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学方法和体会
杨先生治学以务实弃虚为宗旨，平时指导我们这些学生时，总是本着求实的原则，从具体问题入手，为我们释疑解惑，而从不空谈什么方法。我们揣测，原则性的方法讲多了，学生容易照猫画虎，怠于自己思考。具体而微的方法又须由学生根据自身的禀赋、才具和研究题目等灵活运用。所以，先生就具体问题而谈方法，一本孔子“因材施教”之主张；二是由学生通过具体研究自己去领悟方法，或可切实体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深意。这次当我们提出请先生谈谈方法问题，也又一次推辞。当我们告知这是《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要求时，先生说，那还是从我的几篇论文谈些体会吧。
（一）要坚持追求真理的态度
1943年下学期，我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元史和中国通史宋辽金元部分。这期间，我写了《葡萄语源试探》《定宗征拔都》《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几篇短文。第一篇受到罗常培先生的赞许，但几年以后，当它发表在青岛的一个小刊物《中兴周刊》上后，却受到一位波兰汉学家的批评。第二篇写出，辗转送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岑仲勉先生处，遭到岑老的驳斥（因为他曾写过同样题目的文章，我受到他的启发，却与他看法不同）。我不服，又写了答辩，却不敢给他看。直到1979年，这一争论才在《中华文史论丛》该年第二辑上公开。岑先生是史学前辈，著作等身，我也很受他的教益。但智者千虑，未必不有一失。我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同他商榷，从有利于学术事业的角度看，大概不算过错。从此也看出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好与人辩。“君子无所争，必也治学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争也君子。”这算我学着孔夫子腔调自我解嘲吧！
20世纪6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短文《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口号吗？》，发表在《光明日报》1960年9月29日《史学》版上。史学界曾流行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口号，根据是南宋庄季裕所著《鸡肋编》中说摩尼教徒们也念《金刚经》，但把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做“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又因方腊是摩尼教徒，因而认为他起义时曾提出平等口号。我觉得这一解释太牵强，不符合《鸡肋编》原意，因写此文加以辩正。文章发表后，除个别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外，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撰述农民起义的文章中，方腊提出平等口号已成定论，在那时要提出反对意见当然不可能，但我更坚信我的看法。1978年我在《南开大学学报》4～5期合刊上发表《再论方腊起义没有提出平等口号》，除了对反对派的意见阐发我的见解作为答辩外，还就“平等”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和时限作了探讨。认为“平等”是佛教术语，是指精神世界而言，它大量出现于与佛教有关的名物和文件中，而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则不见应用。王小波、钟相、邓茂七、李自成等起义都不应用这个词，连太平天国的正式文献中也不见这两个字，虽然这些起义有类似平等的思想和行动。我归纳说，一个名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有其独有的含义和应用范围，不能作故意的解释，也不能用今天的理解来强加于古代。对这篇文章的反响，据我所知，已有人表示“很有见解”并且“从主要方面而言”，同意我的观点。可参见《文史》1980年第8辑杨渭生撰写的《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
再如关于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问题，过去一般认为，藩镇割据是庄园经济的产物，藩镇代表着庄园主的利益，或者说，藩镇政权是代表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权。我考察了藩镇（节度使）和军士的关系看出，藩镇依靠地方军士的支持而割据，而这些军士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他们是以当兵为职业，依靠丰厚的待遇和赏赐来养活家口，节度使只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执行他们的意志，才能站得住脚。因此，我认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均田制度破坏后破产失业的农民而不是什么庄园主。我写了一篇《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一文，发表在《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上。由于这一说法和传统说法差别太大，有些人不能接受，著文批评。1982年，张国刚教授当时正做我的研究生，帮我写了一篇《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发表在《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上，进一步阐述了我的观点。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我的治学方法。我觉得研究历史要求真，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历史真相，不容主观猜测，这就是实事求是。要做到这点就要对历史资料认真钻研，了解其真义，有些还需要对史料进行鉴别审查，去伪存真。我在大学时代受当时史学界考据学家的影响，他们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朴学的学风，再加上西方近代史学方法。我认为除了立场、观点以外，他们的某些方法还是可以吸取的。恩格斯曾说，“即使只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要“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可见经典作家也是很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审查的。考据即对史料的审查，也就是调查研究。在澄清历史事实方面，它是必要的手段。
（二）要善于深思钻研
我就从吕思勉先生的治学格言说起吧。1999年12期《群言》月刊摘录已故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治学格言，名曰“学贵自得”。全文14句，87字，极为精练，文曰：
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下切实功夫：二者皆弊也。
这就是说，要自得，首先要“悟入”，即深入理解，对常人所不注意而放过的单词只义作仔细的推敲，看出问题来。这全在各人的领会，家长和教师也难以对其子弟说清楚。过去读书人多不讲究门径，就是窍门，现今读书人则又过于讲门径而不下切实功夫深思钻研。两者都有毛病。
我认为，吕老的话虽简短，却大有分量，可谓一言九鼎，掷地有声。兹就个人读书体验举例申述之。
第一，明修《元史》有《札八儿火者传》，他是从中亚来的穆斯林，“火者”是尊称。晚清学者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却把他认为是《元朝秘史》中的“阿剌浅”，为之立《阿剌浅传》。不仅如此，二位先生还把《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河西人“阿里鲜”与《金史》中的“乙里只”也当成“阿剌浅”，其根据是这几个人的名字对音相近或事迹相同。王国维先生从出生籍贯不承认阿里鲜和札八儿是一个人，这很正确。但他认为阿里鲜和阿剌浅、乙里只是一个人。我研考了这几个人的事迹后，认为阿里鲜、阿剌浅和札八儿是三个不相干的人，但从对音上和事迹上着眼，乙里只却正是札八儿其人。原来，乙里只是蒙古语，义为“使臣”。《元朝秘史》的汉译蒙语作“额勒赤”或“额勒臣”，与乙里只对音极近。《元史》《金史》都说札八儿多次出使金朝，只是《金史》多称其名为乙里只，但有两次称“乙里只札八来”。王国维先生据此认为这是两个人，是未曾考虑“乙里只”是蒙语的官称而非人名。“额勒赤=乙里只”的迷雾，涣然澄清了。我这一见解是1948年形成的，其后才发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早在1931年已持此说。可谓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