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和70年代，价值澄清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关心为中心的女性主义道德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尽管它们建立在不同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有各自的观点，但无一例外地反对传统的以灌输为特点的道德教育方法，倡导一种开放、发展的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理智活动与实践达到道德完善的“无灌输的道德教育”；充满了人本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色彩，认为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视学生为道德教育的主体，同时又主张每个人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是相对的，否定有亘古不变的普遍道德标准的存在，但过度强调个人在道德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亦有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的倾向；注重微观、实践的操作模式，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促进道德发展。柯尔伯格的“苏格拉底法”、“公正团体法”，价值澄清理论的“自由选择”等都以学生参与和自主活动为特征。
到了80年代，被各种改革和国内斗争搞得筋疲力尽的美国社会似乎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经济发展迅猛，教堂的出席人数有了增加，离婚人数也下降了，主要电视网络对李尔王（莎士比亚着作中一人物）逐渐失去了兴趣，回到人们感兴趣的家庭情景喜剧中，如《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和《家庭纽带》（Family Ties），重新开始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探索。六七十年代领导各种抗议运动的激情者已经被年轻的城市自由职业者——雅皮士（Yuppies）所替代，无政府主义的朋客运动成为年轻人效仿的又一榜样。美国社会再一次证明它是不平静和不可预知的。
4.品格教育的复兴
1980年初，国家特别工作组（the Commissionsand Task Forces）公布了一份令人恐慌的关于美国学校状况的报告。这些报告指出许多学校教育的失败从本质而言是道德的失败：可怜的纪律、破坏行为，教师体罚，学生过度看电视，吸毒，逃避学业。尽管国家使命和任务机构对学校应该重新恢复在道德教育中传统的作用的主张持回避态度，但公众却强烈要求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1980年秋天，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对“你赞成或反对在学校进行道德和道德行为的教学”的回答，总人数中有79％的人赞成，而那些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的被调查者中，有84％的人赞成。
谁来担负起重建失落的传统价值和道德行为的责任？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中传授哪一种道德？许多教育家，如贝内特（W.J.Bennett，里根政府早期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主管，后成为美国教育部长），哈内格（B.Honig，加州公共教育主管）以及大学教授欧德奎斯特（A.Oldenquist）、赖恩、威尔逊（J.Wilson）和温尼（E.Wynne）等人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把品格教育看作能抵制道德下滑的预防针。在贝内特和哈内格的演讲和文章中，他们要求教师帮助学生不仅变得聪明，而且成为善良的人。他们认为学校之所以是一个可行的、民主的基本场所的原因在于它能提高公众的道德和智力。贝内特和哈内格批评了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价值澄清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它们是狭窄的、不完整的，更是危险的。像欧德奎斯特提到：“缺乏未被证明的道德内容的道德教育就像无意义的游戏，我们要给儿童的是道德实际获得中的方向，而不是有关道德的闲聊。”为了使他们的方法不类似于这些价值中立、无内容的道德教育方法，他们接受了品格教育。品格（character）、内容（content）和选择（choice）代表着贝内特着名的三“C”理论。品格教育支持者认为道德教育存在于每一种课程中，贝内特写到：“我们没有重新发明车轮，也没有增加新的课程，我们可利用丰富的教材，事实上所有学校都为培养学生的品格而教过，我们能在如英语，历史等常规课程中教。”从贝内特所言中，不难发现品格教育采纳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观点，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他们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只是在原有道德教育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回归。与柯尔伯格及其他当代的教育改革家不同的是，品格教育者只强调基本的道德和共同的价值观，而竭力避免易引起争论的道德问题，对此，贝内特辩解说：“年轻人品格的形成，是一件有关教育的，与众不同的任务，是一项先于争论的重大、困难的任务，就像你在跑之前，只能走，而当你被要求跑障碍赛或过雷区前，你就应该能直接跑了，因此，道德的基础应该先被教。”
90年代，针对批评家批评品格教育只单纯传授价值观和美德，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对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一些美国品格教育家发展了品格教育方法，里考纳在他的《品格教育的回归》一文中，提出新的品格教育方法，概括起来包括六个方面：教师需要创造一个道德团体，实践道德纪律，培养课堂民主，通过课程传授价值观，强调合作学习和冲突的方法并在课堂外培养学生的同情心。
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品格教育运动，美国建立了许多品格教育的机构。
建立于70年代着名的是位于圣安冬尼奥市的美国品格教育机构（AICE），受私人组织莉莉（Lily）基金的长期赞助，尽管美国品格教育机构独立于主流教育之外，但却对公立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品格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活动是“写”实际有用的、可行的方案，从而教给初等学校的学生有关品格，行为和公民的品性。“这些方案围绕‘自由的准则’制订，包括了许多熟悉的美德，如诚实、慷慨、公正、仁慈、乐于助人、有勇气、宽容他人、有效利用时间和才智，为自己和依靠者提供安全，理解和完成公民的义务，代表真理和在政府法律的指导下保卫基本的人权。”70年代，美国品格教育机构还为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设计了一套教材，包括教科书，幻灯片，故事插图和教师手册。这些教材重视美德的教学，主要用于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习课，但只要教师愿意，也能另定时间进行单独的品格教学：幼儿园每天花5～10分钟，而高年级则用更多的时间，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如讨论，讲故事，角色扮演，计划，案例教学，鼓励学生在整个学日运用他们学到的美德。虽然美国品格教育机构制定的课程在已确立的教育体系中未受关注，但它却在初等学校迅速普及。到80年代，已有40个州的8000个课堂使用此课程。
支持者认为它减少了酗酒和吸毒，提高了学校的出席率并能帮助学生与暴力作斗争，而对此课程持怀疑者则认为在学校里只占几十分钟的课程所起的实际影响值得商榷。但不管如何，美国品格教育机构至少为初等学校提供了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有关道德教育教材。
到9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品格教育机构。1992年7月，约瑟夫森道德机构（Josephs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召集了30多个学校委员会的教育领导者、教师组织、大学、伦理中心、青少年组织和宗教组织，起草了“品格教育的白杨宣言”（Aspen Declaration of Character Education），提出了品格教育八条原则。于1993年成立的品格教育伙伴组织（Character Education Parternship）致力把品格发展作为美国教育议程的最高目标，其组织成员包括商人、工人、政府、家长、宗教团体和媒体，该组织也提出了有效品格教育的11条原则。这些组织为推动品格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回顾美国道德教育的历史，我们发现80年代起重新受人重视的品格教育概念既非新的也不是激进的，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传统的变更，而不是创新，虽然90年代里考纳等品格教育家作了些改革和发展。品格教育在过去的岁月里被人忽视，现在的教育者，家长，教育组织的领导者，政府领导和其他有关公民重新对其产生兴趣，希望能进行有关品格教育更宽泛、更相关的课程改革，但美中不足的是，道德教育专家和方法评价的发展跟不上品格教育日益的普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这一短时、肤浅但又流行的方法未能实现根本的改变。
5.道德教育在私立学校的复兴
1965年之后，致力于复兴道德教育的美国人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公立学校，但公立学校60和70年代令人失望的现实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公立学校不可能关注道德教育，他们开始转向私立学校，希望在那里道德教育受到应得的关注。而事实上，与公立学校中道德教育不受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立学校的确把学生品格的培养作为一个重要目标，由于私立学校很少有墨守成规的教育，也没有太多的司法审查，同时他们的生源比较单一，因此他们能较自由地提供宗教和伦理课程并对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行更为仔细的监督。
从1965年到1989年，除了罗马天主教学校，私立学校注册数急剧增加，无宗教的独立学校注册数从199454所上升到915106所，增长了356％。无宗教的天主教学校注册数从595999所增加到1864757，增长了213％。。
尽管这些增长不全是私立学校关注道德教育的结果，但许多家长对混乱的公立学校教育深感不满，纷纷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确实是其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福音派教徒和原教旨主义信徒而言，公立学校的世俗化，纪律的削弱，毒品的泛滥等促使他们为孩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基督教全日制学校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基督教的全日制学校把培养学生的品格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到1965年，超过110000的学生注册此学校。到1989年，基督教全日制学校数增加到7851所，只少于天主教学校，注册数增加到985000人。
大多数基督教学校采用“加速的基督教教育计划”（Accelerated Christian Education Program）——一个为学校提供各种教材或服务的全面计划，涉及课程以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习材料，教师手册，测试材料，甚至还包括对校长和教师为期1周的培训。计划强调个人学习，并为学习进度不同的学生提供学习包，教师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测验。个人学习包的使用，使每一堂课都能将道德和学业结合起来，学生通过12年的学习，获得了基本技能和各种价值观。但计划过多地强调基础学科，学生很少有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且该计划在提倡爱国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余，谴责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甚至还暗示天主教和犹太教道德的劣等性。此外，基督教学校还开展带有宗教和道德内容的活动，如祷告、读圣经、灵魂忠告等。教师和校长与家庭和教堂和谐合作，为培养道德上正直和教义上正确的基督教信徒而努力。
令人惊讶的是，在家长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基督教学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私立学校时，大量天主教徒却放弃了教区学校而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公立学校。有数字显示，在天主教教区学校的注册数在1964年到达5662328高峰后，到1989年，下降为2551119，刚好与其他私立学校增加的注册数持平。天主教教区学校数目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公立学校内增加了宽容的气氛，削弱了新教徒的影响。同时，许多公立学校为教堂进行宗教教育提供了自由的时间。虽然公立学校中道德教育的日益衰退是天主教徒所担心的，但他们更多地关心公立教育不再对他们孩子的信仰和价值观构成直接的威胁。另外，当天主教移民的后代在美国社会中找到他们的一席之地后，曾经为保留天主教传统起着重要作用的教区学校日渐失去了其价值，因此，有人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教区学校是天主教徒在美国获得成功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天主教教区学校还是沿袭原有的传统，把宗教和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强调杰出和普遍真理的学习，因此，它还是继续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道德教育方法。
6.道德教育在大学校园的复兴
20世纪60～70年代的知识和课程混乱困扰着许多伦理学和人文学科先前的拥护者。然而，在那些骚乱年代的校园生活暴风雨的表面下，规范问题开始比上一代受到更多认真的思考。民权运动、越战、环境问题，这些使校园无序的事件也为道德课程增加了新的内容。同时，关于伦理两难的问题出现在各种职业中，甚至医学界，人们又重新关注道德问题。
道德讨论的复兴归功于学生和大学教师。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学生的激进做法使50年代实证主义者的思潮分崩离析，同时学生运动也促成了解决当今最为迫切的道德问题课的产生。教授们也许从他们的学生中受到鼓舞，也开始大胆地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谈道德问题，尤其在伦理学方面，约翰·罗尔斯（J.Rawls）和罗伯特·诺齐克（R.Nozick）公然向哲学分析的教规提出挑战并写了有关基本的规范问题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