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族研究历程的总结与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族研究的特点、作用及深远意义，近年来已有多篇文章进行了论述。我同意这些文章的观点和评价，这里不再赘言。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在中国回族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学术成果的层出不穷、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置、回族研究队伍的壮大、回族刊物的创办等诸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振奋了回族人的精神，使本民族看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希望，而对其他兄弟民族来说，提供了一个了解回族灿烂文化的窗口，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这是几代回族文化人和其他民族的学者、研究人员共同努力获得的丰收和喜悦。尤其是回族老、中、青三代形成的回族研究群体，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不可想像的。从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脉搏跳动和生命活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回族主要聚居的西北地区，在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从专业机构的设置和专业人员的数量上看，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和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有为数不少的稳定的专业研究人员。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机构亦有一名或数名专业的回族研究人员。宁夏、青海成立了全省性的回族研究会，陕西省成立了回族等穆斯林对外开展文化、经济活动的民间社会团体——陕西穆斯林民间对外文化经济促进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也都是首先在西北地区开始起步。西北地区的回族学者近年来不断应邀参加美国、法国、日本、阿尔及利亚、荷兰、台湾、香港等国和地区的世界性学术讨论会，前来西北地区有关回族伊斯兰教机构和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的国家或地区研究人员就更多。显示出西北地区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及其成果，已越来越多的引起世界相关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云南也是我国回族居多的省份，回族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迅速，近些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云南回族研究的一大特点是虽没有专门的回族研究机构，但民间和非专业性研究队伍比较雄厚，云南回族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多出于他们之手。因而，云南也是除西北地区以外，回族研究的另一个研究中心。回族人口较少而且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的一些省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即便是一些回族人口众多的大省也无法相比。湖南省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近年来连续出版了《湖南回族》《湖南回族人物录》《湖南回族史料批要》3本研究湖南回族的著作，并先后组织编写了《桃江县回族志》《常德市回族志》《长沙回族志》《隆回县回族志》《衡阳回族》《湘潭回族志》《衡阳回族简史》《南县回族简史》《澧县回族简史》《汉寿县回族简史》《新晃回族历史情况调查》等。还先后为全国各地编写回族书刊、辞典等提供了10多万字的资料和词条。一个回族人口仅有10万，一无专门研究机构，二无专职研究人员的回族散居省，能有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在全国尚无先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族人口不足4万，但回族研究自80年代以来也是搞得有声有色。《呼和浩特回族史》是我国省会城市第一部有水平的综合性回族研究著述，《呼和浩特回族史料》2辑刊载的回族资料达37万字，《呼和浩特回族武林人物》首创省会城市回族武林人物的整理与研究的先河。湖北省回族人口只有8万人，但回族研究的成果不是与人口成正比的，具有量和质的水平与价值。《中南地区回族史》《湖北回族》《太平天国时期苗彝回各族人民大起义》《苏禄东王与德州北营回民》是湖北回族研究中代表性的成果，还有不断发表的回族研究论文和培养的回族研究硕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批从事这一领域学习和研究的研究生，他们的硕士论文有些是有一定水平的，如《西北伊斯兰教文化板块分割析论》《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文化的整合与变迁——临夏回族文化初探》《四川回族史研究》《民国以前河湟地区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回族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研究》《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中的回族哲学思想》等。他们是未来回族研究中面向21世纪的专业人才，应该关心和注意他们的成长，使之成为新世纪的学术带头人。[17]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回顾和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成就的收获时，也应冷静地看到，作为一个拥有900多万人口、分布全国每个县的少数民族中的大民族，这些研究成绩与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并不相称，与藏、蒙等民族的研究相比，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协调全国回族研究力量的学术团体，这个愿望从“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上就有与会代表在呼吁，12年后的“第八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虽历经艰难成立了“回族学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但这个研究机构何时能够成立并开始运转，步履并不轻松，研究只能以“个体户”的方式进行，无法调动全国的学术人才拿出与这个民族相称的大型的、系列的高水平成果。我们的研究领域发展并不平衡，经济、教育、科技、哲学等方面的研究缺少学术带头人，而研究手段大都是“二牛抬扛”，连目前已比较普遍的电脑写作，对大多数回族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我们的研究队伍从表面看，这些年在发展壮大，但稳定的专业队伍并没有增加，而且有所流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培养的回族伊斯兰教专业的研究生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十之七八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辛勤开拓、耕耘并获得丰硕成果的骨干研究人员，现大多已进入花甲之年或迈向古稀，身后能接任者能有几人。80年代以来回族研究的繁荣还能继续吗？恐怕也没把握来回答。望着开创了80年代以来回族研究新局而的老一辈学者，现在不能颐养天年，仍辛勤笔耕在斗室之中，白发与汗水交织出对本民族的挚爱之情，我们年轻一代的回族文化人能不汗颜吗？我们几个回族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省，在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中，并没有显示出地域、人口、文化基础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在新的世纪到来之时，他们会成为回族研究的“大省”吗？就连回族人口在全国居第2位，达100多万的甘肃省，至今回族研究会也未能成立。人们期待着有一个圆满的回答。我们的回族研究一直是在贫穷与寂寞中运行，近些年来对回族传统信仰的活动场所，不少热心人纷纷给予资助，使这些场所旧貌变新颜，但很少有有识之士来关心一下陷入经济困境、面对变化太快的社会环境而困惑加深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回族研究的发展。一个既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又具备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民族，才是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80年代以来回族研究成果的丰收，不仅是以回族研究人员为主体努力的结果，而且也包含着汉族等兄弟民族研究人员的鼎力相助，有些汉族研究人员本身就是回族研究的专家，但这个队伍成员不多，有成就者少。在未来的回族研究中，我们希望有众多的兄弟民族的研究人员来关心支持回族研究，也希望更多的兄弟民族研究人员加入回族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也是未来回族研究中的生力军。
回族研究的历程是曲折的，回族研究的前景是美好的，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脚印时，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未来的路也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迎接回族研究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1]《回族史论稿》“序”。
[2]《回族》“出版说明”。
[3]《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30页。
[4]《中南地区回族史》“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辽宁回族家谱选编》“编者的话”。
[6]《湖南回族人物录》“前言”。
[7]马维良：《杜文秀起义叙述讨论会纪要》，《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68页。
[8]《云南回民起义史料》“前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9]《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白寿彝：《在陕西回民起义（清代同治年问）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代序），载《陕西回民起义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11]《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马长寿“序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12]《回族备征志》，第1册，白寿彝“题记”。
[13]《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马文瑞“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14]《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后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15]余振贵：《新时期中国回族研究巡礼》，《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24页。
[16]《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文荟》，第666～758页。
[17]如张世海：《十年来的我国回族史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余振贵：《新时期中国回族研究巡礼》，《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草木子：《回族史研究丰收的十年（1981～1990）》，《中国回族研究》，第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林松：《学坛漫步话“回研”》，《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