”我不禁喊出声来，我甚至根本就忘记现在是在上课。
他们的眼神很慌乱，张星的嘴型好像是在说：“瓜勒哦，还在上课！”但却被我自动理解为恐惧和耍赖。我刚狠狠抽了两下，就迎来政治老师葫芦娃的怒火，他很干脆，只送了我们三个字：“滚出去！”
该死的葫芦娃告到班主任那里，教室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惩罚我和张星了，鲁迅只能把我们的座位安排到教室外面去，张星坐在前门，我坐后门。这下可真是出名到家了，我俩在教室外面坐了一个星期，每次下课都少不了被围观，那些狐朋狗友们每天都要过来洗刷我一次，拿黄贵的话来说：“龙哥牛逼，老子纵横江湖十几年，都没敢像你这么屌过，你是我偶像！”
还别说，我对这句话十分受用。张露下课后也经常会主动来调侃我，让我犯贱的心在呐喊：“值！”
经过高一上学期学生们之间的磨合，用四川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地皮踩热了。”三流高中的特点就在于，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有着奔着清华呕心沥血的，也有来混个毕业证的，甚至有过来体验生活的，在普通班里，混毕业证的就要占一半。
就拿葫芦娃来说吧，除了教我们政治以外，还担任一个普通班的班主任，有一次一位家长过来找他办事，想把儿子转到好一点的实验班去学习。可能是这熊孩子不懂事吧，在家里经常谈到自己的班主任，还一直称呼其“葫芦娃”，这家长平时对孩子的关心也不多，他去班上找班主任的时候恰好遇到葫芦娃，家长礼貌地问：“老师您好，请问胡老师在吗？”
葫芦娃不信胡，姓伍，还是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至于他的绰号是怎么来的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时候的葫芦娃很疑惑：“胡老师？请问您是哪位，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姓胡的老师呀。”
“我是某某同学的家长，我这次来是想找班主任帮忙把孩子调到实验班去，他们班的班主任不是‘葫芦娃’胡老师吗？”据知情人士透露，葫芦娃当时满脑子全是黑线，转班自然是没戏了，而且那同学高一结束后就退学了。
中学时代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可能让一个人变成完全与之相对立的人。比如英语夏令营我的同宿舍兄弟周靖坤，那时候的他绝对是个厚道人，我甚至跟他说过，要做生死兄弟，结果高一因为连续偷盗，被群殴好些次后，退学了。比如土豆班上的一位女生，自从高二分到理科班她荣升班花之后，不但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还给年级某个“超哥”当小三，在上演一出激烈的“正房斗小三”之后转学了。再比如鼻涕虫王珂，没有人瞧得起他，众叛亲离，就连我和土豆都跟他划清界限，可他高中毕业后却留学英国，现在是资深海归，年薪40万！
叛逆的青春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只有不想做的。成长，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只有一次次碰壁，才能学会走路，看清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