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复
一、建构当代中国回族民族志的意义与内涵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同时，这种人口状态所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若从民族学方法中田野调查研究的角度看来，如何透过单一研究选“点”的积累，以达到对回族整体“面”的建构与认知，应是中国民族学中相当具有特色的一个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与社会调查的工作中，回族的认定虽然早已定调，但是其后所呈现出版的田野调查资料却相当不足，所整理出的民族志资料不仅零散，有限的区域数量与陈旧的内容似乎不能与回族存在的重要事实成正比。
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陆对回族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早期以政治问题、经济生产关系或回民起义史实调查为导向的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中一系列的社会历史调查[1]、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志等皆是。而近年来各地的新编方志等虽然也整理出部分地方性的回族民族志资料[2]，而这类资料无论在研究方法或选项分析方面，以今日相关学科的标准看来，似已嫌陈旧过时。所以严格说来，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陆学界对于回族有系统的田野民族志资料的建构与分析，基本上是有所不足的。
因此，完整的民族学或人类学式的选点、调查、观察、记录、取样、分析等的实际田野工作为基础的民族志资料仍属相当罕见。虽然早在40多年前，马长寿主持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已为当代回族研究的实地调查立下了历史学中“去糟存精、去伪存真”式的“科学道德”范例[3]。可是后续并具有相同水准和精神的民族学或人类学式调查资料的不足，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回族研究的遗憾之一[4]。
然而，由于受到学界对于强化研究方法和提升视野的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大陆学界分别出版了3部有系统地以民族学研究方法为取向的回族田野民族志，分别是：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以下简称《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同心县回族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以下简称《同心县》），以及姚继德、肖芒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以下简称《纳古镇》）。这3部新完成的调查资料的问世，标示着当代中国回族民族志的建构，已迈向一个有别于五六十年代，且以结合当代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式为导向的新兴成果的展现阶段。
二、“点”的选择：民族志与“社区”研究的新意涵
前述3部回族民族志数据，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所选择的田野地点，都是研究当代回族现象中具有一定代表意义且规模以不超过县的建制的小型地方单位。以《变迁》为例，其对象为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的纳家户。在《同心县》方面，则是以宁夏吴忠市的同心县为主。至于《纳古镇》，则集中在云南玉溪市通海县纳古镇（原纳古回族乡）。这三个地点的规模大小，若以调查时的回族人口来说，同心县最多（220464人，占总人口80.41%），纳古镇次之（6079人，占总人口82.7%），而纳家户最少（4101人，占总人口96.7%）。
虽然这3个民族志地点的规模有限，但从人口、社会结构的特色上基本都可以视为回族研究的代表地区。其中像纳家户的规模最小，但其一直都被视为一个纯回民村，而近年来迁入的部分汉族人口还被当地回民称为“少数民族”（《变迁》，16页）。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回族的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他亦把纳家户视为西北地区回族教坊制社区的典型范例[5]。此外，像通海纳古镇，无论从历史发展和族群关系等角度看来，其在云南回族的聚落中是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的。至于同心县的选择理由，虽然书中并无明确的说明，但宁夏是中国回族聚居人口最集中的省区，同心的地理位置又介于发展条件较具优势的河套平原与南部贫困的西海固地区之间，这种过渡型的地缘特色亦应是可供参考的理由之一。
除了民族文化与地理聚落的代表性之外，这3部民族志资料在运用全面调查方法下，所展现出的横向观察与纵向分析的成果亦相当丰富。以架构而言，举凡历史沿革、民族关系、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等项目都涵盖其中，而民族志资料的呈现意义也多各具特色。像《变迁》一书中，则是强调以社会文化变迁的观察为主轴，来展现掌握时空环境演变中的动态性研究及其本质。而《纳古镇》中，则不时尝试地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例如描述式的亲属称谓Descriptive kindship system），来作为解释当地回族社会结构特点的辅助说明（128页）。此外，《纳古镇》一书中还收录与采集了不少珍贵的地方文史资料，例如西北苏非派哲合忍耶门宦的在当地传抄的《回族哲合忍耶道统史略》的手稿本便是一例（335～346页）。至于在《同心县》方面，由于这是以全中国重要少数民族为主的调查分册，因此在体例上有统一的综合篇、典型篇和专题篇，以彰显各种意义的地方特色。
从这3部民族志资料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泛民族问题”的研究取向外，其中亦有以民族志形态与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社区”（Community）的研究取向。基本上，回族的民族志可看做是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志的实验室，散布全中国的回族都可提供不同且多元式的民族互动经验和适应事实的“试管”效应。这种“泛民族问题”与“社区”概念相结合下的研究取向，应是展现这类“试管”效应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建构内容之一。
但若要真正地建立回族“民族志”研究的主体性，除继续强化这种研究趋势之外，仍必须落实当代回族民族志资料记录的完整化与科学化。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对少数民族研究的方法或方法论的领域中，无论学科之间如何进行整合，传统民族志资料的建构和整理分析仍是最基本的切入点。尤其是回族在中国“遍天下”的事实，加上民族属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质，以及“祖传式”地擅长于在异质性社会中产生不同但有效适应的优点，这些都说明了建构当代回族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志资料记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也是本文中3本民族志资料呈现的最重要的本质性意义。
然而，以民族志来作为建立当代回族“社区化”研究主体性的基础，其意义并非是指完全投入在一村一点式的田调资料的建立，而是应同时从较宏观的问题特色导向来着手。无论是传统的民族关系、宗教与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西北门宦教派、民族认同变迁和民族区域自治等代表性问题，或是如杜磊等西方研究者所提到的传统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sm）[6]、改革开放后的西安三宝双喜企业对社会与民族宗教的回馈的特殊现象等[7]，这些是更需要在详尽的民族志资料和方法取向的基础下，才能达成深广兼具的研究目的。而这也说明了今后大陆的回族学亦要和研究对象及地区维持一定的互动关系。虽然民族史以及相关的文献考证等研究领域仍有其价值，但是以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与精神为投入的基点，目的在于使回族学不要变成只重文献研判，而缺乏实际观察和经验法则验证的“回族现象学”。毕竟以实证经验为导向的研究成果是较有助于对回族实质问题的了解和解决，这对建立中国回族学研究的主体性和走向国际舞台也有一定的具体价值。
三、“面”的呈现：“以管窥天”还是“以点筑面”？
回族民族志与社区研究的综合取向虽然有着一定的成果展现意义，但若以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且仅次于汉族的民族的事实看来，选点式的社区研究，对于观察中国回族整体性特色的概念建构而言，是否会出现以偏概全，甚至“以管窥天”式的研究偏差呢？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杜磊以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来探讨中国回族的现象时，已发现这种民族志与社区研究应如何顾及“点”与“面”的问题。先不论当时有关部门对于杜氏田野地点的选择是否有所限制，但在其《中国穆斯林》一书的举证架构中，他以4个有一定代表性的回族社区来作为田野调查的展示点，其分别为：第一，前述宁夏的纳家户，其为西北典型的回族教坊制聚落，研究重点在宗教与经济变迁；第二，北京牛街，探讨都市回族问题的相关面向；第三，北京长营，典型的华北回族农村，着重于婚姻形态和乡镇企业发展等社会变迁现象；第四，福建泉州的陈埭，着眼于回族宗教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其中还涉及对于台湾穆斯林问题的观察[8]。
虽然杜磊是以研究民族认同来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轴（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标榜的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其在4个社区中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欠缺深入分析与时间投入的不足，以及把西方民族的概念与回族的概念过度等同化，加上将具体事例的描述与原先的理论建构未能紧密的结合等缺点，已被大陆回族学界有系统地予以批评[9]。严格说来，回族的族群属性及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所展现的民族认同现象，应是一种由“点”到“面”的整体性观察。杜磊以纳家户等4个回族聚落的表象观察就归纳出相关的具体结论，这种研究论述所潜在的“以小见大”的缺陷，自然无法建构出回族民族志与社区研究取向下那种企图做到“以点筑面”的微观与宏观兼具的扩大性效应。换句话说，对回族现象从“点”到“面”的观察研究，其间应有以“线”为触媒的思考视野，来发挥出“点”“面”之间的接榫效应。如以当代相关民族理论的内涵看来，部分游移于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边缘性回族”现象，应是具有代表这类“线”的呈现意义。
四、“点”与“面”的中介：“边缘性回族”所代表的“线”的意义
探讨当代回族的族性与族属的“点”“面”现象，必须先厘清回族社会在民族志观察下所呈现出的整体内涵。以民族志的观点而言，当代回族社会的整体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民族形成与祖源的多元性。
2.大分散、小集中的农商聚居形态。
3.（伊斯兰）宗教信仰与民族特质的紧密结合。
4.与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互动关系[10]。
以上四点，虽然是当代现象的呈现，但其形成过程，仍具有较为复杂的发展面向与累积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来，回族的先民及其来源，虽然可以上溯到唐宋以降东来的西域穆斯林，但中国本土开始有较广泛的外来穆斯林的分布和定居，并且开始使用“回回”这个华化意义较明显的集体称谓，基本上应从元代开始[11]。换句话说，近700年来，回族先民的主体部分是在以汉族社会为核心的中国内地里，经由不断扩大与繁衍下所形成的。这种特质，不仅是形成上述民族志的观点中“大分散、小集中”的主要背景，同时也意味着回族形成过程及其组成成分中，必然与周遭汉族的部分有所重叠。这种重叠，在历史上除了通婚与血胤的融合外，也包括战争所带来的强迫性宗教皈依。以西北地区为例，清代后期甘肃回民在抗清起事的过程里，便曾有强迫汉民改宗伊斯兰教的记录。近年来，笔者在甘肃穆斯林地区进行调查时，亦能发现相关类似现象的留存[12]。
当代回族成分中具有汉族的血胤成分，这原本就是回、汉两族形成过程中的共通现象。即使到今日，仍有汉族嫁到回族家庭后，自认为可以在原父母亡故后，就可以更改族籍为回族的例子[13]。甚至1999年1月，在山东郓城县陈坡乡马楼村，还将当地300年前被迫“出教”的马氏家族1100余人举行了“回归回族”“恢复信仰”（伊斯兰教）的隆重仪式[14]。这些例子显示出，即使在当代回族已具有法定少数民族的身份，但其民族边缘与我族认同，仍有借通婚或历史等因素而会产生变动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回族社会中，依然可以发现因文化现象与族群关系复杂而导致部分“边缘性回族”存在的事例。其中的关键，则在于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现象，在回族外在的族属识别以及内在的我族认同过程中，所代表的实质意义与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