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九一八纪念日，我去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借这个机会，我参观了纪念馆。其中有一幅关于1936年“七君子事件”的图片。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共产党当时得了分，国民党丢了分。七个人当中的邹韬奋病逝，李公朴遇害，其他几位在新政权大多都做了高官，只有王造时受到冷遇。1957年，章乃器、王造时成了右派。但他们的命运，至今还常常被人提起。我就想，七君子当时的角色，是不是属于社会贤达呢？其中多数是持超党派立场的，应当算社会贤达。
谢：在民国时期，社会贤达站出来发表独立的声音，是常有的事。章乃器、王造时他们，也不只是敢于发出和国民党不同的意见。1941年，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拿中国领土作交易，他们也以致斯大林一封信的方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封信由王造时执笔，“老大哥”恨上了他，他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冷遇可能与此有关。
丁：社会贤达，我想就是政府以外的知名人士。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旧朝在政治、外交、司法、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民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承担上下之间的润滑作用，有时候，社会贤达的力量对化解冲突能发生特殊作用，国家一定程度上认可这种社会力量。后来的社会结构中，不是没有构成这种群体的人员，而是国家的结构里不能容纳这种中间力量。
谢：近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基本是一个全能的社会，所有社会力量都被国家力量取代了。在单位以外，没有任何社会的力量。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声音消失了。社会贤达一般是以科、教、文、卫、工、商及前朝官员、地方绅士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这个群体的产生，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他们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舆论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舆论方面起作用。
丁：孙志刚案发生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教授学者们开始发挥作用。孙大午事件中，听说一些当过领导人的老同志的建议，对问题的解决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主要体现在公开的传媒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的私人活动。这是一个好现象。假以时日，可能在中国造就出一个类似于过去社会贤达那样的群体，他们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一个互动的关系，下情可以上达，上情可以下传。这个渠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里，它的作用虽然不可能与传统社会的功能相比，但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却是有目共睹的。
谢：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比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随着大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发生变动时，很难有缓冲力量，管理社会的成本非常高。在这方面，我个人以为，只要国家有诚意，这种社会贤达的培养并不很难。
丁：孙志刚案的处理，也许是一个契机。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身份，依法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还有一批教授、法学家的呼吁、上书，都是某种社会力量开始相合发生作用的迹象，如果国家有诚意，很多事情其实要好办得多。
谢：社会贤达发出声音，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还有不同，就是比较能超越个人的利益。
丁：农民工可有自己的代言人，拆迁户也有自己的代言人，乃至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小三阳”偏高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群体参加博弈。而社会贤达本人的利益没有受损，他们发言主要出于道义。他们发言或上书是为了公共利益。
谢：上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方式，在现代传媒未出现以前，这种方式的对象主要是帝王，这是一种原始的参政方式。就这种方式的技术层面而言，它很古老，也可以说是落后的，这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离开形式，就上书的激情和勇气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好传统。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上书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主特征是上书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帝王，而是公众了。
丁：现代知识分子的上书，一般说都要进入媒介，这样就使传统的上书成了一种公共舆论。
谢：旧大学里的教授们很喜欢使用这种方式，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上书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南联大时期，公开上书是教授们的家常便饭，凡见不公，就要用上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教授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听的人也习惯了，教授们上书的逻辑是做不做由你，而说不说在我。
丁：当代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国家结构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的宪政制度，有意形成政治活动的中间力量，是一种可能减少国家和社会对立的选择。
谢：过去讲三大法宝，其一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把敌人或者其他有差异的人变成朋友。这主要依靠社会贤达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