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思想解放了，左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在过去，由于有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国的回族研究中思想不够解放，极左的东西还很多，但是经过1983年的银川会议以后，开阔了大家研究回族史的思路，增强了大家研究的信心，随后的云南会议、兰州会议都是解放思想的会议，对人们思想中左的东西进行了清洗，纠正了学术研究中左的倾向或民族歧视观念，确立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历史进行了评价，从而使研究的角度更新了。尤其是对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云南回民起义的研究以及起义领导人的评价上，以史为据，正面肯定了几曾非议的人物，如白彦虎、杜文秀、马德新等，对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回族军阀也开始给予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白崇禧、马仲英、西北五马等人的研究，评价上也较为中肯、全面，符合历史实际。在伊斯兰教的研究上突破了左的束缚，论文和论著的质量和数量均有大幅度提高，从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二是研究队伍扩大了，热心回族研究的人多了。与以往相比，回族研究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再仅仅是个别专家、学者的事了，参与面越来越广，除了专家、学者外，还有许多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既有回族，也有汉族、满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其他民族，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而且业余的同志占了很大的比例。许多老干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不图报酬，只讲奉献，都愿意为回族研究作点贡献，从而使回族研究在人员组成上是专家学者与回族的热心者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回族研究的强大阵营。可以说回族研究队伍还在扩大，因为每次会议都会有不少的新面孔出现。据估计，全国搞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和非专业研究人员目前已超过千人以上。
三是研究面更宽了，进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阶段。过去的回族研究仅仅停留在回族的形成、回族历史上几个重要人物等方面，而从回族史讨论会开始，由于每次都有侧重点地围绕某一、两个专题进行研讨，这样就深化了回族研究。除了回族史讨论会之外，近20年来各地还召开了不少回族研究的专题研讨会，比如回族古籍整理研讨会、经堂教育研讨会、伊斯兰教在泉州研讨会等，使研究面更宽更广了，并且在回民起义、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门宦制度、经堂教育、回族教育、回族经济、回族爱国主义传统、回族抗日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重要成果，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回族民俗、回族文化、回族伦理、回族建筑艺术等方面的著作，研究面越来越宽，进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阶段。
四是成果更多了，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自80年代以来，由于肃清了左的影响，随着回族研究阵营的扩大，学术研讨会的不断召开，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不少的内部或公开的报刊，回族研究出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而且这次鼎盛期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回族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各种专著层出不穷，不同内容或不同版本的回族辞典也不少，据初步估计，近年来每年都约有二三百篇成果问世，目前全国回族研究方面的论文、专著资料总量已超过两千篇（本）大关，这些论文、文章和专著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论文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很有学术价值。
五是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形式确定下来，极大地促进了回族学会的成立和回族学的学科建设。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官办民助的形式在近20年的回族研究中基本确定了下来，并经过实践检验，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作为群众自发性的一个松散的学术交流形式，过去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专门的干部编制，但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尤其是许多回族老干部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关怀，却能够每一两年开一次会，并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可以说这种学术交流形式已经普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随着回族史讨论会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回族研究，回族学的提法也被学术界逐渐接受，建立回族学也已水到渠成，成立全国性回族学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通过沙明会长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国回族学会在1998年的昆明会上已宣告正式成立，并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从目前来看，对回族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仅仅关注形成史的研究，扩展到回族文化、经济、教育、教派和门宦、民俗、民居、医药、伦理、科技、建筑艺术和民间工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艺（文学）等诸方面。卓有见识的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并在一些大学里培养有回族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设置有回族研究所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并且随着中国回族学会的成立，各省市区的回族研究会也相继正在成立，这必将极大地促进回族研究向纵深发展。可以说，近20年的回族研究，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使回族学逐渐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束绚丽的奇葩。
三、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回族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回族研究的回顾，我们不难总结出经验和教训。简而言之，经验主要有两条。
一是要营造良好而宽松的学术氛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的观点进行商榷、探讨，甚至交锋，从而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明晰史实，分清是非。近20年的回族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从大背景上讲，关键还有赖于“拨乱反正”后一个宽松的政治和学术交流的环境，若没有这种宽松而良好的学术氛围，一切都将无从谈起。1983年的银川会议带给全国各地回族研究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回族史的研究领域已经解冻了，良好而宽松的学术氛围已经形成。于是昆明会议上有人敢说话了，到了兰州会议，思想更解放了，突破了左的束缚，对历史上的回族人物评价更加客观了。这一时期回族研究中争鸣、商榷、探讨的文章逐渐增多，甚至在一些研讨会上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较少见到的、生动的学术思想的交锋。比如早在80年代初期就有关于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所起的作用问题的探讨；80年代中期又有对陕甘回民起义及领袖人物评价问题的商榷。真理是不怕被论证的，同样史实也是不怕被反复考证的，良好而宽松的学术氛围解决了回族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明晰了史实，分清了是非，贡献不小。
二是要有全国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形式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回族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近20年来如此丰硕的成果，原因很多，但其中关键的一条便是缺乏全国性讨论会的带动。过去的回族研究是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行为，是“散兵游勇”，而现在的回族研究由于有了全国性讨论会的召开，从而变成了集体行动，是“协同作战”。过去的研究者在全国来讲是星星点点，而现在的研究者则是一片片，在北京、宁夏、云南、甘肃、陕西等地都形成了一个个学术研究的整体。之所以形成这种今非昔比的喜人局面，功劳应该记在研讨会上。众所周知，回族分散于全国各地，单靠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力量来研究，精力肯定有限，光是在全国跑也跑不过来，而全国的回族学（史）讨论会这种形式恰恰弥补了这个不足，使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热心回族的研究者能坐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增强研究的信心，提高研究的水平，开阔研究的眼界。于是有的人就在当地搜集史料，就地调查，往往能够为研究提供许多很有经验的珍贵史料，或澄清了以往历史研究的错误，或补充以前的不足，从而完善了回族研究，使回族研究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各省区“轮流坐庄”这种形式，又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回族研究的开展，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和后备军。在这些会上，各地的专家学者才知道了回族对上海的杰出贡献，知道了回族先民管理上海、建设上海的历史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悠久；知道了闻名全国的铁道游击队是一支以回民为主的抗日武装；知道了蜚声中外的中山舰的舰长是回族；知道了延安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私人医生是回族；知道了南泥湾曾是陕北回民重要的聚居区等。这些都无疑增强了回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所以说回族学（史）研讨会功不可没，它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性回族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各地研究成果的尽早问世，促进了各地研究者对回族的执著偏爱。可见，召开全国性回族研讨会是个经验，一定要坚持下去。
论及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回族研究的教训，概括其一点，即要防止回族研究中极左思想的影响。邓小平同志讲，左比右更可怕，这确是经验之谈。在回族研究中左实际表现为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杜文秀、妥明称王就被说成是“民族分裂”；马化龙是教主，妥明是阿訇就否定回民起义；白彦虎被逼得跑到了国外就说成是“叛徒”；为了保存实力抵抗清军屠杀与阿古柏被迫短暂联合就说成是“卖国贼”；信仰伊斯兰教被认为是“迷信”，伊斯兰教被“揭露”成“毒害人民的鸦片”；若讲民族感情就意味着在搞“民族狭隘主义”；否认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怕有过分看重宗教作用之嫌）；否认回族在历史上的贡献（怕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不敢正确评价回族军阀，如白崇禧、马仲英、西北五马，不敢涉及近现代回族革命斗争史，更不敢涉及教派和门宦的研究；等等。于是在“宗教消亡”“民族融合”（甚至“民族同化”）的口号下，只讲共性，不计个性，种种践踏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事便层出不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被功利主义、强权政治、大汉族主义意识所取代。可以说极左思潮对回族研究的制约和毒害是深远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都有待于回族学界好好总结，好好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