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中华文明进步的开拓
文明的进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可称之为量的进步，另一种则可称之为部分质的飞跃。此处所说的是后者。此种进步的开拓，是指最初启动文明从一种状态提升到更高状态的一些关键性舆论与关键性动作，如重大理论突破、重大发现发明等。人们在谈到西方文明在十五六世纪的振兴时，总是会经常提到“人性”从“神性”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两件大事。其实在这个时候，中华文明也有类似的两件事发生，而这两件事，都与回族有直接的关系。一件是中国通向亚非各国新航路的开辟，即俗称的“郑和下西洋”。郑和（1371～1435），原姓马，回族，云南昆阳（今普宁）人。他下西洋一共7次，前后28年，经历30余国，最南到爪哇，最北到波斯湾和麦加，最西到非洲东岸今索马里摩加迪沙。第一次率官兵2.7万多人，乘船12艘，最大的船长138米，宽56米，航海的规模、里程及技术等指标和综合实力在当时都是居世界前列的。虽七下西洋属政府行为，但其主事者却是回族人郑和。
另一件是以孔子之是非为判断是非标准的否定，即俗称的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著名观点的提出。李贽（1527~1602），回族，福建晋江人。他在《藏书·纪传总目前论》中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这样，就坚定地否认了孔子学说的万古不变绝对真理地位，是从思想上对中华文明进步的开拓。
二、回族贡献的特点和影响
（一）回族贡献的特点
第一，回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这之中有物质领域也有精神领域；有政治、经济方面，也有文化方面；有宗教内容，也有世俗内容；有官方色彩的也有民间色彩的；有雅文化也有俗文化；有上层文明也有下层文明；有高深的经学哲学也有日常的吃饭穿衣学问；有城市风格的也有乡土风味的；有内地的也有边疆沿海的；有技艺实用类型知识成果，也有神秘类型知识成果；有天文也有地理；有惊世骇俗的大声呼喊，也有默默无闻的无声抗议；有表现大面积大范围适应内容的，也有表现深层次细枝末节固守内容的。
第二，回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相当适时的。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宋元以后，显然逐渐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日渐落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这时异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进，新的文明生力军的诞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的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的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已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
第三，回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有较高持续性的。这除了回族在市舶航海、经商贸易、天文历算等领域一个相当长时间保持着一定优势之外，回族贡献经过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和伊斯兰双重品格的中华文明新分支，又使这种贡献获得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持续结构。
第四，回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个性相当突出的。一是表现为双重品格中的每一重品格都相当突出。故持回族中国化品格突出或伊斯兰品格突出、适应品格突出或固守品格突出、共同贡献突出或独特贡献突出的人，都可以举出许多证据。二是表现为信仰和生活方式领域的贡献在形象上突显为一种既清又真特征。崇清尊真、求清求真、讲清讲真，不仅是回族价值观、信仰的特征，也是他们行为、生活方式的特征；不仅是回族世界观、人生观的特征，也是他们审美观的特征。
（二）回族贡献的影响
举科技、宗教学说、新航路开辟、启蒙思想四项为例，试作回答。
第一，科技。回族在科技方面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最突出的时期是元明两代。在这两代可以说回族在科技领域的贡献相当大，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元明两代设置有专门主管回回天文、药物、匠作等的机构，收藏和翻译了不少回回科技类书籍，可见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宋《武经总要》，辽墓星空图，宋元明三代的《应天历》《万年历》《回回历》等，都说明回族或其先民引进的天文历算知识，已融进了中国通行的历法，与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知识互参互补的情况，可见影响的深刻。这种互参互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清初西洋历法被最高统治者采用为止。此后这种天文历算知识就只限于在回族内部有限的范围中使用了，其影响就小得多了。
第二，宗教学说。回族在宗教学说方面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集中在明清之际。明清之际回族使在回族等族地区传播的伊斯兰教完成了中国化过程，建立起了中国特点的伊斯兰教义教理学体系。这个体系在一部分官僚和儒士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这“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为《天方性理》所作序），或“广吾儒所不足”（儒士何汉敬为《正教真诠》所作叙），并特别赞赏其中的伊斯兰伦理学说。甚至有的学者，如章太炎等，则认为回族学者所阐发的伊斯兰哲学有超出宋明理学的地方，竟疑惑地认为“张子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此却没有什么反应。直到清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清高宗才从善后处理一部分的海富润案中，见到阐发这种学说的一部分著书。得到的评价也不过这是“愚蠢无知”回民的一些“俚鄙”书籍，只是“不得竟指为狂悖”罢了。至于在回族中间，赞赏发扬这些学说者，也多为经学造诣较高的人。一般民众，由于无学习文化的机会，对这种学说了解不多。
第三，新航路开辟。就事件的本身而言，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与欧洲的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并无本质的不同。况郑和等人的下西洋在时间早晚、航船大小、航海技术、航海里程等方面还要优于哥伦布等许多。可影响和最终结果却很不相同，甚至相反。欧洲航海者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开辟新航道则提供了一个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机遇。而郑和下西洋，动机乃是遵明帝旨意，“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列传》）。显然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贸易只是兼而行之，且完全是为达到“宣扬国威”而服务。政治目的达到了，国威宣扬到了，也就停止了前进，不仅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大好历史机遇，而且逐步走上了闭关自守的道路。所以如果是新生产力的幼芽的话，也就只是先天不足并很快衰微了的幼芽。它的影响对明中央政府说来也就是一段时间加强了中国与更多国家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回族来说也就是多了一些其他来源（如东南亚一些地方）的成员，而对中国包括回族的经济并无明显的影响。
第四，启蒙思想。启蒙思想，主要指李贽的思想。如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侯王与庶人同等”“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商贾亦何鄙之有”“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这些观点，可谓是惊天动地，源于时代却高于时代。故在当时及其以后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鼓舞着一代一代的人走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但正因此，他的著作在明清两代屡经禁毁，他本人则在北京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逮捕下狱，被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攻击为“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是“名教之罪人”。但在回族族内，李贽的影响并不大。这可能与他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和对儒学否定的有些过分有关吧。
（三）中华文明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影响
迄今为止，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看，回族作为我国的一个民族，其形成发展离不开两个基本因素。一个离不开中华文明，另一个离不开伊斯兰教。离不开伊斯兰教这一个侧面，论者不少，看法也多种多样，笔者无意再在这方面发表重复意见。故选择大家谈得较少的一个侧面，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中华文明的声望形象，早就世界闻名，它吸引包括回族境外来源先民在内的大量蕃客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回族的一个最初来源。穆罕默德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训，说明中华文明的声望当时已传播到阿拉伯半岛这样远的地方，以至于穆罕默德号召穆斯林去中国求学，去中国经商，与中国友好交往。
其次，中华文明的资源财富，丰厚可资续用，使回族境外先民一来到中国，就很快流连忘返，与回族境内先民部分联姻，在中国扎根，生息繁衍，从而使回族得以在中国孕育。《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胡客无一人愿归者”，这生动地说明，唐时的中国，有让蕃客“安居不欲归”的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而在明中叶以前，虽然这种条件有时好一些，有时差一些，但在大体上能保证来者的大多数比在原居地好一些。对比之下，人的天性自然是趋向于文明，趋向条件更好一些的地方。
第三，中华文明的和平交流融合发展模式，使回族境内外先民要求得发展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民族交流融合、文化交流融和这种和平方式。所以个体上通过联姻形成一个内外融合的混合家庭，人群上通过民族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文化上通过不同文化的融合形成一支新的文化，就成为唯一的道路。回族形成的动因在这里，回族形成的奥妙也在这里。
第四，中华文明在唐宋元三代的环境氛围，基本上是开放的、宽松的，这就使回族无论是境外先民移入中国，还是境内外先民联姻融合，都有了一个前后长达七八百年的连续数量积累过程，从而保证了回族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成员数量。试想，如果中华文明提供的有利氛围持续时间不长，那以大分散与小集中统一的方式与汉族等有关民族共同拥有共同地域的回族特征就很难形成。因为大分散与小集中的统一，像下围棋一样，是必须以一定的数量为基础的。
第五，中华文明的符号基础——汉语汉文，在共同的地域之外，又为回族先民提供了一个对内成员之间联系沟通，对外与汉族等民族联系沟通的工具，从而使正在形成的回族成员之间，正在形成的回族与汉族等民族之间，都有了共同语言，共同的思维和话语世界。加之汉语汉文具有人类文明中许多语言文字所无法比拟的魅力，比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所说的中国象形文字，有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作用，则还隐含着其他许多使回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割不开、剪不断的共同情结。
第六，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从物质领域这一角度讲，是一种长期以农业为主的文明。正在形成中的回族，由于它已不再偏居于中国大地的那一隅，也不再只居城市要冲，故总体上也只能是适应这样一种文明形态，成为了一个和汉族等民族一样的主要持农业文明的民族。当然，也必须看到，从一定意义上说，回族也是一个农商并重的民族，商业起码在回族人的内心中有一个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回族和汉族面临基本相同的经济条件，只是大体上可以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