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奋敌后 为国难顾儿女情
“七·七”事变后，北平许多爱国人士纷纷经天津南下，刘清扬、杨秀峰、张致祥、王春裕（董毓华）等人暂时留在天津，继续完成组织华北游击队的工作。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们一方面秘密筹建华北抗日游击队，派王春裕深入冀东各地进行游击队的组织工作；一方面印发传单，出版油印小报，进行抗日宣传。记得母亲常常带大姐和我们较小的三姐妹到公园去，以看着我们玩为掩护，偷偷在树上和长椅上贴传单，往草地和花坛上扔传单，甚至向过往行人散发传单。他们还于晚间，挨门逐户地把传单投进大门的信箱里。有时客人来我们家以打麻将做幌子同母亲商议事情，我们就到门口或楼道一边玩一边放哨，见到可疑的人就进屋报信。1937年11月5日，在我们家以庆贺乔迁之喜举行家宴为名，召开了五路游击军区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并通过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宣言、告华北同胞书及政治纲领决议案。会议推选刘清扬和王春裕2人携带文件到武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备案，以取得共产党对华北抗日武装的合法领导权，并为冀东游击队募集资金。11月上旬，刘清扬惜别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离开天津。当她到达南京时，南京也已告急。3日后，她乘最后一列撤退专车到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中心。在抗日热潮中，年已43岁的母亲，以她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使青年们热血沸腾。她讲述华北人民抗日的生动事迹，为华北游击队募捐，得到文艺界人士和海南岛同胞的支持。她和李德全、曹孟君、杜君慧、安娥等人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并被推选为保育会常务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
她和邓颖超、史良、沈兹九等妇女代表50人，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议的结果是把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宋美龄让母亲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组长。母亲说：“我担任组长，就要训练为群众服务、为祖国献身的干部。那样做，别人会说我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也是共产党干部。到那时，你不为难吗？”宋美龄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陈立夫就对我说过你是共产党，不能让你来训练干部。可是我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你做你的好了。”母亲心里有了底，便利用自己暂时没有党的关系的身份，积极主持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她把中共党员郭见恩（郭建）、夏英喆、李植青、张润芝安排为助手和骨干，使训练组成为一块红色基地，与史良任组长的联络组、沈兹九任组长的文化事业组并列为妇女指导委员会内左派掌权的3个单位。由于这3个组的存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得以保持统一战线的性质。
1938年7月，训练组举办第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60名，教师有邓颖超、阎宝航、邵力子、戴伯韬、张爱萍等；课程有“民众教育方法”“妇女组训”“农村服务方法”等。训练期满后，刘清扬、郭见恩等亲自带领学员分赴湖北4县，进行乡村服务，作为结业实习。宋美龄听到群众赞扬“蒋夫人的女学生”，十分高兴。不久，战火蔓延到武汉，有几个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正在衡山做战地服务工作，不幸被敌机炸死。母亲爱生心切，不怕艰危，在战火纷飞的荒野中，护送死难者的棺木安葬。她还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到医院看望和安置伤病员。
1939年4月，母亲到达重庆。5月3日、4日敌机大轰炸，城区受难居民纷纷往城外疏散。母亲亲自带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通往城外的磁器口路上，沿途设茶水站。一连三四天，直到难民疏散完毕。这又一次为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博得了声誉。6月，母亲着手开办第三期训练班。战干团的400多名女生自武汉徒步来到重庆。母亲亲自带领她们上训练班的第一课是：大家动手，割除院子里长满的一人多高的杂草。她们猛干了整整一天，清理出一个很平坦的操场。宋美龄特为此开会给学员们庆功。第四期学员来自四川，保送来的学员既有爱国进步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也有右派分子。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宋美龄送了一封密信，诬告母亲宣传共产主义。但宋美龄知道刘清扬的工作卓有成效，不好开口，便改派她别的任务。母亲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训练了抗日妇女干部近千名，其中大多数以训练班为起点，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母亲对革命事业的一项突出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陷入白色恐怖。母亲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周恩来、邓颖超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名，离开重庆，暂避风险，实际是转到桂林、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在侨胞的协助下，母亲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又于1942年撤离香港，路经广东东江解放区，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跋山涉水回到重庆。到重庆后，多半时间是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同时继续做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的工作。
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制造分裂，破坏抗日力量。延安军民举行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发表了响应延安通电的宣言。当时正值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准备访华，首先要飞抵成都。党决定派刘清扬赶到成都去和民盟主席张澜面谈：一是请他把国民党对日妥协的阴谋转告给华莱士，二是请他把延安通电和民盟宣言传达给四川各界。党还授意母亲，要她说服美国领事潘飞霞同意介绍张澜会见华莱士。母亲接受这一紧急任务后，以到成都视察儿童保育会工作为名，秘密携带文件到了成都。她见了张澜，说明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又去拜访美国领事潘飞霞。潘飞霞向来喜欢以酒待客，与母亲见面时也先斟上一杯白酒。母亲不加推辞，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然后侃侃而谈，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阴谋。潘飞霞见母亲如此豪迈爽朗，十分敬佩，便欣然同意，表示一定想办法待华莱士访华时会见张澜。母亲圆满地完成了党的嘱托。后来，华莱士到成都面见了张澜，了解到中国抗日的真情和人民的意愿，对以后的美蒋会谈起了一定影响。
1943年春，在重庆的周恩来、徐冰等同志为母亲庆贺五十寿辰，周恩来同志还亲自下厨，做了炸酱面。这次聚会使母亲非常高兴。郭沫若赠诗一首。诗云：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等地知识分子中影响逐步扩大。1943年秋，张澜到达重庆，决定进一步扩大民盟组织。母亲经张澜介绍，于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她出席了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5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李德全任会长，母亲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25日母亲从重庆回到北平，和浦洁修等同志筹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北平妇女联谊会”），并参加妇女联谊会的领导工作，直到最后。
喜迎全国解放日 两次进入解放区
母亲回到北平后，即和军调部中共党代表取得联系，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和北平市支部临工会的工作。1946年7月下旬，军调部中共代表办事处接连收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来电，邀请母亲到解放区去。党代表的助手徐冰同志担心路上不安全，劝她不要去。母亲说，杨主席打电报要我去，肯定有重要事情，坚持要去。这时正好我三姐张向丽从天津来到北平。她是天津地下党领导学运的领袖之一，由于受到特务追捕，不能继续公开活动，正准备去解放区。母亲给向丽改名为刘方美（意思是方向美丽。“方美”后改为“方眉”），母女2人扮做回乡探亲。她们于7月底乘平汉路火车出发，在火车上就碰到一伙持枪弄刀、穷凶极恶的还乡团。由于她们沉着机警，一路上平安通过关卡，终于到达邢台，即党的北方大学所在地，受到范文澜校长的热情接待。几天后，方眉姐留在北方大学继续学医，母亲便赶赴边区政府会见杨秀峰主席。杨秀峰说，为了开展工作，解放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请她回北平后，介绍和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来。他们商定了联络暗号，以后凡是母亲输送来的人，接关系时就说是“冯伟”介绍来的。“冯伟”是母亲去解放区后为了保密使用的假名。谈完这项任务，母亲还为民盟出版的《民主》月刊向杨主席募了捐，得到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援。
回到北平后，母亲来往于平津之间，除参加民盟工作外，还和一些学生领导人密切联系，到北大、师大、天津南大等院校进行讲演，热情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等反蒋反美运动，并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
第二次去解放区是1948年10月。这时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党中央邀请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母亲的革命活动早已受到严密监视，警察甚至在半夜闯进家里进行搜查。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地下党同志便动员她再次进解放区。大约11月20日，母亲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被接到平山县李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学习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年底，他们被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新年。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他们连夜乘卡车赶回北平。1949年2月2日，母亲等登上正阳门城楼，观看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大典。
中华昂首新国立 耄耋犹奔最前锋
1949年3月，母亲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母亲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同年9月，她作为全国民主妇联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母亲在观礼台上望着欢呼的人群，展望祖国的灿烂前景，心潮起伏，无比兴奋。同时，心中不由得怀念起为了今天的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母亲常常对我们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绝不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对于过去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李大钊、马骏、郭隆真、杨景山等烈士，她始终念念不忘。1951年，母亲就亲自关注在北京朝阳门外日坛公园为马骏烈士重修墓碑，并参加了马骏烈士墓的建墓纪念大会。杨景山烈士的遗孀在家里受到排挤，困难重重。母亲帮她打赢官司，争回应得的一份家产，使孤儿寡母生活有了保障。几十年来，每逢清明时节，她总要陪着李大钊的女儿女婿去万安公墓扫墓，在墓前向群众讲述烈士的英雄事迹。她还经常为烈士撰写纪念文章，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后人去完成烈士的遗愿。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母亲非常珍惜她的政治生命。早在抗战初期，她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希望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周恩来同志劝她，暂时留在党外，便于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她又多次申请入党。1961年，母亲终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意气风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工作。
1963年2月，母亲70岁生日时，她回忆起20年前过50岁生日与周恩来等同志聚会时的情景，感慨万千，提笔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反映了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