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名称问题，是沿用冀中回抗联和回民支队，还是另起名字。因为日寇搞了一个伪组织叫回教联合会，大家认为必须与日寇针锋相对，明确打出回民抗日救国会的牌子。开始对这一联合会是冠以回民好？还是称回族好？甚或称穆斯林救国联合会好？颇费了一番斟酌和推敲，觉得用回族称呼更确切些，这对当时国民党不承认中国有民族、更不承认回族、唯有大小宗支之分的谬论，也是一种反驳，但在回汉人民中却比较陌生。用穆斯林伊斯兰名字虽能引起回族的喜悦，却不为汉族人民所理解，也不太确切。最后仍决定沿用回民名称，定为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简称回救总会）。回民部队因人数尚少，暂定名为回民大队。为了帮助回民大队尽快组建好，决定所有部队中的回民干部战士一律调到回民大队。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回民部队与回救总会的关系，考虑到回族居住分散和人口少等因素，其工作尽管与党政军各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但因生活禁忌和民族隔阂的局限，大家很难把回民问题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顺便说一句，当时回族内部的许多特殊问题，外族同志是既不理解也不好插手处理。于是回救总会的性质既是回民的群众组织，又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为此还让我兼任了沧县副县长（到1942年成立青县时，干脆就由支队长兼任县长了）。当时各部队和各地方，遇有回民问题，都转交给回救总会处理。在总会与回民大队的关系上则决定，“组织上是一家，各自分工不同”。动员回民抗战是两个组织的共同责任。回民大队的任务是按着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建军原则，加强和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以优异战功，为回民为国家争光。回救会的任务则是全力支持回民部队，负责动员群众参军，拥军优属和改善回民生活。不论回民大队或回救会都要恪守回族风俗习惯，尊重伊斯兰教，利用回族内部特有的各种亲戚和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与争取瓦解回民出身的敌伪军工作，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日寇和回奸。为了两个组织的密切结合和一致行动，还决定我任总会主任兼任回民大队政委，刘震寰任回民大队大队长兼回救总会武装部长、组织部长。两组织的其他负责人，也几乎都相互兼职，如一大队政治教导员张文林同志兼任敌工部长（后任武装部长），四大队长刘喜三同志兼任总会生活改善部长，四分部主任李玉池同志既兼回救总会青年部长，又兼任三大队教导员，回救三分会主任刘愚农同志兼任三中队教导员，只有宣传部长丁溪野、韩志鹏和教务部长曹奎阿訇、秘书长刘树仁和《正道报》总编韩道仁等同志不便兼任部队职务，专做总会的工作。这样一种军、政、民三位一体共同团结回民抗战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确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1940年7月2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回救总会在这一天，于宁津县魏家庵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除边区党政领导外，有全体回族战士，部分回民群众和干部家属。接着8月1日又成立了冀鲁边区回民大队，并到回民聚居的新县镇正式召开回民大会进行庆祝。这一行动出人意料的在回族群众中引起了轰动和欢呼。许多回民奔走相告，“我们回回有了自己的总会了，有了自己的部队了”，“回回从此可以做人了，自己有事自己可以管了”，“有了‘主心骨’了”。当时冀鲁边区由于我军调走，日伪又回师扫荡，部队正处于减员和苦斗的时候，而在回民中却出现了参军高潮。甚至连思想比较保守的回族老人也打消了“怕自己孩子外出参军会反教，变成汉人”的顾虑，主动送子参加回民大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地的汉族兄弟在亲眼看到回民部队军纪严明、待人和气、作战英勇，完全没有过去“绿林好汉”的味道，也打消了隔阂纷纷前来参加回民部队。这才使我真正懂得运用民族形式的革命团体，对于被压迫民族是有着何等巨大的推动力。也使我开始懂得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理论认识稍有模糊或片面将会贻误革命事业的道理。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我们的回民部队就以20多名回族干部战士作基础，首先与活动在赵河一带的刘金友部队合编成一大队，然后由鲁北李玉池、李登武同志率领的小部队壮大成三大队，以刘庆云、宝童、刘国儒、韩景文和韩景正等同志先后领导的总会手枪队在石桥一带扩大为四大队，加上二分会的丁溪野、刘金声、张玉清建立的二中队，由三分会刘愚农、吴萼广、刘子久、刘振海等同志建立的三中队，包括收编的张文和一部分组成了二大队。就这样，在党和兄弟部队的热情支持下，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区党委和军区的重托，正式建立了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当时，一些同志甚至称赞回民支队的创建，是边区建军史上的一个奇迹。
由于回救会和回支是统一领导下的“一家人”，也就充分发挥了分工负责和协同动作的优势。首先是回民支队在近一年组建过程中，打掉了几个日伪据点，振奋了回汉人民，开辟了以高寨塔上一带为依托包括沧县东部、盐山北部、黄骅和青县南部的津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也为回救会干部直接创造了开展回民工作的条件。回想起来，那时的回支很关心回救会干部，不断地把缴获的手枪送给回救会干部。遇有敌情紧张，回支还主动通知回救会干部和回民干部学校，随部队一起行动。当时边区枪支极缺，地方干部特别是群众团体的干部弄到一支手枪是很不容易的，唯独回救会干部几乎每人都有一枪，而回救总会及其分会和村会的同志则以牺牲自我的精神，主动支援回支。其重要的业绩表现在，一是主动承担了优待抗日军属和烈属的全部责任。部队战士有什么困难，支队长及其他领导同志可以直接通知回救会或嘱咐军烈属亲自去找回救会来解决问题。二是动员参军，回救会不仅直接动员回汉青年参军，而且把自己直接建立的武装中队，合编到回民支队中去。三是主动承担了部队的一部分后勤工作，当时回支本身后勤工作很差，只在靠近日伪常郭据点的紫扎村建立了一个小型被服厂和随军卫生所，当干部战士得了重病或慢性病，有的也要到回救总会，由第三科长著名老中医张竹坡同志来治疗，病愈再回部队。1942年小被服厂被敌人破坏后，做军服的任务也大部分落到以张英达同志为主任的一分会同志们的双肩了。在这里我还特别要提出几位回救会的干部，他们是韩亚臣、王光宇、刘善林、刘恩洪、刘子久、刘振海、刘成林、刘景亭、李玉成、李仲秀等领导同志们，他们以特有的机智和经验，为回支完成了很多任务。他们中有的如刘恩洪、刘子久已为回族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而韩亚臣同志几乎终生像对自己兄弟一样热爱和支持回支同志，他的感人事迹，至今为石桥、孟村的回汉人民所怀念。
回救会为了改善回族生活，利用回民善于经商的特点，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回民到敌占区贩卖粮食和换回枪支弹药、纸张、油墨，供给军需民用。至于回救会为回族出版的《正道报》和教材，也成了部队的教材来源之一。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还不断联名发表告同胞书和告刘贼佩忱书，编回民歌曲。两个组织亲如一家，感情非常融洽，两者的干部也不断相互交流，回救会干部适于做部队工作的即调回支，回支干部战士适于地方工作的，就调回救会。我的老战友刘金声、肖兰亭（肖磊）、韩来仪（韩进）、王者兰和烈士吴福田同志就是与我在一起，时而到部队时而到总会工作的。
现在看来，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下党对回民抗日运动采取这样一种政、军、民统一领导和分工合作的组织形式，完全符合当时回族的实际情况。它包含着回民参政和当家作主的深层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回民协会所以能顺利的转变成为渤海行政公署的回民工作委员会，并赋予由回委会推荐回民干部担任回民聚居县份的县长和副县长的责任，也是由上述经验发展而来的。
三、正确对待宗教，探索革命思想教育与伊斯兰传统文化的恰当结合
在回民支队初创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遇到的另一个更为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党在回民部队中如何正确对待伊斯兰教？如何根据回族战士宗教信仰的现实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现实有三。
（一）我们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回族，而回族一个重要特点是全民信仰和崇奉伊斯兰教
当时，津南一带的回民在信仰程度上有很大不同，有的地区回民，对教门很认真，不吸烟不喝酒，许多老人保持着礼拜习惯，尊敬阿訇，不少人还会念几段“索莱”（经文），保持着严格的生活禁忌，婚丧嫁娶都请阿訇主持，也有的地方的回民宗教信仰已经淡漠。人们信仰程度上的不同，在一个村庄内甚至一个家庭内部也同时存在。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大文化，影响着回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政治关系、经济、生产、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无不渗透着伊斯兰文化，形成了回族特有的是非观、荣辱观和敌我界线，以及一整套相近的伦理价值观。当时我限于理论水平低，还不能深刻理解这一文化影响，但深知在人民中流传的“天下回回是一家”“行教门的人都是可以信赖的好人”“争教不争国”“为教牺牲光荣”等，已成为回族的思想共识和行为规范。
（二）面对的敌人是日伪、回奸及其威恩兼施的两手阴谋诡计
对津南回族震动最大的是日寇对沧州捷地清真寺的大屠杀。捷地村是一个很大的回民聚居村，有一座很好的清真寺，在日寇侵入时，几百名回民怀着侥幸心理，跑到清真寺里静坐，满以为日寇虽恶，恐怕不会到清真寺杀人。谁知恰恰相反，除少数几个人，都被杀害了，严峻现实激起了冀鲁广大回民的极大愤慨和惊恐。但日寇却另有更毒辣的手段，就是利诱和胁迫一些著名的阿訇如北京的王瑞兰、沈阳的刘锦标、沧州的刘宝衡，和回族中北洋时期的高级军政官员如山东的马良、北京的赵国祯、沧州的刘恩卿等，在日本特务的导演下，组织各级伪回教联合会，利用伊斯兰的含义是“顺从、和平、安宁”，打起“和平救国”的旗子，散布投靠日寇是“为回民的和平和安宁”，“顺从日本是安拉（主）的定夺”“抗战救国易，和平救国难”等滥调来麻醉回民的意志，当时一些回民，基于苟安心理，确也受到迷惑，有的甚至受骗参加了伪军和伪组织。
（三）我们党内在宗教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坚持共产党人必须“与一切旧社会的观念、传统进行彻底决裂”，对宗教现在只能是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任其自生自灭，否则就要背离我们的革命原则。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主张为了抗战，必须把爱教的旗子从敌人手中夺到我们手里来，主动打起保卫伊斯兰教的旗帜，这样既有利于争取团结回族群众和各界人士，又能更好地消除人们“共产党要灭教”的顾虑。还有一种主张则是以群众的信仰程度为转移，群众在宗教问题上愿意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群众不愿意做的，即使伊斯兰教有规定我们也不去做。
三种意见，各有道理，一时谁也说不服谁，最后还是李启华、马振华、周贯五等领导同志与我们反复权衡后，作了以下决定。
1.所有回支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回族的生活习惯，在节日里领导干部可以率领战士做礼拜，以获得战士和信教群众的支持。
2.公开提出爱国、爱教两大口号，阿訇和各界信教人士中如果提出抗日护教的口号，我们应给予支持，广泛宣传敌人在捷地事件的罪行，揭露敌人利用宗教的阴谋手段及其口蜜腹剑的灭教行径，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尊重和保护回民的宗教信仰，用事实帮助回民划清真信与伪信的界限。
3.部队要聘请随军阿訇，配备“海里凡”，遇有牺牲，完全由阿訇按伊斯兰教教规埋葬。
按着启华同志的说法是，宁可把政策的立足点放得低一些，也不要因一点大意马虎而失掉群众。
三条虽然简单，一旦和群众见面，效果可就大了。首先是阿訇和信教老人特别高兴，由于我们十分尊重他们，也就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每届主麻日，阿訇在向群众讲“卧尔兹”时，就引经据典的讲抗战合乎教义，回奸投降帮助敌人屠杀回汉人民是最大的“嘟世曼”（敌人）。凡遇到我和支队长参加主麻礼拜时，阿訇都请我们讲话，我们讲民族团结，讲抗战必胜的道理，讲党的宗教政策，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民族的形式，抗战的内容”。以后，我在50年的回族工作中几乎一直沿用了这一工作方法。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战士长期形成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观念的实际出发，进行抗战和革命思想教育。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估计不足，后来却成了经常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教育内容上，我们通过长期摸索，大体有这样几条经验。
（一）凡是战士一时不能理解、甚至有反感的内容，不讲。如讲授社会发展史时不讲“猴子变人”，不直呼猪名，按回民习惯语，叫“黑猫子”或“胡亥”，同志间开玩笑时，不准骂“你是猪”“你变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