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汶川地震，举世同悲。在灾难面前，中国公众的精神，令世界动容；中国政府的应对，及时而有力。与过去发生的同类事件相比，与不久前发生的一些特殊事件相比，中国政府在抗灾中的举措，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舆论的普遍好评。
谢：军民救灾，可歌可泣。政府行为，可圈可点。我最深的感触，是“开放”二字。比如，在第一时间开放新闻，公开可能搜集到的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灾难的严重，看到救援的现场：又比如，对国际援助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不光是接受各国捐款和物资，还接受部分国外专业队伍参与救援。再比如，政府采纳来自社会的建议，设立全国哀悼日，期间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公共娱乐活动，为死难民众降半旗志哀。开放，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更为友善。这种友善，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阻隔。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新气象，都是开明和自信的表现。
丁：天灾不可防，但也不可怕。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遇到意外灾难，尤其是自然灾害。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出现或大或小的局部自然灾难，难以避免。但在灾难到来时，不同时期的政府，面对灾难的态度却有相当大的区别。我们经历过不开放的历史。1975年，特大暴雨使河南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溃坝，淹死数万人，受灾数十万人，但当时只有内参，对公众竟然没有新闻报道。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新闻报道，却不接受国际援助。当时的政府不是不想全力抗灾，事实上抗灾也投入了举国之力，但囿于自力更生的观念，还是让受灾者失去了某些获得救助的机会。这些事虽然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但还是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教训。
谢：阿玛蒂亚·森早就提出过“民主社会无饥荒”的观点，他的基本判断就是信息的公开能使国际性的援助及时到来，而被监督的政府在灾难面前不敢怠慢。
丁：灾难出现时，信息要不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开放新闻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曾是困扰各级政府的问题。前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矿难，官员和老板马上想到防记者。2003年流行非典初期，真实的新闻报道也一度受阻。后来中央紧急决策，才开放了新闻，从而切断了病源的扩散。不让灾难信息公开，有多种动机。有的是为了粉饰政绩，回避问责，有的是权力的自负，以为只有自己能处理灾难，其他社会阶层可能在灾难面前承担责任，有所作为。事实上，不论古今中外，只有朝野合力，才能把灾难的损失减到最小。政府的责任是巨大的，主要的，却不是唯一的。信息开放的好处，就是让社会所有成员真实了解灾难的程度，迅速做出自己的选择，包括独立的判断，志愿的救助。社会各界出于良知和勇气参与，与政府的指挥协调并不冲突。没有必要提防社会力量的主动凝聚，要相信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理性力量。
丁：灾难中的信息开放，是防止谣言的最好办法。新闻越开放，对救灾越有利。开放有利于传播科学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全世界的智慧，使决策失误减到最低程度。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其实更应当说，谣言灭于公开。信息透明，谣言不攻自破。
谢：信息的公开，本身就是最好的动员。与以往发生自然灾害相比，这次募捐启动快，善款募集多，NGO参与早，社会动员广泛，人心更加凝聚。
丁：今天传媒高度发达，生活中无处不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无论人员数量、专业素质还是技术手段，都已经今非昔比。新闻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潜力，释放能量，取决于制度环境。地震发生，电视能在第一时间全程报道，是媒体的选择，更是政府的决策。在目前的体制下，发生重大事件，决策者掌握着媒体活动空间的大小。如果只准规定动作，不准自选动作，广大新闻工作者纵有一腔热血，一身绝技，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开放才能使新闻工作者施展有路，报国有门。
谢：在灾难面前，政府认同开放的新闻的积极作用，与新闻界合作互动，也为政府赢得了主动。国家领导人面对新闻界阐述救灾的决策和思路，在电视上展示自身的活动，让全社会感到了温暖和力量。我的期望是，特殊时期的开放行为，最好能够演变为新闻传播的常态，演变为制度安排的应有之义，让新闻媒体在更加宽松的环境里自主发挥。不论朝野，通过抗灾，都顺应人类文明基本价值走向成熟，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