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初，穆青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农村组组长、部主任。1951年调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1956年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副社长兼任国内部主任。从这一时期起，穆青的工作重点有两方面：一方面放在领会党中央关于新华社工作及新闻报道精神上，参与了新时期通讯社事业的开创与管理，研究了有关新华社的思想工作、业务开拓、新闻队伍的建设等大量业务理论，写出了《在分社领导岗位上》《应该增加一些报道问题的新闻》等多篇有价值的理论文章；另一方面，穆青从报道思想、采访写作、记者培养诸多方面作了探索与实践，写了《记者需要怎样的指导》《改进采访与写作》等文章，组织了对雷锋、王杰等先进人物的报道，指导了《上海最后一辆黄包车进了博物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著名报道的写作。
1965年，穆青迎来了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这年他采访了河南兰考县，同冯健、周原合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于1966年2月7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文化大革命”初期穆青被打成“走资派”，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大毒草”，后又因在日记中写下“文化大革命”是“一代人的悲剧”而被污为“现行反革命”，但他始终没有向林彪、“四人帮”低头。1972年，穆青恢复了新华社副社长的职务，同年写了《铁人王进喜》，这一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又一次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1975年10月，穆青与新华社朱穆之、李琴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江青在大寨讲话中攻击邓小平同志、影射周恩来总理的严重问题，受到“四人帮”迫害，被停职检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穆青再次恢复工作，于1977年任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兼新华社总编辑。1982年穆青担任新华社社长职务。在他作为社长的10年中，对新华社的新闻改革提出大量有价值的理论，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加快新华社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迈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取得显著成就。1992年11月，穆青以72岁高龄从新华社社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但他宝刀不老，仍然考察、采访、写作，从祖国最南边的珠江三角洲，到中原大地、苏南农村，再到大西北的宁夏、青海，无不留下他辛勤的脚印。他发表了多篇散文，还拍摄了大量新闻摄影作品。19%年他的《新闻散论》出版，随后他报道过的10篇人物通讯集结成《十个共产党员》出版，同年10月20日—22日，由中国记协、新华社联合主办了“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20多篇，将其中一部分集成《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此外，在穆青从事新闻工作的60年间，曾多次出国，访问了亚、非、欧、美四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国际新闻作品收集在《彩色的世界》中，共46篇通讯、262幅图片。
二、穆青新闻实践的特点及其成功原因
中国当代新闻史上几乎没有一名记者能像他那样，写一个人物成功一篇报道，报道一个人物便成为十几年、几十年人们谈颂的典型，人人皆知的楷模。
穆青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他十分善于积累新闻线索，一些有重大价值的新闻从不会漏过他的眼睛，且不说《雁翎队》《历史的审判》《潮涌中州》等著名报道对于时代焦点及典型人物的把握，甚至于在已经发表的新闻中都能挖掘出新意。他采写过的焦裕禄、吴吉昌、阎建章等人物，已被许多新闻单位作过大量报道，但都没有在读者心中留下多少印象，而这些素材一经穆青挖掘，立即引起社会轰动。最典型的是对焦裕禄事迹的报道，在穆青之前，焦裕禄的事迹已被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许多家新闻单位报道过。1965年年底，穆青和冯健等人赴西安途经郑州，召集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开会汇报工作。60年代初，刚刚摘掉“右派”帽子、被分派到河南做农村采访的周原，在会上将自己在豫东采访收集到有关焦裕禄的素材作了介绍，穆青一行人被周原充满激情的汇报和焦裕禄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他们在焦裕禄生前所在地兰考走访，看到兰考人怀念焦书记的热泪，兰考人有说不尽的焦裕禄的故事，穆青等人含泪倾听，收集到大量来自真实环境的感人材料，萌生了再次报道焦裕禄的想法，但兰考那特有的悲剧气氛使他们无法写作，只好移到郑州，初稿由周原执笔，穆青和冯健等人回京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及有关领导做汇报。稿件完成以后被送到北京，经过穆青、冯健等同志反复修改，七易其稿，为了慎重，定稿后又将原稿送回兰考，广泛听取意见后得到一致肯定，最后终于在1966年2月7日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中国的王牌播音员齐越朗诵这篇通讯，竟几次泣不成声而中断。播发新闻的当天恰逢周原在兰考，他目睹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在高音喇叭下久久不散的感人场面，人们拥向周原，一面诉说焦裕禄的功德，一面感谢3位记者说出了兰考人民心中的话。由于这篇通讯感人至深，焦裕禄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全国大地，并掀起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当时为了便于迎送前往参观学习的人们，铁道部特别发出通告：陇海线上的列车一律在兰考这个三等小站停靠[3]。
穆青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记者，他在漫长的新闻生涯中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发现一个闪光人物，如果未能及时报道出来，就内疚、坐卧不安、自责不已，这是一个对事业执著追求的新闻记者的最高境界。有几篇新闻是穆青在中断了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后重新采写完成的。如在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开头，叙述了对“老坚决”潘从正的采访经过：1965年的冬天，“当我们报道了焦裕禄的事迹之后，原打算向读者介绍这位长年累月与风沙搏斗的老人，没想到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被中断”，“但这个刚毅、淳朴的老人形象，却始终在我们心头萦绕”，“十几年过去了，对老人的强烈思念驱使我们重访旧地”[4]。对郑永和的报道也是如此，在70年代中期穆青就4次到辉县采访郑永和，对这位心系人民的县委书记身先士卒，领导全县人民挖石垒堰、取土造田、开路修渠、植树造林的改天换地的壮举印象深刻，却因故始终没有能将他报道出去。进入90年代，穆青听说郑永和离休后依然心系人民，和一批退休老人组成“老头林果病虫害防治大队”，一年四季翻山越岭，无偿帮助果农医治果树病虫害。穆青便从北京到辉县山沟采访郑永和的“老头队”，因事被电话催回北京，采访又一次被中断。直到1993年穆青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才六访辉县，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向读者捧出又一激动人心的力作《情系人民》，这也是穆青写作中最倾注感情的作品。
穆青成功的原因之二，是他以记者特有的新闻敏感捕捉现实。他摸准时代的脉搏，从社会的关注点切入，发掘事实材料的新闻价值。穆青的新闻报道，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他写的人物全部是共产党员，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起一座座丰碑。穆青曾说过：“一篇好的人物通讯，往往会起到人物的某一段传记、时代的某种记录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从40年代到90年代，梁雷、赵占魁、阎建章、郑永和，是最普通却又最执著的为理想奋斗的共产党人，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体现出一种时代精神。《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的植棉能手吴吉昌不仅是农业科学家，更难得的是，他不畏林彪、“四人帮”的压力，完成了周总理的嘱托。《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主人公阎建章有句名言：“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从1943年就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1977年重新上任时，面对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烂摊子，他悟出：不改革开放，中国没有出路。这个结论是对这个时代的总结。穆青笔下的人物之所以能长久地驻存于人们心里，重要原因是他写人物超出了对个人品德的歌颂，而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人物的思想行为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深挖内涵，从多侧面表现人物，使新闻主题得到升华，所以能够叩响千万人心灵。其次，穆青的通讯侧重于报道农村和农民。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着每一位有远见的记者必须关注农民问题。穆青曾多次向人赠言“勿忘人民”四个大字，这正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座右铭。穆青来自农村，不忘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许多记者将目光投向南方城市，理所当然地报道主潮流的沿海经济地区时，穆青却别具慧眼，关注中原大地的春潮涌动，从这一小点来辐射全国。他曾四访兰考，三探宁陵，两上红旗渠，六下扶沟，六去辉县，千里看麦浪，飞雪访农家，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篇篇出彩。最典型的例子是从1982年到1993年10年间，穆青六次采访周口地区，写了《河南农村见闻》一组共7篇报道，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深层变化，而且对今后农村如何进一步快速发展，农民怎样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穆青发现在周口地区广大农村，墙头上到处有用白粉刷写的标语。早年写的是：“谁有远见谁养牛”；后来写的是：“一户一头牛，吃穿不用愁，一户两头牛，一年一层楼”；又过些年写的是：“赶着黄牛奔小康”，这些不仅成了穆青新闻报道的主题，无疑还向农民通报了致富信息。周口地委、县政府曾把穆青和周原合写的通讯作为布告印发，向全区农村广为张贴。
穆青成功的原因之三，是讲究采访技巧，与采访对象广交朋友。他直接采访过的每个人几乎都与他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而成为挚友，即使远在天涯，也互相牵挂，书信不断。如今，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同穆青保持着联系。《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发表后第二年，穆青得知“老坚决”一辈子没有到过北京，想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他当即亲自安排，使这位78岁的老人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老人接受采访时得知穆青喜欢樱桃，便精心培育了两棵树苗托人坐火车送到北京穆青的家里；1989年“老坚决”87岁时寿终，穆青闻讯极为难过，亲笔为老人的墓碑起草书写了碑文。还有红旗渠的抢险英雄任羊成，1966年穆青见到他时，摸着他由于成天凌空作业、腰上系的绳子勒出血痕结成一圈圈褐色的老茧，止不住热泪盈眶：“羊成，你受苦了。”1991年，穆青特邀任羊成来京会面，见面后就问他腰里的老茧还有没有，排险时的脚伤是否落下毛病。1992年穆青再访河南时又会见任羊成，写了《两张闪光的照片》，终于偿还了20多年的“相思债”。任羊成对穆青也牵肠挂肚，一年冬天听说北京降温，专门从林县打电话给穆青，嘱咐他多穿衣服小心着凉……这样的例子多得举不胜举。穆青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活在人们心中，就是因为他们首先活在穆青心中。
纵观穆青的新闻活动，从新闻采访报道到新闻理论，再到新闻领导艺术与管理实践，其报道内容从军事到政治，从农业到工业，从中国到外国，从人物到事件上，不一而足；其报道体裁不仅涉及消息、通讯、特写，还有大量的散文、摄影作品，内容丰富，触角广阔，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名副其实的“全能记者”。他的作品朴实洗练，简洁明快，同时充满激情，极富表现力与感染力，无论叙事议论，还是状物抒情，都能曲尽其事，舒卷自如。借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徐光春同志的话说：“穆青同志的新闻作品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历程的生动写真，又是一个革命的新闻战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之情的真实记录。”[5]
[1]《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页、32、13页。
[2]《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页、32、13页。
[3]此处参考费永强《焦裕禄的名字是如何传遍中国大地的》，见《中外书摘》，1997年第1期。
[4]《中国优秀通讯选》（下），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345页。
[5]《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页、32页、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