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国学术史的分期，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不同的分期思路，其实都包含一些价值判断。上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论，曾是中国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另外，这些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也多次引起人们的争论。作为学术争论，我以为学术史的分期问题，虽然不可避免要涉及政治、文化，但我更倾向于把学术史分期的争论限定在纯粹的学术范围，这样我们就会有比较自由的讨论余地。
谢：今年6月间，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在南京办了一次“民国油画展”。后来我在太原见到了这次展览的主要策划、著名美术评论家李小山先生，我就问他这个“民国油画”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地理概念，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我又问他，如果“民国”出生的油画家，他们在“共和国”时期创作的油画算不算“民国油画”？他说算。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民国油画”的概念，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考虑外，主要着眼于那些油画家主要的成长和活动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我又问他，在他的“民国油画”概念里，如何处理台湾和香港油画家的问题，他说还没有细想，但现在可以按习惯处理。
丁：虽然这是一个油画展览，但我以为他们的观念，对学术史的研究很有启发。
谢：受到这个油画展的启发，我想提一个问题。在我们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关于分期问题，历来有争论。我们能不能也按“民国油画”的思路，把我们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直接用“民国文学史”来指称呢？至少在学术史的分期问题上，这是一个思路。
丁：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学科的范畴中是包括了“共和国”文学的。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事实上也有许多人把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就比较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大概是来源于“新文学”的概念。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教育部委托老舍、王瑶、蔡仪和李何林设计这门学科的教学规划时，就用的是“新文学”概念。后来王瑶、蔡仪、张毕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都用了“新文学”的说法。比较早使用“现代中国文学”的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初。但这部文学史其实是一部文学通史，只是在讲解中国传统文学的时候，把当时的“新文学”包括进去了。
谢：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是中国所有人文学科分期的基本思路，这可能是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个思路是有一些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他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主要也是不满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性。虽然受到一些批评（王富仁就不赞成，王认为这有看轻“五四”传统的意味），但这个思路还是给人很大启发。后来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广为流行，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分期的怀疑。80年代钱理群、吴福辉和王超华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干脆用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书名，可见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态度。
丁：用“民国文学史”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那时的许多历史事实。从时间上说，用“民国”概念，学生可以自然理解，上下延伸一段时间是很自然的思路，这样自然就连接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则可以用“共和国”文学来说明。有了这个思路，其间的细节问题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学术史的分期思路，有可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发生新变化，因为“民国”的政治文化有其特点，放在这个政治文化背景下来评价“民国文学”，比较容易解释许多历史现象，也有利于丰富学科的研究手段。至于在“民国”历史时空中的“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等文学现象，也会获得不同的解释。“剑桥史”研究系列，用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概念，解释历史的角度立刻发生了变化。
谢：1949年讨论新时代纪年方法时，张元济当时就主张继续用“民国”。他讲了几点理由，这个意见当时许多人都赞同，毛泽东也赞同。后来是周善培提了另外的意见，才选择了公历纪年。《张元济日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下册，第12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